沈 青：牛总这个做法，在中国历史上是有典故的。当年宋江写了反诗，被抓到牢里去，水泊梁山一帮人去打劫，把他救出来。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宋江口袋里经常装着点碎银子，张家缺钱送一点，李家缺钱送一点。因此他是先散钱后聚义，把钱散了，就是把义聚起来了，按现在的说法就是把品牌聚起来了。等到晁盖一死，兄弟们就立即拥护宋江做了老大。
牛根生：当时有一件事我想得非常明白。那就是，和我在一起的这一帮人想干点事。他们跟我说，老牛，你不能就这么走了，你走了对不起弟兄。你是四十多岁的人，没做过别的事，我们也从小一起跟你干活，我们也没有别的本事。
沈 青：刚才牛总讲到的这段经历，实际上反映出两个问题。第一就是国有企业的体制。如果是个民营企业，即便牛总是CEO，大不了我给你加工资，给你年薪，给你股权，你给我好好干嘛。但在那种国有体制下不行，因为牛总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工人，最后做到能和老板分庭抗礼。老牛虽然身上披的是一张羊皮，但实际上他也是一只老虎。（金岩石：一山不容二虎。）对。第二个问题，从企业竞争和行业发展来讲，郑俊怀又做了一件好事。如果没有当时老牛的离开，就没有蒙牛的今天。今天回头来看，蒙牛迅速地起来了，但是伊利仍然存在，这是一件好事。
［短片：蒙牛初创旧址］
牛根生：这是1999年蒙牛刚成立时租的办公室，只有53平米，在呼和浩特市里。这个小房间呢，原来没有门，是我们的茶室。那一年刚从伊利出来，我就穿这条蓝裤子和这件上衣。车也是当年那辆捷达，蒙牛的第一辆车，跟了我好几年，很有感情。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大家坐在办公室里，还老往窗户外看，看窗外停着的车，让车别丢了。
牛根生：这个地方是我定的。当时我告诉办公室的白主任，他现在是公司主席，说一定要租一个房子，越贫民化越好，越犄角旮旯越好，越别人找不到的地方越好。当时房子周围的居民也不知道这就是蒙牛的办公室，因为蒙牛的广告在街上打得挺多挺靓，谁也想不到是这么一个小作坊。我记得很多股民想来交钱，特别难找，我们得在外边街上派个人，把大家领进来才找得见。为什么租这样一个房子？一个原因是原来的企业有十几亿元，出来以后，怕原来的员工看见丢人。再一个，怕人找得见的话，别给砸了。（曹启泰：什么叫做困难，什么叫做绝境，什么叫做绝处逢生？）
牛根生：当时入股入了将近1000万元，包括原来的旧部，还有业务单位，大家集资。到了7月份，有一天，三个银行的工作人员，带着两个带枪的人来了。那时屋子里有两张办公桌，桌上堆着一百多万元人民币。这些人进门一看，什么恶劣的环境，桌子上竟然放着一百多万，肯定是非法集资，连人带钱就给抓走了。后来是和林格尔的县长和县委书记把我给要回来了，说这个人不能抓，钱也不能没收，他的企业在和林格尔，包括产品都正在外地做加工，现在正需要这笔资金。那时我们也正在和林格尔盖工厂，又有曝光的了，说我们正在毁林，也要抓人。当天晚上，县委书记和县长给我开会，说你是我们开发区请回来的，毁林跟你没关系。但是有一点，明天我们就去跟人家应对这个事情，如果你干得好，判5年我们3年就能出来，如果你干得不好，判3年，我们要坐到5年才能出来。老牛，你可得好好干。我说好。
沈 青：如果大家喝牛奶的时候，想到这些事，这牛奶都喝不下去。
曹启泰：但话讲回来，《波士堂》也为大家呈现一个最真实的、企业界的，而且是最高管之间的竞争。
聚精会神搞牛奶，一心一意做雪糕
金岩石：我还有问题，当时清理门户了，那边赶尽杀绝，你一边东躲西藏，一边还得拉着兄弟，你哪还有心思做产品？
牛根生：各种外面的压力是很大，但我们对于自己要做的事还是很清楚。简单地说，我们就是聚焦。刚开始那两年，我们只做六七个产品。2000年的时候，有一次去酒泉参观一家乳制品企业，展览室里有四十多种产品，琳琅满目！我们随行的领导就有点不高兴了，他责怪我说，你们怎么才做六七种。我当时没说什么。等宾主双方在会议室里座谈的时候，酒泉的那位厂长喜滋滋地说，去年他们销了五万多元，今年的发展态势非常好，计划做到48万元的销售额。阿弥陀佛，他四十多个产品全年才销48万元，我的六七个产品那时已经销到两亿多元了。接下来，轮到批评我的领导自觉难堪了。所以在我们厂区，最大一块标语牌写的就是：“聚精会神搞牛奶，一心一意做雪糕。”其实这几年来，无数的人向我“劝进”过，一会儿有人说这个产业好，一会儿又有人说那个产业好。面对一切诱惑，这一阶段我们坚守乳业，不为所动。可以说我们一开始思路就很清楚。
袁 鸣：我想问的是，蒙牛成立时，您的高管团队里，8个人有6个是从伊利出来的。照我想，这个团队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不是就是报仇雪恨？
牛根生：这个是没有的。因为搞这个产业，绝对来不得半点仇，连喊冤都不能有。因为这是产业的安全问题，它是关系到全社会老百姓的事，你一旦有报仇的心，你说张三的牛奶不好，就相当于说你自己牛奶不好，你说李四的产品不好，相当于你这个产品里有问题了。全世界的食品行业都是这样，无论是饮料、啤酒、月饼，只要有一家的出了问题，其他家的全卖不掉，这是第一。第二，过去在伊利的时候，我就告诉大家，先做人后做事，如果人做不好，那你做的事肯定不是人事，人事你都不做了，你还做什么呢？所以我们是很安全地做我们自己的事。
沈 青：但你老老实实，并不意味着江湖也风平浪静。（牛根生：是。）
写下遗嘱上北京
曹启泰：2004年的2月到4月之间，蒙牛面对可以说是最黑暗的一段时间，先后发生了假新闻事件和投毒事件，面对着这样空前的威胁和挑战，您当时怎么想，怎么处理的？
牛根生：在食品行业里，有两件事情是非常要命的。第一是食品的安全问题，第二是媒体的打击问题。在历史上，可口可乐、百事可乐、雀巢、达能这些企业在不同的历史时间，都遭遇过这样的危机。2004这一年，我们正好接了这样两个单子。第一个单子是媒体的打击，五百多家媒体，全体一致说蒙牛这也不对了，那也不对了，所有的事件铺天盖地。后来通过公安局系统，把案子一破，原来是有人出600万元制造假新闻。破案后，做出三点裁决：一、公开道歉。二、赔偿损失，它发布负面信息花了600万元，按10倍的标准赔付，为6000万元。三、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后来实际上我只要求了第三条。比如那个赔偿损失，我说蒙牛这个时候也不缺6000万元，我们这么多的三四百个中高层领导，都是原来企业培训过的，培训费也应该比这6000万元多。所以，算了。
牛根生：第二个单子是投毒。事件刚一发生，我自己就感觉这是一帮职业亡命徒。食品行业里有名的民营企业，在不同时间都被投过毒，像娃哈哈、喜之郎。但这一次闹得太严重了。它给16个省，以及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大城市的媒体和政府都发去了电子邮件和信件，说是已经在蒙牛的产品里面用注射器打进什么东西了，如果你把钱在什么时间放到什么地方去，那么就把这个东西撤出来。威胁勒索你。实际上他就在武汉市一个商场里做了十几包，其他的都是假的。当时武汉市让产品全部下架，然后广播、电视马上宣传，不让市民买蒙牛的产品。接着第二天佛山的蒙牛产品也被下架了。
牛根生：这个时候我就赶快去北京。到北京之前，我把家里的所有事情安排好，说做不好这件事情可能就回不来了。因为我们是这个地方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我的产业链上当时挂着二百多万奶农，一人一口唾沫也把你唾死了。来了北京就通过这个关系，那个关系，但什么关系也不管用。危机到了什么程度，我跟我们的营销副总说，如果咱们这一招再不管用的话，我说你就去中南海的侧门，我在正门，我躺在这边，你躺在那边。后来我写了封上访信，总理从信访处拿到这封信，第一时间就批示：第一要赶快缉拿犯罪分子，第二在维护消费者安全的同时，也要维护企业的安全。结果九天的时间，犯罪分子就被抓到了，动用了中国最先进的网侦，把派出国外的国际刑警调回来，这是当时我没想到的。当时我们看完总理批示的那封信以后，我们班子所有的成员都流泪了。（袁鸣：听说您那个时候连一封遗嘱都写好了，觉得自己就过不了这个坎了。）
牛根生：脑子里一片空白。吃饭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吃饭。叫我喝水，啊，什么水？脑子里翻来覆去就是一句话：怎么会这样？怎么能这样呢？这是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啊？（袁鸣：我们知道您度过了这个危机之后，2004年6月蒙牛就顺利上市了。）是。这是最大的坎，在企业上市之前。像那个投毒勒索的匿名信就说，你要上市了，你们到了这个坎上，看见吗，赶快往上放钱。
蒙牛会收购伊利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