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士群最先瞄准了中央银行，他命汪伪76号化验室主任姚任年亲手制作好两颗定时炸弹，派汪伪76号的特务将这两颗定时炸弹，一颗送进位于逸园跑狗场的中央银行临时办公室，另一个冒充投递的邮包送至位于白克路的中央银行营业处，这两颗炸弹都按时爆炸，周佛海对此颇为满意，还就此奖励李士群奖金3万元。
在汪伪76号接二连三的恐吓威胁下，为了确保重庆政府领导下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农民银行的安全，重庆政府下令四大银行迅速撤离公共租界，搬入法租界。当时，只有法租界的态度中立，不依不傍，所以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农民银行三大银行都迅速迁往了法租界内的霞飞路，中央银行因为系统庞大，设施众多，所以没有迅速撤入法租界。眼看上海的诸大银行都纷纷搬迁，汪伪政府恼火了，下令伪中储银行上海分行向重庆政府领导下的四大银行强行提出用中储券开户的要求，却被四大银行一致拒绝。四大银行的这一集体行动，激怒了汪伪政府，汪精卫下令汪伪76号，开始破坏四大银行。
针对汪伪76号对上海诸大银行的破坏行动，蒋介石一面要求上海的四大银行“坚守立场，不能有丝毫让步”，一面命令戴笠火速派军统特务，对伪中储银行的职员进行报复，于是，一场血战就此开始。
1941年1月30日，汪伪政府调查处专门委员李明达被军统特务暗杀。
1941年2月20日，汪伪政府中储银行上海分行本部被两枚手榴弹袭击。
1941年3月3日，中央银行上海储蓄分行的办事员富荣炳遭枪击受伤。
1941年3月21日，汪伪政府中储银行第五次理事会调查处副主任楼侗被刺杀，当场毙命。
军统局的强力反击，让汪伪政府颇为恼怒，汪精卫指示汪伪76号，一命抵十命，全力反攻。于是，震惊中外的“上海银行大血战”正式拉开帷幕。
汪伪76号第一次惨绝人寰的枪杀行动，是针对江苏农民银行的，为什么是江苏农民银行，而不是中国农民银行呢？这是因为汪伪76号的笨蛋特务们深夜袭击，根本就没弄清楚他们袭击的目标，所以位于霞飞路和赛仲路口的江苏农民银行宿舍惨遭汪伪76号的特务们血洗。
1941年3月21日深夜11点左右，汪伪76号的特务们敲开了江苏农民银行的宿舍大门，在强行闯入后，一群特务将宿舍里的十几名银行职员绑到了宿舍的二楼，然后汪伪76号的特务们一起向被围困在二楼的银行职员们射击，十余名银行职员被乱枪打死。
第二天一早，汪伪76号的特务头子吴世宝发现，昨晚血洗的银行并不是李士群命令血洗的中国农民银行，于是又带领一大批特务，包围了位于极司菲尔路的中国农民银行职员宿舍，强行闯入后，抓走了180多名银行职员，导致中国农民银行瘫痪多日。
更让人发指的是，汪伪政府警政部，竟然还在上海的《中华日报》上为汪伪76号的暴行文过饰非。汪伪政府警政部在上海的《中华日报》发表文章，声称汪伪76号拘捕中国农民银行职员，事出有因，重庆政府应当对此事负责人。如果重庆政府不停止对伪中央储备银行的相关职员的刺杀和恐吓，那么汪伪76号将继续对上海其他金融机关的职员进行抓捕。在这篇文章的最后，还公布了汪伪76号抓捕的共计128名中国农民银行职员的名单。
尽管汪伪76号抓捕了中国农民银行的百余名职员，但是重庆中央政府管辖的上海四大银行，依旧坚决抵抗，其中三家照常营业。
于是汪伪76号变本加厉，开始了对上海四大银行的又一轮迫害。这次，汪伪76号动用了机炮，对上海四大银行狂轰滥炸，不仅造成多名银行职员伤亡，还毁损了上海四大银行的多处办公地点。
1941年3月下旬，上海中央银行法租界亚尔培路分行被炸，死亡7人，伤20人。
1941年3月下旬，位于公共租界内的上海中央银行白克路分行被炸，死亡3人，伤32人。
1941年3月下旬，位于公共租界内的上海中央银行静安寺路分行被炸，死亡6人，伤60余人，后多人因未能被及时救治而当场毙命。
1941年3月下旬，上海中央银行暂停营业。
1941年3月下旬，公共租界内的上海交通银行南京路分行被炸。
1941年3月下旬，上海交通银行住极司菲尔路的两名职员被汪伪76号抓捕。
1941年3月下旬，农民银行一名职员被汪伪76号绑架。
这接二连三的恐怖事件，让上海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然而，汪伪政府却假惺惺地发表声明，周佛海对外声称“心极不安，对死者尤觉抱歉。唯始作俑者乃渝方，我中储如不为渝方袭击，余亦不采此报复行动，故其责应由渝方负之也。余已电令停止行动，但今后如何，仍视渝方也”。
重庆政府针对汪伪76号血洗上海银行的举措
上海四大银行形势严峻，血案不断，为了保全剩余的职员，上海四大银行纷纷停业，并联名致电蒋介石，请迅速采取措施，力保上海四大银行的安全。
为此，蒋介石于1941年3月底召开了紧急会议，紧急会议由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主持，出席人员有财政部及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的要员钱永铭、张嘉璈、徐堪、陈行、周佩箴、顾翊群、徐继庄、戴志骞、周守良、霍宝树、郭景琨、赵仲宣、张嗍、戴铭礼、徐柏园等。
会议最后决定：
1.关于上海四行营业方针，要求“四行同人仍应不避艰难，坚守立场，照常营业，以尽为国家社会服务职责，并请财政部发表谈话以安定人心”。同时，为妥慎应付防患未然起见，要沪四行应设法紧缩存款、汇款业务；紧缩人员，其干练机警者留沪办事，不必要者，陆续设法后撤，力予减少重要库存，公债继续打洞，一切账册应留存副本，但必须设法放置安全地点。
2.关于被绑及死伤人员的善后办法，对被绑人员，一面咨请外交部转商英、美、法各大使交涉释放，一面由各行就近相机设法营救，并劝慰其家属；对被害人员，由各行优予议恤，并由各行查明姓名开单报告，俾便呈请政府核议抚恤褒扬，以慰忠魂；对受伤人员，由各行派员负责监护，妥为医治，并由各行负担全部医药费用，伤愈并从优晋叙。
3.关于今后沪行暨职员的安全问题，由财政部咨请外交部转商英、美、法各大使转饬沪领馆切实保障租界内商业及从业人员之安全；沪行同人嗣后应缜密戒备，加强警卫，以免类似事件之发生；各行应在美军防区内为行员预备宿舍，以策安全。
（会议决定引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四联总处档案）
会议结束后，孔祥熙还向重庆政府外交部发出了急电，要求外交部迅速与英、美、法使馆联系，请上海领馆暨法租界及公共租界工部局设法引渡或予保释将被绑及被捕人员。
1941年4月1日，上海银行界集体向汪伪政府请愿，要求保释中国银行被捕人员，然而周佛海却拒绝释放被捕人员。4月4日，上海钱业公会会长秦润卿及金城银行上海总经理吴蕴斋再次具名保释中国银行被捕职员，又被周佛海拒绝。
汪伪政府与社会各界一直僵持到1941年4月6日，才算允许保释中国银行被捕职员，然而直到4月8日，释放了被捕人员的汪伪76号，却还是要求所有被获释人员“暂住原处，不准擅离”。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41年4月16日上午，汪伪政府中储银行上海分行会计课副主任张永刚被刺杀，当场毙命。这件事情令汪伪政府又一次大开杀戒，当晚，汪伪76号的特务们就在吴世宝的带领下，枪杀了中国银行的三名职员。
至此，上海四大银行的职员们再也不敢出门，四大银行于1941年4月17日全部停业，这个消息，倒是令汪伪政府颇为开心。
针对上海严酷的形势，重庆政府再三商讨后，指示上海四大银行：
1.营业人员从紧配备，即寄寓营业室内，不必外出；
2.营业地点可商租界当局多派警卫保护，严密防范；
3.其余内部工作，职员可分散居住，分地办公，个人居住及办公地点应严守秘密，只需各行经、副理知悉，以便联络接洽即可，万勿集中一处；
4.所有因上列办法或其他为谋同人安全设备之各项开支，可不必计较，其继续办公之同人并准特给奖金，以示鼓励，此节亦由各行斟酌情形，授权在沪负责人员权宜办理；
5.外汇应由各行缜密准备撤退，速由各行分别向中外商业银行接洽，商定委托解付汇款及支付存款办法，万一到必须实行撤退时，所有四行对商民、对存户应负之解负责任，仍可由中外商业银行代为办理，用示四行始终对人民服务之精神；
6.一面已饬知其他方面，对四行用人之安全特别注意，不必畏虑，至各沪行副理等电请辞职一事，并盼切实慰劝，晓以大义，共体时艰，继续努力。
（重庆政府指示内文引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四联总处档案）
这次针对银行的上海血战，令上海陷入了巨大的恐怖之中，真可谓血雨腥风，一片萧瑟。这场银行大战，让汪伪76号和军统局“大打出手”，也让重庆政府在上海的银行系统全部瘫痪。
最后，蒋介石不得已命令杜月笙出面调停，一场“银行大血战”才算暂时告一段落，汪伪政府乃至汪伪76号算是这场血战的胜出者，在上海，法币和中储券开始共存。
1942年2月，针对这次上海各大银行遭受的打击，蒋介石亲自签署行政院训令，对在上海大血战中死伤的人员“明令褒扬，以彰义烈”，“褒扬其殉难行员，各特给一次恤金2000元，其受伤行员，给一次救济金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