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灵
我生长在水乡，水使我感到亲切。如果我的性格里有明快的成分，那是水给我的，那澄明透澈的水，浅绿的水。
我多次横渡钱塘江，却只是往来两岸之间，没有机会沿江看看。钱塘上游的富春江，早就给我许多幻想了，直到最近，才算了却这个无关紧要的心愿。
江上旅游，最理想的，应当坐木船，浮家泛宅，不计时日，迎晓风，送夕阳，看明月，一路从从容容地走去，觉得什么地方好，就在那里停泊，等兴尽了再走。自然，在这样动乱的时代，这只是一种遐想。这次到富春江，从杭州出发，行程只有一天，早去晚回，雇的是一艘小火轮。抗战期间，从杭州到所谓“自由”区的屯溪，这是一条必经之路，舟楫往来，很热闹过一时；现在“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才还了它原来的清静。在目前这样“圣明”的“盛世”，专程游览而去的，大概这还算是第一次。
论风景，富春江最好的地方在桐庐到严州之间，出名的七里泷和严子陵钓台都在那一段；可是我们到了桐庐就折回了，没有再上去。原因有两种，时间限制是其一，主要的是因为那边不太平，据说有强盗，一种无以为生、铤而走险的“大国民”。安全第一，不去为上。这自然未免扫兴，好比拜访神交已久的朋友，到了门口没法进去，到底缘悭一面。妙的是桐庐这扇大门着实有点气派，虽然望门投止，也可以约略窥见那秀甲天下的光景。
从钱塘、富春溯江而上，经富阳到桐庐，整整走了九小时，约莫有二百里的水程。清早启碇，沐着袭人的凉意，上面是层云飘忽的高空，下面是一江粼粼的清流，天连水，水连天，交接处迎面挡着一道屏风似的山影。——这的确是屏，不像山，动人的是那色彩，浓蓝夹翠绿，深深浅浅，像用极细极细的工笔在淡青绢本上点出来的。这一路上去，目不暇接的是远远近近的山，明明暗暗的树，潮平岸阔，风正帆轻，偶或在无穷的原野中出现临河的小村小镇，听听遥岸的人声，也自有一种亲切和喜悦。
过了富阳，因为连日阴雨，山上的积水顺流而下，满江是赭色的急湍。船行本是逆流，这一来走得更慢。时间太久了，不断的“疲劳欣赏”渐渐使人感到单调。直到壁立的桐君山在船头出现，这才士气大振，似乎发现了新大陆。拿经历来印证想象，过去这大半天所见的光景，跟我虚构的画面至少有点不符。我想象中的富春江没有这么开阔，夹岸对峙着悬崖峭壁，翠嶂青峰，另是一番深峻的气象。看到桐君山，我这才像是看到了梦中的旧相识。它巍然矗立，那么陡峭，那么庄严，似乎颇藐视我这个昂首惊喜的游人。山上没有什么嶙峋的怪石，却是杂树葱茏，有一株不知名的花树，众醉独醒，开得正在当令。绿云掩映之间，山巅掣出几间缥缈的屋子，有人正在窗前探首，向江心俯瞰。
船转过山脚，天目溪从斜刺里迎面而来，富春江是一片绀赭，而它却是溶溶的碧流，两种截然不同的颜色，在这里分成两半，形成稀有的奇景。
桐君山并不高，却以地位和形势取胜，兼有山和水的佳趣。背后是深谷，绵延的山脉；前面极目无垠，原野如绣，而两面临水，脚底下就是那滔滔东去的大江；隔岸相望，两江交叉处是桐庐的市廛一撮，另一面又是隔岸的青山。山顶的庙宇已经破残不堪，从那漏空的断壁，洞穿的飞檐，朱痕犹在的雕阑画栋之间，到处嵌进了山，望得见水。庙后的一株石榴，寂寞中兀自开得绚烂，那耀眼的艳红真当得起“如火如荼”的形容，似乎也只有这样的地方才配有它。站在山顶，居高临下，看看那幽深雄奇的气势，我想起历史，想起战争，想起我们的河山如此之美。而祖国偏又如此多难。在这次抗日战争中，桐庐曾经几度沦陷，缅想敌人立马山头，面对如此山川，而它的主人却是一个坚忍的、不可征服的民族，我不知激动他的是一种怎样的情感。
渡水过桐庐，从江边拾级而上，我们在街上闲闲地溜达了一回。这是个江城，同时是个山城，所以高高地矗立在水上。像喜欢杭州的龙井一样，我喜欢这个小城。好在小，比较整洁，有温暖亲切的感觉，令人向往丰乐和平、日长如年的岁月，不像有些小村小城，一接触到就使人想起灾难、贫穷、老死，想起我们民族的困厄，桐庐街道虽小，却并无逼窄之感，道旁疏疏地种着街树，这似乎是别的小城市中所不经见的。市街相当繁荣，有些房子正在建造。劫灰犹在，春意乍生，可以看出这个小城是相当富庶的。
临江有一家旅馆，两面临水。一位朋友曾经在那里投宿，据说入夜倚窗，看山间明月，江上渔灯，有不可描摹的情趣。可惜我们没有这个幸运。数年来梦想的富春江，总算看过了。虽然连七里泷和钓台的面也没有见，可是到底逛了桐庐。这就够了！单为爬一次桐君山，也算得此行不虚！人们艳说上游如何如何的山回水曲，引人入胜。如何如何的柳暗花明，奇峰突起，看了桐庐，我们的想象有了驰骋的依托，从这里也可以得其一二，愿将此留供低徊，作他日直溯上游时的印证吧。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二日
【人物介绍】
柯灵（1909—2000），原名高季琳，笔名朱梵、宋约。原籍浙江绍兴，生于广州。电影理论家、剧作家、评论家。1926年在上海《妇女杂志》发表叙事诗《织布的女人》而步入文坛。1941年与师陀合作，将高尔基的话剧《底层》改编成话剧剧本《夜店》（后改编成电影），有广泛影响。1948年到香港《文汇报》工作。1949年回到上海，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文汇报》副社长兼副总编、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所长、上海电影艺术研究所所长、《大众电影》主编、上海作协书记处书记、上海影协常务副主席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