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的老榆树
在千百种树木中，我不写多情的垂柳，不唱婷婷的白桦，而赞美最先闯入我童年记忆的家榆。
看着一棵棵外表麻麻裂裂的老榆树，一种特殊的感情在我心中油然而升，冲洗着我记忆的胶卷，显示出一帧帧清晰的画面。
在国家遭受三年自然灾害的年代，记得是我5岁那年，妈妈领着我和姐姐，去山东的外婆家串门，当时那里的榆树叶子都让闹饥荒的人填了肚子。在外婆家的院子里，不知是什么时候锯倒的一棵碗口粗的榆树，树皮也被剥了许多。
“这榆树里边那层白皮能下面条吃，你们扒点吧。”
外婆一边告诉我们，一边干着手里的活计说。有多少天没见过一丁点面了，真想立刻就吃上一碗香喷喷的面条啊！我们姐俩高高兴兴地扒了起来。费了好半天劲，小手都勒红了，好不容易扒下了几条白纸一样的树皮，姐姐一边嚼着，一边递给我两小条。
“唉呀！真好吃。”我高兴地叫了起来。
回到北大荒的第二年，也不知怎么回事，前几年的大白面馒头再也不见了，每天上顿是菜叶熬麦麸，下顿是麦麸熬菜叶，有时连菜叶也断了顿。
这时，妈妈又嘱咐姐姐：“仙子，你跟弟弟去道旁摘点榆树叶回来，晌午熬粥喝。”我高兴地抢先拎起个小筐，一蹦一跳地向榆树跑去。
当时，我虽然只有6岁，却又一次使我懂得，这榆树，它又在为我们的生活默默地贡献着生命的一部分了。
还记得有一天爸爸在路旁捡回了一棵被车撞倒的榆树，把它栽到院子里，我恐怕它口渴，经常为它浇水，这榆树后来竟真的活了。
二十多年过去了，外婆家那儿已成为绿树环绕着的一座工业城市。我们这九三国营农场管理局，已变成了一座初具规模的农垦小镇，昔日的“马架子”不见了，一座座楼房拔地而起。别说是榆树叶，就连吃一口甜丝丝的榆树钱，除了小孩也没人吃它了。
我也到了当婚的年龄，母亲一面张罗给我做家具，一面又犯愁木料不够。我的爸爸，这位抗美援朝时入伍的老兵，和许多战场时的老红军战士一样，在农场操劳了大半辈子，腰弯了，背驼了，虽然退休了，可他还整天上班帮助忙乎。他除了一心一意地工作外，没有更多的门路，买不到木材，整天紧锁着眉头，不吭声。不知是谁说了声：“咱家院里不是有一棵老榆树吗！”
这一声，提醒了正在扒蒜的妈妈，也吓坏了正在烫酒的爸爸。爸爸侍弄了二十多年的这棵老榆树，已有小孩一搂粗了。每年夏天，我们全家在树下支起小桌吃饭，一些和爸爸要好的棋友们，在这里交锋。闲暇时，一些大娘婶子们，在树阴下搓着麻绳、纳着鞋底、唠着家常，课余时间，我和伙伴们在树下玩耍。
因为要锯这棵树，爸爸和妈妈不知吵了几回，最后为了我，还是少数服从多数，经过林业部门批准，我们决定把这棵树锯掉。
锯树那天，这棵老榆树好像通人性似的，小风一刮，无数片叶子像无数双小手，在向我们求救。爸爸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他这一辈子就喜欢树，也许因为他有这棵榆树一样的性格。他用双手搂了搂这棵树，迟迟不愿意离去。老榆树啊，老榆树，你这种默默无闻地为人类做贡献的性格，不正是父辈垦荒者的真实写照吗？
霜花赋
我酷爱早晨玻璃窗上迷人的霜花。
霜花，北大荒的冬天的天然杰作，每每看到它，都引起我一次次美好的遐想。
记得小时候，到了冬季，我每天早晨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趴在冰凉的窗台上，一边细细地观察着玻璃上瑰丽的霜花，一边好奇地问着大人：“霜花为什么这么好看？”但从没得到过正确的答案。有时自己能为从这么几块玻璃上找出有趣的图案而陶醉；有时也为这些霜花过早地消失而惋惜。
在我现在的眼睛里，霜花就更有着美的价值了。不信你看：这些图案中，有的像参天的海南椰树，有的像热带的奇花异草，奇怪的是，每块玻璃上的图案，都别具一格，惟妙惟肖，天天都有创新，决不重样。
有人说它像闻名中外的北大荒版画，线条清晰，构思新颖，想像大胆，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说它比北大荒版画更潇洒、豪放，更不见人工痕迹。
也有人说它像构图巧妙的海伦剪纸，剪法明快、朴实。我说它比剪纸更玄妙、神奇，生在窗户上，给人们一种自然美的享受。
霜花，你在万籁俱寂的夜晚，是寒风把你悄悄送到窗上，使人们清晨一睁开眼睛就能得到美的享受，同时，也填补着玻璃上这块空白。让美充满了人间的每个平面。
我凝视着美丽的霜花，想起了当年为开发北大荒立下了汗马功劳的拓荒者，他们从四面八方拥到这里，在北大荒这张白纸上，描绘着一幅幅美丽的图画，他们洒下的汗水变成了珍珠，他们涉足之处变成了万顷良田。正是他们，给农垦第二代留下了生活的美！然而他们却像霜花一样，并不向人们索求什么便悄悄隐去……
我爱霜花，更爱我们的农垦先辈！
档壁镇新姿
这是个令我难忘的星期天。这天，秋高气爽，天高云淡。我们几个人随省检查团，经过逶迤的完达山脉驱车来到位于黑龙江省密山市兴凯湖西端中俄边界河北岸的小镇——档壁镇。
在小镇逗留的短短几个小时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而且美好的印象。
档壁镇，过去只是八五一?e3ac农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打鱼点，可历史上却曾经是繁华一时的中俄贸易口岸。它南临俄罗斯的图里洛格镇，向东汇入兴凯湖的白陵河为国界。
小镇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有过辛酸的过去，也有一本兴衰的历史。1861年中俄东部边界谈判在这里举行后，内地居民就不断迁来。1889年档壁镇开始有居民居住，当时人称此地为“快当别”。到1912年人口陆续迁入，镇内开始产生商业雏型。1917年人口逐渐增多，并开始建房拉街积成屯落。1927年，小镇初具规模，同时建镇，人口已达一千九百多人，小镇南北三里，东西四里，镇内店铺成行，中俄贸易开始逐步兴隆。
登上几十米高的望塔，饱览南岸异国风光，绿树、白楼、红房，相互辉映。回过头来，再看看大兴土木的档壁镇，我仿佛看到了小镇的明天。
档壁镇是从昨天艰难地走过来的。1930年，俄国远东贸易部设立专门机构，收购中国粮食及副产品。我国也在这里设立商号、粮栈二十多家，每天以上百辆大车，将商号粮栈的大豆、小麦、荞麦、小米、高粱等运到俄罗斯的金华高丽，换回日杂及小农具，他们在这里以小日用品百货换取烧酒、豆油等，以物易物。1934年前的八年里，我国北从同江府，西至依兰府的运粮车络绎不绝，车马云集，人烟稠密。“快当别”的杂货铺、成衣铺、肉铺、油坊、大烟馆、会局、说书馆，五行八作，应有尽有。其间，“快当别”改名为档壁镇保，保下设四个甲，档壁镇甲、岭东甲、沟水甲、岭西甲，共七百多户。
档壁镇这个小地方，在当年也未能幸免日本侵略者的践踏。1934年，日军占领了中国东北边陲后，逐步实行边界封锁，中苏民间贸易受到限制，贸易量越来越少，特别是到1935年，双方都设立边卡，进行检查，密山出口的谷物粮食关税也不断增长，使档壁镇萧条多了。1941年6月，日军净化边界，将档壁镇全部烧光，居民被撵得东跑西散，从此档壁镇只有其名而无其实了。
档壁镇的兴衰，是与共和国息息相连的。建国后，政府拨款重建档壁镇，现在隶属黑龙江省牡丹江农管局八五一?e3ac农场管辖。
近年来，随着全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档壁镇的区域建设已初具规模。从1985年起，这里除了陆续修建了望湖亭、宾馆等设施外，还建了一个能容纳300人就餐的大餐厅，数十个小餐厅，还有游船、浮船、胶皮船、电子游艺室等。1988年国务院正式批准档壁镇为对俄贸易口岸，小镇又恢复了生机，热闹起来了。
1991年秋天，两国正式签约，恢复档壁镇口岸贸易。1992年4月10日，白棱河上“会晤桥”落成时，中俄双方在白棱桥上举行了隆重的竣工典礼，黑龙江省省长助理王宗璋及一些当地官员与俄罗斯太平洋边防军副司令尤索夫将军、滨河边区副行政长官马特约夫等俄方官员出席了剪彩仪式。其间，两国文艺工作者表演了精彩的节目，仅30米长的岸，站满了身穿节日盛装的中俄当地居民。
当天，双方还进行了临时过货活动。那边是满载化肥的“吉尔”，这边是满载白糖的“东风”。两岸群众按捺不住焦急的心情，隔着四五米宽的界河招手问候，十几名俄罗斯儿童跑到河边，调皮地玩耍起来。我方的几名小伙子把泡泡糖和打火机抛向对岸，对岸也扔过来一支支圆珠笔……这种“民间易货贸易”也不知不觉地开展起来。
来到档壁镇，不游兴凯湖将是一大憾事。兴凯湖，又名兴开湖。
“兴凯”为满语，意思是水从高处向低处流。兴凯湖面积4380多平方公里，湖南海拔69米，最深达10米。
兴凯湖盛产的闻名遐迩的大白鱼，过去是清朝镇守使给光绪、慈禧上贡的精品。因这里湖水清净，用湖水清炖的白鱼，鱼肉色白而细嫩，汤也是白的，稍加盐等作料，其味道异常鲜美。当地人说“到档壁，不食白鱼为游人之憾事”，为此旅游部门专门配备五条船捕捞白鱼，凡来游湖者可一品佳肴。
我们穿过茂密的小柞树林，便是档壁镇一绝——天然湖岗，绵延7.5公里长。湖南烟波浩渺，风光旖旎，浩瀚无际。
每年七八月份旅游旺季，附近农场的职工，还有从鸡西、七台河等煤城来度假的人，每天不下三四千，最高达15000人。据介绍：自1985年档壁镇正式成立旅游公司以来，已接待国内外客人120万人次。有趣的是，湖岗边的沙子全是白的，人们从湖水里游累后，便仰卧在这里晒太阳，细细的白沙子，比冬天的火炉还热，意志不坚强者，恐怕还不敢躺在上边。
经过八年的建设，现在这里已变成闻名中外的旅游胜地。省人民政府已批准在这里建立经济合作区，省旅游局已批准八五一?e3ac农场在这里建立三类旅行社。这些都为旅游搭台、经贸唱戏、国内外旅游一条线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这里的湖水像大海一样，一望无际，水天一色，点点白帆，随浪飘摇。岸上苍松翠柏成荫，岸边的细沙洁白柔软，形成一个天然的大浴场。因此，有人称它是北大荒的“夏威夷”。
我们这些旱鸭子，见到水就像“叶公”见到龙一样。每人在湖边小摊上选了一个游泳裤，艰难地在白沙滩上走着，选择最佳的下水地点。
我们几个人在水里胡乱地扑腾了一通后，上岸便躺在白沙滩上，我拿起照相机，拍下了同行们日光浴的镜头。一个个捂得发白的皮肤，终于见到了阳光。
我敢说这兴凯湖畔的沙滩，不亚于大连海湾，在这里游泳，比在北戴河海滨还舒服。作为垦区机关的一名工作人员，在我们的区域内，还有这么美的地方，以前我连想都没想过，这次只是觉得逗留的时间太短了。
炮声响过之后
离开跃进农场快二十年了，那里的一切都在渐渐淡忘，惟有这件事，像刻在脑子里一样，时常想起来，总有种不写出来不舒服的感觉。
那是1974年，我们高中毕业后，全班同学分配到跃进农场，我和其他11名同学分到了七队（原兵团46团7连）当农工。当时，连里虽然有些知青返城，可大部分还在。
有一次，连长安排我们农田排的十几个青年，到马号前刨冻粪，刨下来后，再用拖拉机把粪送到地里。连长是年近五十的山东支边青年，人称“大倔子”。指导员三十多岁，是齐市下乡青年。
那天一大早，排长领我和几个知青去连部领回修水利用的雷管和炸药，准备去炸那个小山一样的粪堆，正遇着连长和指导员都在屋。
“领这么多炸药干什么？”连长问我们，我们说：“崩粪。”
“你们千万别胡来，离马号那么近，别把房子崩坏了，少拿，用不了这么多，放多炸药会出事的。”
我们看了看指导员，指导员明白我的心思，他说了句：
“没事，少放点不就行了！”
说完，我们拿着成管的炸药、雷管和导火索，就朝马号前走去。
两人一伙，开始用钢钎凿炮眼。
排长挨个告诉着：“一个眼里放两管就行。”我们嘴里答应着，可又都想崩起个大块来，好显一显能耐。
这时，班长用“东方红”链轨拖拉机，拉了两节拖车厢装粪来了，可我们都光顾打眼了，谁也没有去出那傻力气——刨粪了。不知是谁说了句：“把车往前靠一靠，崩到车上多点，不也省着装了吗！”
大伙都挺赞同这个主意，随声附和着。
班长把车停到炮眼跟前后，好像意识到了什么，就把牵引架摘了下来，把“东方红”开到马号前。
为了保证炮的爆破力，我们都把炮眼斜着往里打。打眼的钎子，都顶着拖车厢了。
忙乎了好一阵子，五六个炮眼全都打好了，炸药也都装完了。
开始点炮了。我们都躲到马号值班室里，从玻璃窗户观看“阵地”。排里的一位老知青去点炮。只见他逐个点着后就往回跑，他刚跑进屋，就听到“轰隆、轰隆……”几声巨响，就像天女散花。一个车轮胎炸飞到半空中，又很快落了下来，拖车也被掀起来一下，整个场面，就像《地雷战》电影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