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每一方在选择策略时都没有“共谋”（串供），他们只是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策略，而不考虑社会福利或任何其他对手的利益。也就是说，这种选择是当事人的最佳策略组合。“囚徒困境”有着广泛而深刻的意义。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各人追求利己行为而导致的最终结局是一个“纳什均衡”，也是对所有人都不利的结局。他们两人都是在坦白与抵赖策略上首先想到自己，这样他们必然要服长的刑期。只有当他们都首先替对方着想时，或者相互合谋（串供）时，才可以得到最短时间的监禁的结果。
1968年，著名学者哈丁将这一断言模式化，提出了“共有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的概念；1971年，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又提出了著名的“床垫问题”。在床垫问题中，成千上万辆汽车从科德角（Cape Cod）度完周末后，由一条双车道高速公路返回，就在此时，一个床垫从货车的顶端不为人注意地掉了下来，掉入了向北行驶的车道上。问题来了：谁会停下来移开这个床垫呢？通常，答案是谁也不会。远离该床垫的、处于忙碌交通中的人们不知道问题在哪，所以不会来移开。正在绕过床垫的人们已经等了如此之久，以至于他们只想着如何绕过它。在漫长的等待之后，他们最不情愿做的就是花几分钟时间把床垫从车道上移开了。而已经绕过床垫的人们不再有动力去挪开它。床垫问题与“社会闲散效应”很相似：责任分散了，旁观者干涉的速度就慢了。
二八、近在咫尺的“哈定悲剧”
2010年9月19日前后，北京经历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堵车，又一次保住了“天下第一堵”的称号。据悉，北京的交通拥堵，早已世界闻名。某国际机构的调查结果表明，在世界众多大城市中，北京与莫斯科、墨西哥城，并列“最堵”榜首；前不久国内的一项针对7个大城市的研究报告指出：道路畅通时北京市居民平均每天上下班在路上的时间为40.1分钟，道路拥堵时为62.3分钟。每月北京居民由于道路拥堵产生的经济成本为335.6元，为全国第一；紧随其后的是广州和上海，拥堵成本分别为265.9元/月和253.6元/月。
2010年9月17日的一场小雨，造成连续几日北京全市道路异常拥堵，19日19点30分，北京市交通委实时路况图上全市道路几乎全线飘红，时速不足20公里的道路有上百条，只有四环外道路还能看见星星点点的绿色。一位司机抱怨说：“从东内小街到家平时就十几分钟，今天足足走了将近两个小时。儿子倒是美美地睡了一个多小时，也算是此次堵车时唯一的收获了。”类似的情况几乎比比皆是，甚至连平时最好走的南四环也变得拥堵异常。
于是，微博成为堵车时的一大发泄渠道。打开手机，热议“堵车、塞车”的微博共有29万余篇，此时活跃的微博成了最好的即时表达与发泄的工具，试看——“我晚上六点在北四环健翔桥，用了两个小时蹭到了西二环官园桥。堵得我昏昏欲睡，饿得我头昏眼花，踩得我两腿发麻，累得我一言不发。”“我从复兴门回百子湾，打车花了3个小时，等待时间2小时40分钟……”“朋友聚会，有堵一个小时的，也有堵了三小时刚到的，也有堵得不来的。”“我在红方剧场，广播响起：因堵车严重，演出推迟十分钟开始。”当然，还有更逗的——“一场小雨，足以击瘫北京交通！如果你从团结湖路口穿过长虹桥到工体西路，短短三公里，你可以打开《三国演义》，从桃园三结义看到关羽走麦城，车都到不了。恍惚间，以为长虹桥变成长坂坡，堵满了曹魏八十万大军。”
据分析，酿成19日这次北京交通大拥堵的，有“常态因素”和“特殊因素”。就前者而言，就是车多路少；就后者而论，则一是由于中秋节调假，本该休息的星期日成为工作日，而车辆限行办法却没有“配套”调整，平时工作日被“关”在停车场的20%的汽车也自由上了路；二是适逢中秋、国庆前夕，外地进京、郊区进城“联络感情”的车辆大大增多。对此有分析认为，凡是权力集中的地方，都有形形色色的“送礼车”蜂拥而至，像蝗虫一样堵塞着交通，刺痛着老百姓的双眼。对于中国人来说，送礼是一种政治；对于中国人来说，“逢节必堵”不仅是一种“节日病”，更是一种“社会病”甚至是“政治病”。
而在“常态因素”和“特殊因素”中，前者无疑更为重要，因为它是无时不在的。有论者指出，“京堵”的关键因素在于没有很好地“限售”，即由管理部门控制机动车的保有量。据悉，上海没有像北京那样“撒开儿”卖车，而是从1994年就一以贯之地实行了私有机动车增加额度控制政策。根据实际情况，政府部门每月确定发放私车牌照的数量（一般是几千个），以拍卖会的形式公开向社会发售，价格随行就市；拍卖所得，全部用于发展公共交通事业。15年来，上海共由此筹集了150多亿元，大大加快了公共交通事业的发展。“路速”超过“车速”，才使上海交通拥堵现象逐年缓解。仅以2008年的数据为例，就可以看出京沪的明显差异。2008年年底，北京的民用汽车保有量为318.1万辆，同比增长14.5%；其中私人汽车248.3万辆，增长17.1%；而同期的上海，民用汽车保有量为132.12万辆，同比增长10.4%，其中私人汽车拥有量为72.04万辆，同比增长17.5%。是北京人比上海人更阔，购买力更强吗？非也。还是以2008年为例，北京的GDP总量10488亿元，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63029元；上海的GDP总量为13698亿元，也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为72487元。一个“纵欲超生”，一个“节制生育”，不同的管理“路数”，造成了不同的结果。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上海是越来越通畅了，而北京则是相反。
而若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这“天下第一堵”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名为“集体陷阱”的现象在作怪。上述“限售”的药方所针对的只是管理者，而对购买者似乎没有涉及。但私家车暴增的源头在于“人人都想拥有自己的车”这种不合中国国情（尤其不合“京情”）的欲望，所以，每一个买车者也许不会想到，正是他们自己的行为促成了“天下第一堵”，或者说是他们自己堵住了自己。
具体而言，以2010年9月19日前后为代表的“京堵”，又一次验证了“哈定悲剧”。
格雷特·哈定（1915～2003）是美国著名的生态学家，他创立了世界上第一部《生态法》，其成名之作为1968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论文《共有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文章揭示了一种人类共有资产的集体困境，哈定指出：“在共享公有物的社会中，每个人，也就是所有人都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这就是悲剧的所在。每个人都被锁定在一个迫使他在有限范围内无节制地增加牲畜的制度中。毁灭是所有人都奔向的目的地。因为在信奉公有物自由的社会当中，每个人均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最后，“公有物自由给所有人带来了毁灭”，这就是所谓的“共有地悲剧”，也称为“哈定悲剧”。
为说明问题，哈定“虚构”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片茂盛的公共草场，政府把这块草地向一群牧民开放，这些牧民可以在草场上自由地放牧他们的牛。随着在公共草地上放牧的牛逐渐增多，公共草地上的牛达到饱和。此时再增加一头牛就可能会使整个草场收益下降，因为这会导致每头牛得到的平均草量下降。但每个牧民还是都想再多养一头牛，因为多养一头牛其增加的收益归这头牛的主人所有，而增加一头牛带来的每头牛因草量不足的损失却分摊到了在这片草场放牧的所有牧民身上。于是，对于每个牧民而言，增加一头牛对他的收益是比较划算的。在情形失控后，每个牧民都会不断增加放牧的牛，最终由于牛群的持续增加，使得公共草场被过度放牧而造成退化，从而不能满足牛的食量，并导致所有的牛因饥饿而死，因此成为一个悲剧。
文中，哈定还把共有地悲剧与另一些实际问题联系起来，比如人口膨胀、污染、全球资源衰竭以及核武器的扩散等，都是“共有地悲剧”的不同表现形式。
由此来看北京的大堵车，如果说，这次大堵车的责任人就是被堵的每一个人，可能有点打击面过大，但要是说一大部分司机要为此负责还是靠谱的。破解哈定悲剧的出路除了法制和制度之外，道德上的自我约束也十分重要，在明知北京机动车保有量已经突破极限之时，如果还要买车，就像“哈定悲剧”中那些“超额放牧”的牧民一样，最终会给集体带来毁灭，也包括他们自己。
“哈定悲剧”揭示了：在每个人都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社会，其结局必然是悲剧性的。其深刻之处在于，这种灾难是群体的而非个人的，是大家都能看得到、却又难以避免的，是普遍存在的、而非仅仅是局部的个案。
2009年6月16日上午，四川资阳市简阳三岔湖水面上，大小船只异常忙碌，渔户脸上不是丰收的喜悦而是灭顶的痛苦——14日晚到15日凌晨，水库网箱养殖户突然遭遇大面积的死鱼，水面上看去白茫茫一片。据相关部门保守估计，到15日上午已打捞出几百万斤死鱼，几百户养殖户蒙受了极其惨重的损失，从200万元到几万元不等。养鱼户汪辉良的父亲告诉记者，他家已死了1万多斤鱼，老人神色黯淡地说，“8个网箱投入了27万元，大部分钱都是借来的。这1万斤鱼要是不死可以卖6～7万元”。
祸首是谁？这些一心谋求养鱼致富的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祸首就有他们自己。这是一起典型的“哈定悲剧”。6月18日下午2点左右，在经过1个多小时的讨论后，四川省水产局水库处处长尹黎光，省水产协会秘书长、高级工程师李正军，对简阳三岔湖大面积死鱼事件的原因得出书面初步结论：天气变化，引发大面积泛库缺氧；同时，三岔湖网箱养鱼面积超过省水产行业管理规定的标准10倍以上。据悉，水产行业管理规定设置网箱的规模是1‰，即1000亩的水域只能用1亩来养鱼；三岔湖现在的水域面积约2.6万亩，也就是说其能用来养鱼的水面只有26亩，而现却有网箱7000多个，约378亩，是规定标准的14.5倍左右。
是当地政府管理缺位，致使网箱泛滥吗？显然不是。据悉，三岔湖的网箱鱼养殖，主要是由水库管理局在负责管理，而其所发的网箱鱼养殖许可证，基本上控制在2000箱以内，这是三岔湖正常库容下所能承受的网箱鱼养殖最大量。但实际上，除规定内的2000箱外，沿着三岔湖250公里的湖边，还存在大量无证经营户，管理起来十分困难。
那么，“网箱密集，鱼易缺氧死亡”，作为养鱼户难道不明白这样简单的道理吗？不是不明白，而是利益驱动的狂热使得他们都想将养鱼的收益归自己所有，而将“死鱼”的风险转移给别人。养鱼户李富军从1993年就开始在此用网箱养鱼，开始时，整个湖区的网箱不到1000个，李富军说，网箱养鱼技术操作简单，虽然辛苦，但能赚钱，“两口子在水库养个十来箱鱼，除去所有开支外，每年还能赚几万元”，三岔湖周边的农民土地大多被湖水淹没，网箱养鱼就成了许多农民谋生和致富的重要手段。2008年7月，简阳市发了文件，要求到2010年6月前，取缔水库内所有网箱养殖，从2009年开始，已经未再办网箱证，也未再收费。也正是因为不收费和过渡阶段，养殖户疯狂扩大网箱规模，7000多个网箱中，仅有1758个办了证，最多的时候，三岔湖有12000多个网箱。这5000～10000多个“无证户”都免费搭上网箱养鱼的“便车”，无节制地“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如有的养殖户为了使鱼儿加快长肥，不断加料，加剧了水质下降。最后给所有养鱼户带来了毁灭，当然也包括他们自己。
道路、水域，都属于公共资源。2000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提出了共有资源的困境问题：“许多人共有的东西总是被关心最少的，因为所有人对自己东西的关心都大于与其他人共同拥有的东西。”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将其概括为“共有地悲剧”，从生态人文的高度揭示了人类的集体困境，把“生存，还是灭亡”这一严肃话题又一次摆在我们面前。
如果我们不仅仅把人类“共有地”限于物质层面，而是延伸到道德、精神、文明、制度的层面，可以说，保护好各种属于公共资源的“人类共有地”，是每一个公民的分内之事，保护好她，实际上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也可以说，保护人类“共有地”的任务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严峻，因为信奉使用“公有物自由给所有人带来了毁灭”的“哈定悲剧”，就近在咫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