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来，胡应湘在内地总投资逾510亿人民币，投资兴建公路371公里，电厂388万千瓦，为内地教育、慈善事业及赈灾捐款额逾2.1亿元人民币。被国家领导人先后誉为“有胆略、有见识的企业家”、“勇敢的中国人”及“外资的带头羊”，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及粤港两地的经济腾飞做出了重要贡献。
当年，邓小平对胡应湘说：“要快点建成高速公路”。而赵紫阳则说，“胡应湘是带头羊，他做好了，后面跟进一半。”赵紫阳、谷牧等多次盛赞胡应湘的远见、胆识、学识和勇气。
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外媒体说胡应湘自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凡是涉及内地和香港合作的主要发展计划，均离不开他以及他的合和实业集团。
袁厚春是《大投资家胡应湘传》的作者，他评说，中国改革开放早期的投资者，都是资本家；经济开放，说到底就是对资本家开放。不了解资本家，就不会懂得开放政策，不懂得“一国两制”。
8.5 计量经济学家邹至庄如何追求梦想
1989年，美国《教育经济学报》（Journal of Economic Education）刊登了“全球经济学家排行榜”，邹至庄名列第28位，是华人经济学家中排名最高的。1993年美国密歇根大学“经济学俱乐部”评选的“29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他排第8名，是唯一上榜的华人学者。美国密歇根大学曾经模仿NBA明星卡制作出一套经济学家名人卡，他是其中唯一的华人。他，就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讲座教授邹至庄（Chow Gregory）
1929年，邹至庄出生在中国广东省中山市。他的父亲，Tin-Pong Chow，很多年前曾一直担任广州商会的主席。他的母亲，Pauline Law Chow，曾经在英国留学。邹至庄耳濡目染，受父母影响很深，从小就喜欢数学和经济学。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他们全家被迫从广州迁到香港。1942年香港沦陷后，全家人又搬到澳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们回到了故乡广州。1948年，在广州岭南大学学习一年后，邹至庄开始了到国外留学的生涯。20世纪50年代对于邹至庄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时期，他在经济学重镇芝加哥大学遇到了经济学界的权威人士，被人们称为是亚当·斯密之后最重要的自由经济学派的领军人物米尔·弗里德曼。邹至庄深受弗里德曼思想的影响，比如经济模型应该尽量简单，作用大小主要看其是否能够解释数据。在弗里德曼的严格指导下，邹至庄顺利地完成了博士论文《美国汽车要求：耐用消费品的研究》。
在芝加哥大学，他还从师于其他几位杰出的人物，比如哲学家卡尔纳普、亨德里克·霍撒克、佳林·库普曼斯、William Kruskal、雅各布·马萨克、萨维奇（L.J.Savage）和Allan Wallis。他还参加了由弗里德里克·哈耶克组织的社会科学领域的方法论研讨会。研讨会成员包括物理学家费米、弗里德曼、萨维奇、瓦利（Wallis）和加里·贝克尔。1960年，邹至庄发表了他的成名作——《检验两条线性回归方程式的系数是否相同》，正是在这篇论文中，他提出了著名的“邹氏检验”（Chow Test），并由此在经济学界声名鹊起。可以说，“邹氏检验”的创立开始于邹至庄对美国汽车需求的研究，该检验是主要用计量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用回归的方法对经济中结构性的变化进行研究的一种统计检验，目的是找到经济变动中不同变量的关系。现在，“邹氏检验”已经成为计量经济学中的重要工具。
突出的经济学贡献本·伯南克在出任美联储主席之前曾是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主任，他在2001年的一篇文章中这样评价邹至庄——“邹至庄一直是计量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领域的一个重要人物”。邹至庄教授对经济学的贡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计量经济学，包括常用来检验参数稳定性的“邹氏检验”、估算模式和标准同步随机方程组；第二是动态经济学，包括不确定条件下通过拉格朗日乘数法（动态规划法的替代）来分析计量经济模型和动态优化的谱方法和最优控制方法；第三是中国经济，相关成果已分别发表在《中国经济》（1985）、《了解中国经济》（1994）、《中国的经济变革》（2002）和《认识中国》（2004）几本专著上。
邹教授在计量经济学方面是世界最权威的学者之一。他对计量经济学和动态经济学的贡献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第一是耐用品的需求方面，主要著作是《美国汽车需求：耐用消费品的研究》（北荷兰出版公司，阿姆斯特丹，1957）；第二是用于测试计量经济关系暂时稳定性的“邹氏检验”，主要著作是《计量经济学》（1960）；第三是微观动力学方面，主要著作是《技术变革和计算机需求》（见《美国经济评论》，1967）；第四是宏观动力学方面，主要著作是《在国民收入决定过程中的乘数、加速数和流动性偏好》（见《经济和统计研究》，1967）；第五是新动态优化技术下的动态分析和经济政策，主要著作包括《经济动态分析和控制系统》（约翰威立出版有限公司，纽约，1975）、《计量分析的控制方法》（约翰威立出版有限公司，纽约，1981）、《经济学动态：拉格朗日的优化方法》（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
研究中国经济邹至庄教授是最早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海外学者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他就把关注的目光聚焦于中国的经济改革问题，多次回国向中国政府提出改革建议。他曾就中国经济学教育向中国国家教委提出有关建议。他曾任中国原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资深顾问，受到包括中国前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前任总理朱镕基等国家领导人的多次接见并为他们提供经济政策咨询。
20多年来，邹至庄频频回国，平均每年都回来两三次，辗转各地考察情况，与政府官员、经济学家、企业家、平民百姓交谈讨论，在金融、贸易、农村、西部开放、人力资本等问题上都有了深入的研究。邹至庄对两岸三地经济都十分关心，他曾是台湾中研院院士，为台湾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的经济发展提出政策建议。由于对台湾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邹至庄在海外被誉为“台湾经济起飞设计师”之一。他探讨中国经济改革的著作《中国经济》（1985）已被译成中文，并且在我国广为传播。2002年邹至庄教授又出版了中国经济研究的新著《中国经济转型》。当2004年《认识中国》出版以后，弗里德曼对该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邹至庄出生于中国内地，在西方追求学术研究达半个世纪之久，他在书中把自己的经验一一透露，谈来绘声绘色，又对中国的历史、现况进行考察，对未来有所预测，本书极具权威可信，却不失浅白。”
邹至庄对中国经济及经济学最大的贡献，不仅是他自己的研究著述，更在于在改革开放以后把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首先带入中国，并为中国经济学界培养了很多人才。20世纪80年代，邹至庄教授任“中美经济学教育交流委员会”美方委员会主席，推动“中国经济学教育和研究”项目，促成了一批中国经济学家接受西方经济学培训并推动了中国的经济改革，被誉为“中国现代经济学的播种人”。1984年至1986年，在中国教育部（前国家教委）的指导下，他曾负责三年计划，即在中国教授经济学。他组织了三次经济学培训研讨会，带来一批美国学者，系统讲授西方经济学，可以说是对中国经济学者的一次启蒙。
1985年、1986年、1987年三年，由他主持、联系，福特基金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举办了三届“福特班”，每年有若干来自欧美的著名经济学家和在西方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经济学精英人物前来执教，“福特班”实际上成了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的摇篮，为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发展、为推动中外经济学学者之间的交流开辟了一条重要渠道。邹至庄爱才识才，热心为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牵线搭桥。1983年，邹至庄在武汉讲学时，见到了杨小凯。邹至庄惊喜于他的才华，很快为他联系到福特基金会的奖学金。杨小凯于2004年不幸因癌症逝世，他的遗孀吴小娟在回忆文章中写到，当时由于杨小凯的政治背景，出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邹至庄教授亲自给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写信，希望能够给予帮助，此信后转到武汉大学刘道玉校长办公室。在刘校长的协助下，杨小凯带着仅有的30美元，一个人去了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有幸师从国际贸易方面的顶尖高手迪克西特、格罗斯曼。在普林斯顿博士考试很难，邹至庄常常打电话询问杨小凯考试成绩，给他鼓励。
经邹至庄如此“间接”培养的英才，有谢丹阳（现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经济系教授）、陈松年（现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兼职教授）、许小年（现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等等。
8.6 吴国桢：第一个留学普大的中国人
1923年，年仅20岁的吴国桢转往普林斯顿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面试时，教务长看到面孔孩子气的吴国桢说：“年轻人，你还没有成熟。”才气横溢的吴国桢回答说：“先生，依照年龄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成熟，本身就是一种不成熟。”教务长听罢无言，立即录取了吴国桢。
1926年，吴国桢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后，起程回国。不久，吴国桢步入仕途，开始其将近三十年的宦海生涯。
吴国桢早年先后入南开中学、清华大学学习，毕业后赴美留学，获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湖北省财政厅长，汉口市长，重庆市长，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政务次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部长，上海市长（1946.2~1949.3）。曾任蒋介石秘书。1949年4月去台湾，历任台湾省“主席”、“行政院”政务委员。因与台湾蒋家父子政见不一，1953年5月“请假赴美”，从事教育与著述。
1914年，吴国桢考入天津南开中学，成绩优异。很快就与年仅16岁的周恩来结为金兰之交。他曾加入周恩来为会长的“敬业乐群会”。该会宗旨是：“以智育为主体，而归宿于道德，联同学之感情，补教科之不足。”吴时任该会童子部部长。周逝世后，吴在美甚为哀痛。1982年，得长婿从中国带来与周恩来结拜兄弟时之照片，其心中有感，特作诗云：七十年事，今又目睹。结为兄弟，后来异主。龙腾虎变，风风雨雨。趋途虽殊，旨同匡辅。我志未酬，君化洒土。人生无常，泪断沙埔。表达了对这位60余年前同窗挚友的深深思念，也对其未能在有生之年与周恩来重逢而遗恨终生。
周恩来与吴国桢，对于中国20世纪的这样两个人物，用吴国桢夫人黄卓群女士的话来说是“同窗不同路”。“同窗”指周、吴两位是当年南开极要好的中学同学。“不同路”是指他们两人在政治上的分道扬镳。周恩来固可不说，如果开一份吴国桢的简历：南开毕业考入清华，清华毕业负笈北美。北美五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哲学博士。归国后投身政治，加入国民党。曾任蒋介石侍从室秘书，后任汉口市市长。抗战爆发，任陪都重庆市长。光复后接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上海市市长。去台后又官拜“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这样一个“芝麻开花”的履历和中共领袖之一的周恩来自然是“道不同”了。尽管后来（1953年）吴国桢和一手提拔他的蒋介石也割袍断义，离台赴美，在北美痛揭蒋氏父子的党国体制，但这并不意味他反蒋就认同周。作为一个有着留美背景的自由主义者，他反蒋就是反专制。因此，从他一生看，他反蒋（后半生）同时也反共（一生），但并不反周。非但不反，“道不同”却“相与言”，而且私谊长存。
吴国桢的仕途生涯可谓一帆风顺，曾做到中国最大城市上海市的市长。国民党败退台湾时，吴国桢也携家离开大陆去了台湾，并继续在台湾官场中任职。后来，由于与蒋氏父子产生矛盾，1953年5月，吴国桢夫妇离开台湾飞赴美国，并最终在美国定居。吴国桢从此在美国开始了一种新的学者生活。
1950年8月7日时任台湾省主席吴国桢的头像曾经刊载在《时代周刊》的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