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中的水，沸腾起来了。咕噜咕噜，鱼开始在水中歌唱，由一个声部转入另一个声部。这是世间最美的音乐，传递口福的信息。大姐在这时也不忘记做弟妹们的表率，装模作样地伏在灶台上做作业；二姐的眼睛随着腾起的蒸汽升高，用桃木梳梳她又黑又粗的长辫；妹妹和我，绕着灶台打架，虚张声势，有别于平日里泄愤的争斗，而是在幸福的预感中，矫揉造作、故作娇嗔。黝黑、冷峻的脸上露出慈爱和笑容，父亲还在沉默独坐，而他内心必然掠过一阵阵瞬间的喜悦，眼前的景象是他的成就。
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母亲撮起嘴，吹锅盖上的蒸汽。揭开锅盖，如同揭开一个谜底。鱼怎么样了？母亲撒下大把翠绿的葱丝、鲜红的辣椒。锅盖合上时，她用毛巾环绕地盖住锅与盖的缝隙，让蒸汽闷在锅里，鱼骨就渗出骨髓和异香。
母亲只用鱼汤淘饭。她拨开贪婪的交叉着的筷子，挑出一块大而少刺的鱼肉，放在一只小碗中。
推开那间草屋的门。温暖的鱼让瞎佬爷爷的冰冷的小屋同样获得了温度。老人边吃边有泪水涌出，他说辣椒太辣，不知道是不是太辣的缘故？同样是一个冬夜，这位孤寡老人孤单地走了。临终前，他告诉在场的人，他庆幸最后的时刻是在这个冬夜，因为他吃到了我母亲送给他的鱼。他用手摸着胸口，说，这里很暖！
另一个冬天，黄昏我们不再去那个山冈张望。我父亲在这年的秋天去世了。妹妹的黄发已经扎成了小辫，我们渐渐长大成人。温暖只会在寒冷中感知，冬夜是我人生最初的一门课程，严寒来袭时，需要取暖，并且不让一个人孤单。
人生总是要经历很多“寒冷”，其实，天气的寒冷，永远敌不过人心的寒冷。生命的历程并不长，你愿意做一个让人温暖的人，还是令人寒冷的人？
你能过好“不理想”的生活吗
作者：陈大超
大学毕业都7年了，一位女大学生却一直过着足不出户的生活，她的父亲不得不带她去看心理医生。“我的女儿快30岁了，大学毕业后一直待在家里，不敢出门，跟外界没有任何交往。要她出去找点事做，赶都赶不出去。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我未必能养她一辈子！”父亲说到伤心处，不由得声泪俱下。
一直懒得开口的女儿，终于说话了。她说她大学学的是计算机软件，可毕业那年突然发现古文很简洁，她开始喜欢上文言文，还觉得繁体字比简体字工整，而社会上都在使用简体字，于是她希望中国人都讲苏州话，写繁体字。她感到现在的人都简单、粗俗，觉得现在的生活离她理想中的生活实在太远了。因此她不仅不愿意投身到那种不理想的生活中去，而且也懒得跟人说话，不得已就用嘴撇一下或者用手指一下，如果对方不明白，她会很生气或表示不屑。
媒体将这件事报道出来，我以为很有价值，它让人看到，有的人虽然读过大学，脑子里装了不少知识，但就因为缺乏过好“不理想的生活”的能力，结果她不仅自己的人生在荒废，生命在虚度，而且还害得生她养她的亲人忧心如焚，痛苦不堪！
在我看来，一个人能够过好在他看来是不理想的生活，那绝对是一种能力，而且是一种必不可少的非常重要的能力！没有这种能力的人，那种被他认定为“理想的生活”，就会从他心灵的一个角落里蹦出来，像拦路虎一样拦住他的去路，然后遮蔽他的视野，扰乱他的思维，毁灭他的理智，让他一天天变成一个偏执妄想狂！
曾制造美国历史上最大校园枪击案的赵承熙，就是这样一个偏执妄想狂。就因为他看不惯那些高傲轻狂的富家子弟，就因为他觉得这个世界与他理想中的样子太不一样，他就制造了枪杀32名无辜学生然后自杀的骇人听闻的大悲剧！这个赵承熙，在美国那么有名的大学读书，他的能力不是一般人可比的了。但在我看来，他恰好缺的就是一种过好“不理想的生活”的能力。
所谓过好“不理想生活”的能力，我以为就是一个人对自己的“理想”进行正确认识和管理，并在这个基础上过好一个正常人的生活的能力。人有自己的理想是好事，但人用超越法规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就是坏事。任何人，都没有用超越法规的手段来“改造”他认为的不理想的世界的权利。任何一个人，当他的理想与法规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对自己的理想进行管理——不让它从自己心灵的某个角落里跑出来，变成危害自己和他人的恶魔！与此同时，他还要好好履行生活赋予他的各种社会角色的责任，在自己认为不理想的生活里，尽可能地贡献出自己的爱，释放出自己生命的光芒。
谁不喜欢让自己的生命更精彩一些，重要的是，一定要选择好方法，并对理想进行有效的管理。
去小地方做大事情
作者：佚名
要毕业了，你在网上发帖：“留在北京还是去二线城市？纠结中。”
“北京”切换成“上海”“深圳”“广州”也同样成立。这是时代给我们的不大不小不轻不重的命题。
回答千千万，让我们看几个经典的。
留京派：“北方人只适合北方，北方过得去的城市只有北京。”
“文化氛围好，亚洲第一的图书馆就在这里，随时可以附庸风雅。”
“公园多，适合父母养老。”
反对留京的则说：“风沙太大，买辆车还得限行。”
“想多活几年就去二线，为了下一代你就留北京。”
我的回答是，别人说喜欢不喜欢仅供参考，关键看你是否开心，是否明白什么是心所依归。
“在北京你可以实现梦想”的故事，已经听得太多了。不管是主持人、画家、英语教学专家、企业家，甚至“杰出青年”，励志书总结出相似的路径：出身贫苦，最好是手持放羊鞭长大，来到北京打拼，住地下室，吃方便面，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然后笑傲都市之巅。
不过，这样的成功版本，调转过来，是否也行得通呢？如果我们一开始选择的不是这浩渺的所在，不是一千只一万只手臂争相举起简历，高喊：“我的，我的！”不是这硕大无朋的六环路——以天安门为中心，北京城被摊成一张大烙饼，你只是大饼上不起眼儿的小芝麻。
我的高中同学牛旦旦，走的便是反其道而行之的成功路。他当年算失败者，去了一家很普通的高校，后来发愤图强考到华中理工大学读研究生。
硕士读完，读博，给命运翻牌的机会来了。选择有二：①继续留在华工；②去中科院读博。
后者，听起来有点让人神往，他悠悠地想着，至少以后可以这样跟后代吹牛：“老子还不是混到北京来了！”但且慢，他的思路及时刹住了车：那儿，适合我吗？我喜欢吗？
北京的宿舍让他却了步，俩人一间呢；那房价让他却了步，6000多呢，得穷其一生才能买到；环境让他却了步，出门是乱糟糟的大马路，那时候真的还跑马呢。
相形之下，地方高校的生活才是小知识分子该有的生活呀！一个人住一个大房间，敞亮通透；晚饭后溜达一会儿，便可看见绰约的东湖；房价也不贵，彼时才3000多；再加上导师器重，女朋友恩爱……
他选择留下来。
“燕雀之志”，没出息。你会“哼”一声吧。但他清楚，那浩荡的都市不适合自己。自己的心性、兴趣和能力，与中等城市、中等工作环境相得益彰。
10年后，轮到我们羡慕他了：130平方米的房子，小高层，老婆有一个专门的房间练瑜伽，女儿则有儿童房放跳跳虎。有“鸿鹄之志”的心高气傲的才子们在首都正拼得死去活来，而37岁的他已被评为副教授了，负责一个重大的攻关项目，据说也是国家级重点工程。
老观念总教导年轻人迎难而上，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练就“万人敌”的本领。怎不说世界上别有曲径通幽处，人所罕至的地方，有为我量身打造的人生。
又想起采访过的一个浙江的企业家。他做过木匠师傅，养过长毛兔，种过桑树苗，经历过工厂失火的打击。理想十分远大，却只选择于“小处”做事。不去上海、苏州、杭州这些毗邻的大地方，只待在自己的家乡诸暨。
他做的是“小”生意，为电视机、电风扇、节能灯这样的小家电提供电容器。一个电容器的大小，以毫米为单位，利润以零点几分钱来计算。但这样的“小”生意，他做出了大名堂，年生产能力达6亿只以上，年营业额千万元以上，企业员工200多，不乏残疾人。
大时代需要大建筑、大制作、大剧场、大诗篇，也需要“尚小”的观念。小，意味着脚踏实地，意味着力所能及，意味着不虚荣、不盲从，从心而行，从一而终。大，没什么错，但在“巍峨”“高大”“壮观”面前迷失、慌乱，搞不清楚状况、弄不清自己的斤两，就是你的错了。
去“小地方”，做“小人物”，成大事业，在当下不失为一种聪慧的人生。
是金子总会发光，实现价值生命价值的地方不一定要繁华。其实，只需要有理想的人，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而已。
打给爱情的电话
作者：朱砂
从我住进病房的那一刻起，对面床上的那对夫妻便一直小声地争吵着，女人想走，男人要留。
听护士讲，女人患的是胶质细胞瘤，脑瘤的一种，致癌率极高。
从他们断断续续的争吵中，一个农村家庭的影子渐渐在我面前清晰起来：女人46岁，有两个孩子，女儿去年刚考上大学，儿子念高一；12亩地、6头猪、1头牛，是他们全部的家当。
医院的走廊里有一部插磁卡的电话，就安在病房门外三四米远的地方，由于手机的普及，已经鲜有人用了。楼下的小卖部卖电话卡，几乎每个傍晚，男人都要到走廊上给家里打电话。
男人的声音很大，虽然每次他都刻意关上病房的门，可病房里还是听得清清楚楚。
每天，男人都在事无巨细地问儿子，牛和猪是否都喂饱了，院门插了没有，嘱咐儿子别学得太晚影响了第二天上课，最后，千篇一律地以一句“你妈的病没什么大碍，过几天我们就回去了”作为结尾。
女人住进来的第四天，医院安排了开颅手术。那天早晨，女人的病床前多了一男一女，看样子是那女人的哥哥和妹妹。女人握着妹妹的手，眼睛却一刻也不离开男人的脸。
麻醉前，女人突然抓住了男人的胳膊说：“他爸，我要是下不了手术台，用被窝把我埋在房后的林子里就行。咱不办事儿，不花那个冤枉钱，你这回一定要听我的啊！”女人的声音颤抖着，泪，汩汩地淌了下来。
“嗯，你就甭操那心了。”男人说。
晶亮的液体一点点地注入了女人的静脉。随着女人的眼皮渐渐垂下，男人脸上的肌肉一条条地僵硬起来。
护士推走了女人，男人和两个亲戚跟了出去。
只过了一会儿，男人便被妻哥扯了回来。妻哥把男人按在床上，男人坐下，又站了起来，又坐下，一只手不停地捻着床头的被角。
“大哥，你说，淑珍这手术应该没事儿吧？”男人定定地瞅着妻哥，脸上的神情看上去像个无助的孩子。
“医生说了没事就应该没事儿的，放心吧！”妻哥安慰着男人。
20分钟后，男人又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又被妻哥扯了回来。如此反复了五六次，终于，女人在大家的簇拥下被推了回来。
女人头上缠着雪白的纱布，脸色有些苍白，眼睛微微地闭着，像是睡着了。
手忙脚乱地安排好了女人，男人又出去了，回来时，手里拎了一包东西。一向都是3个馒头、几片榨菜便打发了一顿饭的男人，这次破天荒地买回了一兜包子。
男人不停地劝妻哥和妻妹多吃点儿，自己却只吃了两个，便端起了水杯。
那个傍晚，不知是忘了还是其他原因，男人没给家里打电话。
晚上，病房里的灯一直亮着。半夜，我起来去厕所，看到男人坐在妻子的床头，像尊雕塑般一动不动地瞅着女人的脸。
第二天上午，女人醒了，虽不能说话，却微笑着瞅着男人。男人高兴地搓着手，跑到楼下买了许多糖，送到了医生办公室，送到了护士台，还给了我和邻床的山西老太太每人一把。
女人看上去精神还不错，摘掉氧气罩的第一天，便又开始闹着回家。男人无奈，只得像哄孩子似的不停地给女人讲各种看来的、听来的新鲜事儿，打发时间。
一切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每天傍晚，男人又开始站到楼道的磁卡电话旁，喋喋不休地嘱咐起了儿子。还是那么大的嗓门儿，还是那些琐碎的事儿，千篇一律的内容我都能背出来了。
一天晚上，我从水房出来，男人正站在电话旁边大声唠叨着：“牛一天喂两回就行，冬天又不干活儿，饿着点没事儿，猪你可得给我喂好了啊，养足了膘儿，年根儿能卖个好价钱。你妈恢复得挺好，医生说再巩固几天就能出院了……”
男人自顾自地说着，一边的我看得目瞪口呆。那一刻，我惊奇地发现，电话机上根本没插磁卡！
撂了电话，男人下意识地抬头，看到我脸上错愕的表情。
我指了指电话，男人这才意识到，自己忘了往电话上面插磁卡了。
“嘘——”男人的食指放在嘴边，示意我别出声。
“赵大哥，这会儿不担心你家的猪和牛了？”我一脸疑惑地瞅着男人，小声问了一句。
“牛和猪早托俺妻哥卖掉凑手术费了！”男人低低地回答，随即冲我做了个鬼脸儿，用手指了指病房的门。
我恍然大悟，原来，男人的电话不是打给家中儿子的，而是“打”给病床上的妻子的！
那一刻，我的心再也无法平静，为他，为她，为他们的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