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行返回北京之后，林竞向“交通当局”呈报了《查勘绥甘新路线意见书》。意见书上报后，“虽蒙采择，而迄未见诸实行”，为此，林竞感慨道：“吾民虽穷，焉能靳其药资而愿就死途乎！”此后，他又在《西北国道路线计划书》的开篇说：“窃唯治国之要，首在交通。譬之人身，脉络畅达，斯疾病自去。”林竞设计的“西北国道”，就是从北京向西，自呼和浩特，经包头、黑戈壁，一直到乌鲁木齐，最终由塔城出境，横贯国土东西，跨越荒漠，将西部与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紧密连接到一起。目前，这个路线所经的区域，将是中国21世纪的支撑点，将谱写出开发西部的决定性篇章，不仅遍布公路（国道与高速线如同网络）、铁路，而且将通行磁悬浮列车。依靠马车、驼马为交通工具的林竞，通过《亲历西北》以忧患意识为基调，画出了交通线的蓝图，也为认识这一区域提供了丰富的细节。
大约十年后，1927年，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中外专家从北京启程抵达包头，以包头作为前进基地，继而前往额济纳，并从哈密进入新疆，对中国西北内陆亚洲区域进行了的多国、多学科的现代科学考察。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贯穿始终的重点，仍然是建设西北的公路、铁路与航线并举的通道。这一设想首倡于谢彬、林竞的单车远征，成型于《亲历西北》。
三
应该说，历来描写从北京西行到新疆的这一线的文字并不少见，但是，林竞《亲历西北》有全景关照，有丰富细节，全部出于实地探索者之手，归结于开发西部，特别是写于民主科学逐步深入人心的“五四”前后的探险手记，其作用难以替代。
在勘测建设“西北国道”的主旨引领之下，《亲历西北》是民国前期开发西北的形象化记录。
在林竞西行时，这一区域土匪横行、官府贪墨、税卡层出不穷、民生贫困落后，但它仍然是贯通中国东西的最有效的商路（“动脉”）。在逐日的记载中，我们见识了鼠疫、地震、风灾、雹灾，连牛虻、草鳖也感同身受。民国初年西北的土匪卢占魁虽然已经覆灭，但他对西行古道的阻断，使经行者难以安眠。关于鼠疫，是11月28日日记的主要内容，时隔九十年读之，叫人意动神摇：林竞于大疫之后投宿旅社，老店主全家五十余口，十一人染疫，无一幸免。鼠疫发作时，旅客入门即死，抬尸、埋尸者，路经的乞丐，甚至盗入者亦死。
2月21日日记写到雹灾：
西北大陆，气候最忽易剧变。夏秋之际，往往天际清明，忽焉阴云四起，现紫黄色，雷声殷殷，冰雹随降，大者如拳如卵，小则如豆如杏，蔽空而来，恍若天崩，顷刻之间，厚可数尺，少亦数寸，生物当者，鲜能存活，鸟兽奔避不及，死亡盈野。其情状之惨，决非南方各省所能见，故农民每于山间筑室，以为遁避之所。
但是，西行仍然使人心向往之，因为有待开发的中国西北是中国最大的富源，它的可开垦的区域广袤无边，人烟稠密的南方地力已经竭尽，西北将是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的广阔空间。它的矿产资源将是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倚持。煤与铁是《亲历西北》的关注点。林竞一再说，在乌鲁木齐以北，地下整个是煤的海洋，“环乌鲁木齐皆煤也”，以至一处处从明朝就开始自燃的丰厚煤层，成了荒野的照明。《亲历西北》是较早写到存在“准东煤田”的目击记。而储量惊人的准东煤田是21世纪开发西部的关注点。
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对于西北，林竞从以人为本的现代眼光出发，在2月20日日记中，他说：“人与自然界之争，虽百世而莫之易，而人与人之争，终有避免之一日也。”在2月1日日记中，针对西北历史上的民族与宗教问题，以及在冲突过程出现的包容性与互相吸引补充，林竞说：“伟哉我国，真如海洋之量，无所不包也。”同时，他还提出，优先解决交通问题，有利于西北政通人和，“往来频繁，见闻广阔”，不同民族与人群之间“意见自消”（《查勘绥甘新路线意见书》）。而且，伴随交通发达，匪患必将终止，因为土匪将无地容身。
针对当时西北砍伐林地，在2月3日日记中林竞提出：“森林不兴，甘肃全省将有变为沙漠之一日。”（“全省山脉，十之九均系童秃，满目焦土，萧煞万状，荒旱时兴，良非无因。推其致此之由，非关地不滋生，实由居民知砍伐而不知培养故耳。”）在近代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鸦片是西北社会的祸害，也是地方财政重要的支撑。林竞反复强调，对于鸦片，不能只顾眼前利益，只有“种、吸并禁”，才是根本的出路。
以上的内容，使《亲历西北》远远超出实录见闻的范畴。初次进入西北，谢彬三十岁，林竞二十四岁。《新疆游记》与《亲历西北》绝不只是记述异域的风土人情以炫奇猎异，而是体现出从封建禁锢到弘扬民主科学的转型期的知识分子的种种特点。这两部书的不同在于：《新疆游记》的着眼点在新疆天山南北，而《亲历西北》则是贯穿新疆与北京之间的广袤区域①。
此外，《亲历西北》时时可见作者注重细节的特点。8月10日日记说：
其驼队出发时，组织至为严密。俗例每一百五十驼为一帐房。帐房之内，置五人：曰掌柜（亦名领房），职司管束伙计，及到站时招揽货物。骆驼放厂时，则须守夜，并须认识路径。其年薪至优一百二十两，并随时可带一二驼货。其运价归为己有。曰先生，司拖水，收拾货箱，接送骆驼、放马、寻马等事。坐厂时，须守夜。年薪最优五十两，亦可带一二驼货。曰打头，司饮食及领路。年薪三十两，余同于先生。曰伙计，司拉驼放驼，每日守夜。年薪三十两，亦可带一二驼贷。曰帮锅（亦名二头），司放马、烧火、洗锅、下面。其所得与伙计同。以上各人，饮食均由养驼之家付给。帐房之内，坐位各别：掌柜右，先生左，打头坐先生之左手下。至于养驼之人曰“财主”，多不随往。设有至者，则以先生之位让之，唯财主无发言权。蒙古人入帐，必趋掌柜之前，知坐此位者，必能蒙语也。骆驼至夏季必脱毛。其毛除织线使用外，均归财主。颈腿之毛，则归伙计。收拾落毛，亦属伙计。一队骆驼不能尽令负重，必有空驼以为预备。冬令为骆驼最强盛之时，每百驼可载九十担。三月可载六十担。正二月可载八十担。每担二百四十斤至二百八十斤。
关于丝绸之路的存在，这是珍贵无比的实录。
漫漫旅途，植被稀疏，基本上要依靠驼粪作为燃料。“马粪、羊粪、牛粪均可烧，但须制成块状，其火力不及驼粪。”8月15日日记写到驼粪与旅客的关系：
（驼）粪必待干始可烧，故前队驼粪，留待后队烧。后队之驼粪，则留待最后队烧。余此次同行有八十余人，驮夫不能一一为之照料，均系客人自己拾粪，自行做饭。故每当进行之际，忽见前方有驼粪，立刻跳下，提布袋趋拾，如军队之获战利品，双手齐下，已不复知其为粪矣。盖此乃救命根源，非如金珠之徒为装饰品者比也。则余今日亦已具以手拾粪之资格，在南方人闻之不将作三日呕乎！今昨两日均无粪，柴亦少，客人感大不便。向蒙古买，每粪一口袋，须银一两余。
读之使人恍若置身于当时的驼队序列之中了。
此外，在8月5日日记，林竞记录了对四十四个来自内地的丝路行旅作的调查，内容包括他们的商号名称、在新疆哪个城市，以及他们计划何时返回新疆。
以上这些内容即便不是独家的，也是难得一见的。有了这些内容，丝绸之路才重现在我们的眼前，才具有了生气，才不只是画在地图上的路线而已。
四
林竞的西行日记出版时，题名《西北丛编》。《例言》中说道：
《西北丛编》，总分上、下两编。上编日记，计分八卷：第一卷，民国五年，由北京经豫、陕、甘至迪化。第二卷，民国六年，由迪化经天山南路，及阿尔泰、西伯利亚至北京。第三卷，由北京，经察、绥、宁夏、甘肃至青海。第四卷，由迪化经内外蒙古至北京。第五卷，民国十四年，由北京，经察、绥、宁夏、甘肃至青海。第六卷，民国十五、十六、十七三年，驻青海。第七卷，民国十六年，环游青海。第八卷，民国十七年，由青海至上海。以上八卷，共编为六册。第一、第二、第五、第六，各为一册。第三、第四合编一册，第七、第八合编一册。字数共计约八十万。照片约一百五十张。
由此看来，《西北丛编》曾是林竞着述的总题。正式出版的《西北丛编》，只包括日记（上编）的三、四卷，第一卷、第二卷的记述范围，与《新疆游记》重合。
民国时期，林竞曾被称为“西北拓荒者”。着名数学家苏步青曾赠诗（《呈林竞前辈》）云：“筹边举世仰君游，匹马曾经地尽头。远志一身都是胆，壮怀双鬓不知秋。重逢湖上河清日，新系镇南关下舟。倘许他年闲岁月，相从雁荡可消忧。”《亲历西北》（《西北丛编》）是“西北拓荒者”林竞的自传。
①关于《新疆游记》与《亲历西北》这两部“姐妹篇”，有一个特殊情况：在《新疆游记》中，“烈夫”其人多次出现，可是在《亲历西北》中，谢彬仅出现过一次。1月1日日记提到，民国四年元旦在日本，“同日，又至谢晓钟君处，与数友饮酒取乐。”而林竞亲历西北，很大程度上与伴随谢彬赴新疆考察财政的路线重合，值得回忆之处相当多。但不管怎么说，从精神实质上，《新疆游记》与《亲历西北》一脉相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