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待的第二个来访客人是位印度夫人，她是我们这里一位秘书的妻子。按照她的等级，她必须呆在自己的房子里，出家门时永远戴着莎丽（莎丽是印度妇女的传统服饰。）？，除了她家里直系亲属中的男人外，谁也不能见她，所以我丈夫和男仆们在她到来前就早早地避开了。即使这样，她还是披着那件像个小帐篷似的莎丽，把自己遮得严严实实地到了客厅，门关上后才把头露了出来。她给我带来了一件礼物，那是一件她亲手绣的绣品，非常漂亮。她坐在客厅里，一边与我交谈着，一边吃着糖果。我后来感到谈话索然无味，厌倦透了，而她又开始打呵欠，但仍然没有想离开的意思。我绞尽脑汁，想找出方法使她能离开这里。花整整两个小时去接待一个我无法听懂她说的话、自己又不能直接与她交谈的人，这使我快要急疯了。终于，我们晚饭的铃声响了，我站了起来，她也一下子跳了起来，看上去似乎解脱了，匆匆道别后就急急忙忙地走了。后来我丈夫提醒我，说我作为女主人，本来应该给她一个可以离开的暗示，但我没这样做。假如开饭的铃不响的话，我们有可能就那样一直坐到晚上，两人都会感到紧张而又没有办法，但谁都害怕第一个站起来走开。我想我必须在这样一个什么事看上去都颠三倒四的地方学会如何做正确的事情。
过了几天，领事馆的中国籍秘书带着他的妻子来拜访我。他们来到书房的时候，我正在写信。他们看了一下我的信，又看了一下我的笔，然后问我的丈夫是否我真在写信，或只是在那装装样子。我丈夫告诉他们我不仅会读，而且会写，这可给他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并且他们一致认为我算得上是女人中的大学者。
我托运来的那台小钢琴刚运到喀什噶尔不久，中国籍秘书和他的妻子对它产生了兴趣。我当即为他们弹了一首曲子，他们看到钢琴的音槌在琴弦上蹦蹦跳跳地飞舞着，喜形于色，高兴极了。我丈夫又让我唱一首歌，我放开歌喉，唱了一首歌，这首歌唱出了我最好的水平，心里感到十分得意，因为我已看出我的歌声给他们留下了多么美好的印象——我唱歌时，他们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我，静静地坐在那里，听得出了神，似乎陶醉在我的歌声中了。然而，我的歌一唱完，他们却一下子笑了起来，笑得前俯后仰，我可真不知道什么使他们这样高兴。是我的歌声太滑稽了让他们感到好笑呢，还是这就是中国人表示他们喜欢什么东西的方式呢？不管怎样，我们所能顺应这种场面的方式也只能是和他们一起笑起来，于是我们一起开怀大笑。但是，对我的那点虚荣心来讲，这可真是一次很大的打击。听过中国音乐后，我的结论是，对中国人来说，我的歌是非常令他们感到可笑的，就我而言，他们的歌也是一样。
有一次，另外一位印度籍秘书过来请我用钢琴为我的歌伴奏，我感到越是少显示自己的音乐才能情况就越好一些。
我那台可怜的钢琴在运输途中可真受够了罪。它被分解开分装在几个用锌条捆扎的箱子里，到达这里时，锌条都掉光了。在俄国边境接受检查时，箱子都被打开了，封好的锌条被好奇心太重的俄国海关官员拆掉，可他们却没有费点心给重新包上去，甚至没把箱子钉结实。所以，驼队驮着它们涉过山涧河流时，河水灌进了包装箱，以后的几天里，留在箱子里的水在钢琴里晃来晃去，使钢琴发出了沙沙的声响。
钢琴最终到达了喀什噶尔，我们打开包装箱，不料却看到琴键都泡得发涨，动都不能动了！金属部件和琴弦上都有一层厚厚的锈。豪格伯格先生得知这一情况后，就过来帮我们修理钢琴。他把钢琴拆成了一片又一片的小部件，等主要部件完全干了，清理掉琴弦上的锈，再小心翼翼地把它们重新装到了一起。钢琴又可以弹奏了，这对于它的冒险经历来说，可是再好不过了！我想，这也是对格拉姆公司生产的这台极其出色的小乐器的极高赞赏。
在瑞典传教团有两位瑞典妇女能讲英语，这可真让我喜出望外！我们到喀什噶尔的第二天就去看望了她们。那时她们住在紧靠城墙外的一所经过改建的本地风格的房子里。这里住着两家人：豪格伯格先生及其仆人，还有他们的两个孩子，女儿九岁，儿子四岁；另外一家就是拉奎特博士和他的夫人。他们极其友善地欢迎了我们，我一见到他们，立刻就感到我们会成为永远的朋友。实际上，在喀什噶尔的那些岁月中，我们一直是朋友，要不是他们的关心和随时随处的帮助，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豪格伯格家的两个孩子也很快依恋上了我，我给艾尔萨特教英语。她常常到秦尼巴克来和我呆在一起，有时一呆就是好几天，我发现她是个非常好的小伙伴。
这些瑞典传教士在当地的传教工作进行得很艰难，当地人对他们有一种仇视。但是他们仍然耐心地工作着，主要是进行治病救人，为儿童上课。豪格伯格先生是位非常聪明能干的人，什么都能学会干，只要他动手，什么都可以造出来。他教当地工匠做家具、修房子、制造工具和其他各种器具等等，这些他都做得十分出色。所以，当地人信任他，也很尊敬他。
拉奎特博士花了大量时间把《圣经》、圣歌小册子和其他读物译成维吾尔文，现在，他或许是在欧洲得到公认的第一流的突厥语学者。
我应该到俄国领事馆去拜访科洛科洛夫夫人，她是领事馆秘书的妻子。彼得罗夫斯基的夫人不在喀什噶尔。俄国领事馆还有另外两位俄国夫人，她们分别是哥萨克卫兵和海关官员的妻子。但是由于她们只能讲俄语，我和她们相处得并不十分好，我们之间的相互拜访真是个负担，而且很费劲。科洛科洛夫夫人会讲法语，于是我开始学习法语。所以后来我们倒相处得非常融洽，我和她的三个孩子的关系也挺好。
还有一个欧洲人在此也值得一提，他就是那位荷兰教士亨德里克斯神父。我丈夫在喀什噶尔最初的十年中，这位神父一直是他最好的伙伴，并且和他住在一起。亨德里克斯神父是一位极具智慧的人，通晓多种语言，对政治和当时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怀有极大的兴趣。我们给他起了个绰号“报纸”，因为他终日到处奔走，收集新闻，并把收集来的消息又传布给这里的人们。他过去是某一天主教团体派到这里来传教的传教士，但由于不听命令，也不守规矩而被开除出了那个团体。后来，他在荷兰一个小小的教堂里主事，而他又离开了这个教堂，跑到了东方，并在喀什噶尔定居下来。
这位神父是个怪人，总是穿着一件脏兮兮的汉族人穿的袍子，头戴一顶破烂不堪的黑色牧师帽，走起路来风风火火，好像总是要急急忙忙地赶往什么地方，要去做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我到喀什噶尔的时候，他住在城里一家肮脏的旅店里，每年秋天都要酿制葡萄酒。葡萄酒是为他每天自己给自己做弥撒时用的。他在旅店房间里布置了一个圣坛，这个圣坛是一个用脏兮兮的布条裹起来的箱子。这个人永远与水和肥皂绝缘，从来不洗澡。他也从未向我们提到过由他传教而感化的信徒。所以我们得出结论，在这个问题上，他确实有点伤感。然而，尽管这个人一身怪毛病，却是个可爱的人，一天乐呵呵的。他一点收入也没有，生活全靠别人的赠予，连饭都是朋友们提供的。我丈夫经常对我说，当初他被发配到喀什噶尔这样一个地方，而且一呆就是十年，而他刚来时还很年轻，如果没有亨德里克斯神父做伴的话，那十年生活他会坚持不下去的。
我跟着这位神父学习法语，并且很快就能结结巴巴地同俄国人用法语交谈了。有一天，我丈夫发现这个可怜的人孤独地死在了他居住的那个悲惨的地方，我们感到极其伤心。我们早就知道他一直受着喉癌的折磨，快要死了，所以我们提出把他接到秦尼巴克照护他。但他似乎宁愿一个人呆在那里，不肯来，于是最后就这样在孤独中死去了。就在他去世的前一天，他还来看望过我们，他病得很厉害，身体极其虚弱。尽管他经受着疼痛的折磨，但他还是微笑着向我们的小女儿表示了祝福，他非常喜欢这个孩子。
我们在喀什噶尔的外国人圈子是一个大杂烩——我可以这样说，这里是一个世界大家庭。对于我这样一个在过去从来没有离开安静家庭庇护的女人来说，这样一个环境确实使我感到无所适从，有点狼狈。
到达喀什噶尔后不久，圣诞节就来到了。我们收到俄国领事馆的请柬，要我们到那里参加他们圣诞节的庆祝活动（俄国人的圣诞节比我们的晚十三天）。我们到了那里，与其他人围着圣诞树跳舞，唱圣歌，这些曲调大家都熟悉，但每个人都用自己的语言在唱它们。在圣诞晚餐的桌子四周，人们用八种语言交谈着——俄语、英语、瑞典语、法语、汉语、维吾尔语、印地语和波斯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