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到外国已四年多了，所以我丈夫递交了一份请假报告，希望得到批准回国度一次长假。他对此很有把握，所以我也就开始做准备，并在心里盘算着回到文明世界后我们要做的一切事情。
恰巧，我们的印度籍秘书也同时提出了回国探亲的申请。两份申请的批示终于下来了，我丈夫和他都被准了假。但是，批示上说我丈夫和这位秘书不能同时离开喀什噶尔，并要我丈夫自己决定谁先走。我们急迫地想离开，而且我已经急不可耐地写信告诉了母亲，说我们会很快到家。但是，从另一方面讲，这个印度籍秘书的家在印度，而且他想早点与家人团聚的愿望和我想见到自己家人的愿望同样强烈。因此，让我们自己做出谁先走的决定真是太难了。最终秘书胜利了，他先走，而我们的假期推到了半年后。1902年6月，P·J·迈尔斯（现在他是个将军）从印度来到喀什噶尔代理我丈夫的职务，我们欢天喜地的从喀什噶尔动身了。离开的那一天，来为我们送行的人很多，就像当地人常说的那样，是一个“连地毯边都挤满了人”的送行场面。当然，送行不是在地毯上进行的，而是在绿洲边上。
因为在喀什噶尔的那些岁月中，我前后三次往返英国，所以这一次离开喀什噶尔的详细情况我就不一一赘述了。而且我们这一次回国所经过的地方和经历的情况，与第一次来喀什噶尔的大致相似。唯一的不同点是这一次我们翻越天山山脉时经过的山口是塔尔迪克，而不是铁列克山口。由于雪崩，铁列克山隘在仲夏季节关闭了，驮队必须走塔尔迪克一线，因为那里在个把月内没有雪，而且道路比较宽，容易行走，但是比起铁列克路线这一条却长多了。
夏天，在天山山间旅行，除了河谷洪水造成的不便外，还是令人心旷神怡的。在俄国境内，河滩山沟，漫山遍野，绿草茵茵，到处开满了各色各样的鲜花：有火绒草花、勿忘我、漏斗花、龙胆紫、紫罗兰、苕子花，繁花似锦。有一些植物真是爬山的好手，像茉莉花和铁线莲花，还有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花。它们或是从岩石间的小径逶迤而下，或倒悬于悬崖峭壁之上，随时都可以听到鸟儿们在引吭高歌。
我们上路的时候，正值中亚的俄国人对英国人的动向极为怀疑之时，所以在伊尔凯什坦姆，我们发现一个俄国军官还有三个哥萨克士兵正在等待着我们，他们的使命是把我们护送出俄领中亚。我们对他们的这种苦心并不喜欢，但又无话可说。所以就装出对俄国当局对我们的旅途安全和舒适所做的如此周到的安排表示感谢的样子。那个俄国军官和一名哥萨克士兵紧紧地跟着我们，另外两个哥萨克士兵则与我们的仆人们走在一起。这些人一路上始终盯着我们，一刻也不放松。不论走到哪一处住宿点，我们都发现他们已做好一切安排，条件非常好，令人很舒适，但是我们似乎被囚禁起来似的，这令人极其不快。看到这些人骑着马总是走在我们的前边或尾随在后边，我厌恶极了，他们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他们不允许我们拍照，也不允许我们和路上碰见的任何人交谈，只有当那个军官可以听见我们所讲的话时，才允许我们与他们交谈。
我们的两个忠实的送行者加法尔·阿里和伊沙·阿洪，一直陪伴着我们到了奥什。告别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他们两个都忍不住哭了起来，我也忍不住哭了起来。我丈夫为了使他们高兴起来，就说：“哎，不管怎么说，我们不在的时候，你们还有一位非常好心的老爷要伺候啊！”“啊，那也许是吧。”加法尔·阿里抽泣着说，“但是，我们对你们的最坏的毛病一清二楚，却还得找到他最好的优点。”
我们离开奥什，乘一辆很大的马车前往安集延，这辆马车装有很好的弹簧，坐在上面很舒服。那位俄国军官，或更确切地说，我们的“管家”，与我们同行。就是他为我们强行要来了这辆马车，但是，也就是在这辆马车里，我们差一点儿丢了命。行至中途，我们的车换了马。刚换完，辕马就惊了起来，所以只好再一次把它套进车辕，而且在它头上套了个马袋。我当时就说我一点也不喜欢它的这副模样，但其他人都说车一走，它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刚开始时，这匹马一点也不老实，乱蹦乱跳了一阵，但不久就平静了下来，而且一直跑得很稳当。我们行至一条正发洪水的河边，河上架着一座木桥，车行至桥面时，桥面上的木板晃动起来，又把这匹马搞惊了，于是它拼命地向右转去，并拽着其他马匹也朝右转去。马车被拖得撞到了桥沿上，由于这一撞过于强烈，车辕与桥沿都被撞断了，马车悬在了被撞坏的桥沿边。我们急急忙忙地爬出了车，车夫们费了好大劲才把车拉了回来。这一段路很荒凉，附近一所房子也没有，要是我们掉进湍急的河中，我们就会被水冲走，连踪影都不会找到。我丈夫和我吓得不知所措，相视无言。然而这场惊吓却把那个俄国军官惹怒了，他奔到车夫那里，狂暴地把车夫狠狠地打了一顿，要不是我丈夫出面挡住他，他会把那个车夫杀掉的。实际上，这场事故并不是那个可怜的车夫的过错，因为给他什么样的马，他就得用什么样的马。直到天黑，我们的马车才驶进了安集延。
在此之前，车夫们用绳子把车辕绑了起来，但那匹马一路上心惊胆战，碰到任何东西都要惊跳一阵。
我们登上了火车，那个“管家”对车上的列车员讲了我们这两个被他监督的“危险的间谍”的情况。车上给我们保留了一个分隔式车厢，那个俄国军官的座位就在过道里直对我们车厢门的地方。我们到餐车就餐，他就尾随在我们后面，我们下车在站台上散步，他也跟在旁边，盯着我们，不让我们和任何人谈话。
我们乘坐的车厢完全是为女士设计的，靠近我们车厢的那个车厢是为男士设计的，但一位女士却坐在那里。半夜，列车停在了阿斯卡巴德，这是一个大站，一大群人上了车，有一位男士显然在车厢里找不到他的座位了。我们把自己车厢内的灯关掉，静静地坐在那里，看这件事如何处理。我们听到列车员走了过来，对监视我们的那个俄国军官说他必须把两个英国人分开——让我和隔壁车厢的那位女士坐在一起，我丈夫和刚上车的那位男士坐在另一个车厢里。但是，俄国军官根本不听，他不知道如果我们和其他人呆在一起会出现些什么事！这两个人在那里争吵了一阵，最后军官悄悄地给列车员讲了些什么，很显然告诉了他我们的身份，肯定还讲了我们是何等危险的人物。于是，列车员就打开了另一个车厢的门，把那位男士塞了进去，又“砰”地一声关上门。车厢里的那位女士早已脱了衣服，头发用卷发卡护着，躺在那里。立刻，一场恶战就开始了。那位女士破口大骂，声音尖刻，有点歇斯底里，几乎把所有的脏话都向这位男士泼去，男士也不示弱，也朝她怒吼着。就这样，他们一直吵到谁也没有劲再吵下去了才平息下来。第二天早晨，我们在餐车里遇到了这两位，他们在一起吃早饭，很显然互相之间极为友好，昨夜的风暴已被忘得无影无踪了。
就这样，那位俄国军官一直跟着我们，直到我们安全地上了一艘横渡里海的船才与我们分手。我们最后看到他的时候，他正在码头上向一个警察指着我们，比比划划地说着什么。
我们原来打算在英国家中住上一年，但后来又不得不再续一段时间的假，因为在一年假期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的大儿子艾瑞克降生到了人间。
1904年2月，我们又踏上了返回中亚的旅程，这一次家庭人口翻了一番，因为有了个婴儿，就非得再有一个保姆。我们动身时，孩子才五个月，因此，带上这样小的一位旅行者踏上我们以前曾走过的那样一段旅程，似乎是件相当冒险的事。所以他一生下来，我们就尽一切可能来锻炼他，带他外出，使他习惯于各种各样的气候条件；我们只给他喂冷食，他也长得胖乎乎的，从来不感冒。所以，我们带他开始这趟旅行时，他比起我们其他任何人都能忍受旅途中的艰难困苦。
孩子在旅途中吃什么却是一个难题；他要喝牛奶，但我们怕途中无法保证搞到牛奶。另外，我们也不想让他在五至六周的旅行中总是吃罐头食物。所以，我们决定乘船从法国马赛出发，先到巴托乌姆。因为对婴儿来说，乘船要比全程乘火车旅行好一些。我们让艾伦波瑞乳制品公司准备了足够的瓶装消毒牛奶，可以使我们支持到巴托乌姆；我们把这些牛奶放在轮船上的冷冻储藏室里。从巴托乌姆出发，艾瑞克就靠艾伦波瑞公司生产的食品过日子了，我们把它放在完全烧开的水中，搅拌好，再放凉，然后喂他。我们在群山中行进时，出发之前就准备好开水，把水装进瓶子里，非常仔细地把这些瓶子放入一个袋子中，让随行的一个男人背在背上。由于这些水再不用加热，所以不论我们在什么地方，只要艾瑞克吃饭的时间到了，我们马上就可以喂他。这个可怜的小家伙在旅途中吃饭的有些地点令人感到很可笑，如牛圈、巨大的岩石底下可以避风处，以及那些只要是能挡住风的地方。我们一路上带着为孩子准备的婴儿车，晚上他就睡在这辆婴儿车里。
我们的保姆范妮·希思小姐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我还是个小孩子时她就在我们家当佣人。她一直全心全意地伺候我们，没有半点私心。虽然现在她已不再年轻，精力也不如以前了，但是她那坚强的意志和对孩子的一片热忱，使她克服了旅途中一个又一个的艰难险阻，我们从她那儿没有听到一句抱怨的话。
离开喀什噶尔时把我们送到安集延的那两个仆人，又在安集延等着接我们。但是，这一次我们却发现可怜的加法尔·阿里病得很厉害，让他跟我们一道去翻越那些崇山峻岭，他的身体确实吃不消。
他们来到安集延，在我们上一次住宿过的那家肮脏的旅馆里找到了我们。加法尔·阿里对“小主人”的问候使人感到真是情真意切。他走到床边那时孩子正在熟睡之中，加法尔·阿里向他恭恭敬敬地问了好，竟虚弱地倒在了床边，呜咽起来。本来，迈尔斯上尉曾在他们动身之前竭力劝他，让别人来接我们，但是加法尔·阿里说：“我要自己去，主人第一次从印度来喀什噶尔时我就跟着他，我又接来了夫人，现在我必须去把小主人接回来。”在这些质朴的人身上，有着多么深厚的情感和爱啊！
翻越天山山脉的旅程还没有过半，我们就不得不和一些柯尔克孜人商量好，让加法尔·阿里呆在他们那里休息一两天，然后再慢慢地往回走。我们比他先到喀什噶尔，他到达时已经不能干活了。我丈夫向（英印）政府为他申请一笔退休费，得到了批准。但是，令人痛心的是他只享受了几个月就死了。在他去世之前，我们在喀什噶尔建立起了英国领事馆，他被任命为“加玛达尔”（即由印度政府支付工资的领事馆随员领班），他对此很满足。
现在，由于我们有了孩子，生活完全改变了，我再也用不着为如何打发日子犯愁了。相反我们常常为怎样才能把每天要做的事安排得井井有条而伤脑筋。特别是两年后，我们的女儿希尔薇亚降临到这个世界上后，我们更是忙得不可开交。
我们得做孩子们穿的所有衣服，我们自己穿的大部分衣服也得自己做了。虽然我们雇了一个妇女专门洗衣服，但总是教不会她如何把衣物熨得让人满意，所以我们只好自己做这件事。
通过邮局收到物品非常困难，包裹重量限制为七磅，所以受到这样限制的包裹中到底能塞进多少东西，常常令人感到吃惊。有人给我丈夫寄来了一双冬天穿的厚靴子，但寄的时候只好分装在两个包裹中，一个包裹中装一只！
从印度寄出的包裹得走两个月左右才能到达喀什噶尔，从英国寄出的就得走上几乎三个月。所以，从我们寄出订单的那天算起，得等上四至五个月才能收到寄来的物品。物品到喀什噶尔时，已被挤压得不成样子了，甚至罐装食品也被挤扁压歪了。有时候，我丈夫收到从印度寄来的雪茄烟，但都已成了粉末，他只好把它装到烟斗里抽。
有一年夏天，我写信给母亲，请她给我寄一顶漂亮的冬天戴的帽子，因为冬天很冷，我没有头上戴的东西。信寄出去后好几个月过去了，母亲在信中告诉我帽子已寄了出来，装在一个结实的木箱子里，箱子外面缝上了一层粗帆布，包装得很结实。我母亲在信中还描绘了帽子的样子，说那是一顶咖啡色的绒皮帽，帽边镶有鸵鸟羽毛，眼下很流行。这使我很高兴，一直盼着能够戴上它。终于，有一天我收到了一件包裹，它看上去就像一条又大又硬的香肠，外面紧紧地绷着帆布，上面用很怪的字迹写着我的名字。打开它以后，我傻眼了，没有想到里面的东西竟是这个样子！我那顶漂亮的帽子，边上的羽毛，还有镶边，都被卷成了一团，紧紧地压在一起，这样做为的是使这个包裹结实点、好看点。显然，原来装帽子的箱子在什么地方破碎了，有那么一位好心的印度邮局局长重新把帽子包了起来，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无疑，这位邮局局长对他做的这一手漂亮利索活可能还感到很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