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身穿蓝衫装作侍役的侠士从怀里掏出手枪， 对准他的头脸和胸部连开了三枪，他一声不响地倒在血泊中，其他人急忙举起手来投降了……
在督署三堂曾向面授机宜的杨增新发出誓言说“不杀马福兴，提头见将军”的马绍武终于兑现了自己的诺言，而成为喀什的道尹。
喀什是南疆八城的首邑，也是关系到南疆安危的要塞之地。
马绍武以杀马福兴换来了南疆八城的土皇帝之位自然由衷的高兴。
马绍武非常感激杨增新， 自此之后更加始终不渝地效忠于他，惟杨增新的马首是瞻，言听计从。
杨增新也趁机利用他继续为自己尽忠， 他认为马绍武是一个可以重用的人物。因为马绍武不仅忠实于他，而且他又是伊斯兰教新教教长马元章的后代，也算是宗教界的首脑。
马绍武以宗教首脑的权威控制了回族和维吾尔族的信徒，实行杨增新的以回制维的策略，喀什的难题很快得到解决。
杨增新曾得意地说把马绍武放在喀什胜过在喀什驻扎十万大军。
马绍武凭借杨增新的宠爱和庇护在喀什也胡作非为， 大肆聚敛财物，又以宗教首脑的身份对回教信徒们敲骨吸髓，大发横财。
杨增新利用宗教界的首脑人物来统治人民， 自然也就维护这些首脑人物的利益，让他们享有特权。
马绍武谋杀马福兴就是杨增新制造民族仇恨和隔阂， 利用民族仇杀来维持他封建统治的典型事例。
杨增新大搞愚民政策，让人们都处于浑噩状态，好任他随意摆布任意宰割。所以，他不搞文化和教育建设。
他认为不论什么样的学校毕业出来的人都为的是升官发财，不愿在农工商方面务业，力争在政界中跻身求生存，求官之人太多， 必然造成僧多粥少你争我夺而导致祸乱滋生， 天无宁日。
为此他不兴办教育而让人们成为愚昧无智的群氓， 俯首听命于他的独裁统治。
杨增新也不注重搞经济建设，安于落后。自清代以来，新疆通过中央命令各省协助新疆的费用来维持军政开支， 把这种协助的费用称之为协饷。
而辛亥革命以后，北京政府取消了对新疆的协饷，新疆的财政状况恶化。
辛亥革命前拨给新疆的协饷每年大约有二百五十多万两。
而今拒拨，军事费用自然无法解决，财政入不敷出，只好想方设法加重对百姓的压榨与剥削。
杨增新多年来对官员们的贪污行为除了个别的特别引人注目的以外，他一般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予深究。
他鼓励官吏们除官薪外可以通过经商以及经营土地来致富发财， 他认为当官的有了赚钱发财的门路就不会产生争夺政权的野心，所以，他不加任何限制。
他允许文官经商敛财或者在不闹出祸乱的前提下贪污，也允许武官吃空额贪污军饷，还假装糊涂让士兵打工挣钱花。
但不能公开化也不准由此而闹出大乱子影响他政局的稳定与权力的巩固，绝不能使矛盾激化而引起祸乱。
为此， 他以发行纸币和变相地增加税收来对人民进行隐性剥削，使人民有苦难言。滥发纸币导致物价高涨，增加了百姓的负担，而税收的猛增使百姓一贫如洗，不堪重负。
他也采取了节省开支的措施，主张不多养兵，不多设机关，在机关里不增加人员，更不搞大型的土木建设，从他的督署到各厅道的衙门都保持清代的原样而未曾大兴土木。
他对地方官吏的大肆敛财和对百姓的敲榨勒索也做了种种限制，并将违规勒索的财物收归入库。
但由于多年来的积弊难以革除，各地方官吏巧有对策，手段灵活多变， 而杨增新为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所采取的缓和官民之间矛盾的措施，从根本上而言是无法办到的。
所以， 杨增新统治的新疆是个极其封闭而又十分落后的地方，他所实行的愚民政策使新疆各族人民之间互不信任，互相敌对，互相仇杀，他却利用这种矛盾来强化他的统治权力。
他不问鼎中原而一心经营自己的独立王国， 没有卷入关内的纷争；也没有与外国签订什么不平等的条约，干什么丧权辱国的事情，更没有欠下外债。
但他治下的新疆绝没有民主与自由可言， 更谈不上民族平等了。他在星星峡设立了关卡，严禁人们在没有新疆最高当局，亦即他的批准下，随便进出。
为此他建立了护照制度杜绝无照人员出入关卡。他拒绝从关内来的汉人， 拒绝接受北京政府向新疆分派的官吏和军务人员以及军校毕业生。
即使被遣送而来的流犯和垦民他也一律拒收。他认为从关内来的游民和汉人是导致新疆变乱的主要因素。
他所说的“西出阳关无好人”就指这些人而言，说他们来的目的就是升官发财。他把待在新疆的候补官吏和投靠他的亲朋好友也一律打发回原籍， 避免给他的一统天下带来不安定的因素。
对新疆发往关内和国外的往来信件与电文他规定必须检阅审查。不准关内和国外的报纸在新疆发行，已经发来的未经杨增新本人审查批准的，一律销毁。
发现通过书信、函件以及电文传递情报或消息的，一经查出立即捕押审讯，轻者判刑，重者立即处决。
如此剥夺自由的做法引起关内外有识之士的强烈不满，有的国会议员在议会上指责杨增新独断专行， 北京政府责令他改变不得人心的做法。
杨增新置若罔闻，不予理睬。他向来对中央认庙不认神。袁世凯在世时他主动投靠他、孝敬他，而袁世凯也特别关照他，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密切。
袁世凯死后他认为关内军阀混战，中央也无暇顾及新疆，中央的庙内常常易神，敬奉谁也不如自己管好新疆好。
所以，他干脆认庙不认神，不买中央的账，只顾大搞自己的独立王国。
现在北京政府的总统是黎元洪， 他认为袁世凯的亲信杨增新对他怀有二心，应该把他赶下台，让自己的亲信取代他。
但杨增新在新疆根深树大，一时难以推倒，弄不好抓鸡不着蚀把米，反会弄巧成拙，授人以柄，影响自己的总统宝座。
为了保险起见， 黎元洪决定派精明强干的日本留学生樊耀南到新疆任阿克苏道尹，监视杨增新，待时机成熟时取而代之。
黎元洪为何派樊耀南呢？
因为樊耀南在清代末年曾被清政府派到新疆担任过地方审判厅厅长兼法政学堂教员。他在新疆有一定的影响。
樊耀南初次来新疆为了走捷径是假道俄国西伯利亚从塔城到达迪化的。他当时走到俄国的斜米时，不慎将钱款丢失，一时没有了旅费，被困在斜米。
走投无路之际，他求助斜米当局，斜米省长扎塔耶夫把他介绍给当地的大商人哈克力格，并让他看了北京清政府的文函。
哈克力格得知他将到新疆当大官，自然感兴趣。因为哈克力格经营俄国与新疆的商业贸易，他的洋行就在迪化。
哈克力格款待了樊耀南，资助了他的路费，并派人把他送到塔城。从此两人结为很好的朋友。
樊耀南出生在湖北公安县，字早襄，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毕业生，思想开明，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追求民主与自由，倾向于革命。
樊耀南面对边陲的闭塞和落后深感压抑，于是，就在辛亥革命后回北京，仍然在北洋政府国务院供职。
黎元洪当总统后， 认为他见多识广， 善于斗智而又城府较深，完全可以击败杨增新成为他在新疆的代理人。
于是他征得樊耀南的同意后，便委任他为阿克苏道尹。
黎元洪曾多次在国会批评杨增新搞独立王国而不接受北京政府派去的军职人员， 并在对外省联络部流露出撤换杨增新的意图。
杨增新的高级密探毕振国名为国会议员， 实际上是杨增新专门搜集北京政府有关情报的特务。
他在国会开会向来不发言， 如同三国时的徐庶进曹营——
一言不发。他身在北京而心在新疆，为杨增新索取中央情报立下了汗马功劳。
他以贿赂的手段买通了北京政府对外省联络部的一个机要秘书向熙远，从此人嘴里得知关于樊耀南取代杨增新的机密。
这样重大的机密对他而言如获至宝， 为了向杨增新邀功领赏，在樊耀南尚未离开北京时，他便将一份密电发给杨增新。
杨增新接到这份密电，心中不由一惊，脸色变得十分难看。
只见那密电上写道：
“……黎总统意在新疆插手图变，欲将都督易人，近派其心腹樊耀南进疆以探虚实……”
杨增新看罢电文沉下脸来，不停地甩着手中的蝇甩子，仿佛欲将心中的闷气甩干净， 又好像看见了一只叮人的苍蝇令他心烦。
他打算用手中的蝇甩子追打苍蝇般把樊耀南打死。可怎么个打法呢？ 他边走边思考起来。
在他尚未来到之前，我不妨派杀手将他杀死在半途？ 或者等他一入疆便动手除去他，岂不干净？
可是又一想， 他否定了这种办法。因为他是大总统派来的人，突然不翼而飞，必然会怀疑到我的身上，如果一旦追究下去，水落石出，岂不暴露了我吗？
如此做法操之过急，危险性太大，我怎么这样沉不住气呢？
一个樊耀南算什么？ 又不是百万大军进新疆。
樊耀南在新疆势孤力单，难成大气候，他新来乍到肯定有求于我，我不如将他留在我的身边，稳住他，监视他，看他究竟想干什么？
那时候我再抓住他的把柄， 呈报北京政府将他逐出新疆或者据理铲除，岂不水到渠成，自然成功。
如果他城府深而无把柄可抓的话，我不如拉拢他收买他，使他归顺于我，然后再通过他投靠黎元洪，使黎元洪改变初衷。
如果他一旦改变态度，我就可以赢得北京政府的支持，而他又怎能撼动我这棵根深叶茂的铁树呢？
他的企图岂不变为一枕黄粱？
他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得俯首称臣。
看起来水滴石穿有时胜过千钧威力。
眼前激化矛盾于我无益，我不能目光短浅而忘了从长计议，压轴好戏总在后面，我倒要看看他樊耀南究竟有何能耐？
杨增新想好了应付的对策，把手中的蝇甩子扔在书桌上，然后收起了那份密电，锁在他的档案柜里。
樊耀南不仅来到了迪化， 而且还带来了一个随从名叫蓝肇华，不离他左右。
杨增新对他们的到来表示热情的欢迎，并为他们接风洗尘，使他们感到杨增新为人很随和又很憨厚。
其实不然，杨增新在他的旧僚心目中的印象是大诈似忠。
当他们离开后， 他当即指示北京的探子毕振国了解蓝肇华的背景和身份。
又指示迪化侦探局查实蓝肇华在新疆的社会关系。
很快他从北京毕振国的密电中得知蓝肇华系革命党人，在北京跟杨缵绪的关系密切， 他同樊耀南是同乡关系， 也是湖北人。
而从迪化侦探局获悉的消息是蓝肇华曾参加过伊犁革命，后来又回到北京。
杨增新掌握了这些情况后，认为此人值得怀疑，但他表面上不露声色，暗中却处处提防他。
他将他们放在迪化，迟迟不予启用，也不让樊耀南到阿克苏上任，并在暗中派人侦察他们有什么举动。
然而监视的结果什么异常也未发现，樊耀南深居简出，毫无轻浮的表现，举止行为循规蹈矩，生活勤俭朴素。
杨增新捉摸不透他的心思， 便请来了一位在药王庙看病算卦的道人，来到他家给他占卜吉凶。
那道人身穿黑色长袍，头戴黑色圆帽，手提黑色卦包，面见杨增新施礼问安，杨增新让他坐在书桌旁，两人寒暄起来。
那道人看到他书案上放着《阴符经》，知他是老庄的信徒，便大谈老子哲学与庄子的玩世不恭， 说庄子的文章写得十分生动优美，惟有屈原可以比肩。
杨增新也大发议论，两人谈得比较投机。末了，那道人问杨增新问卜哪方面的吉凶，杨增新顺手在一张纸上写出一个“樊”字。
那道人取出卦筒摇了一会儿，让杨增新抽出一签，杨增新一看上面标出“上上大吉”四个字来，问那道人是何意。道人接过签条，在他的一张八卦图上找出“上上大吉”的位置，然后把签条放回卦筒，把“樊”字拆开成数的笔划合在“上上大吉”的卦图数字上，又从卦包内取出一包黑色的石子，倒在另外一张纸上，按卦图与“樊”字的笔划数，排列成阵，算起卦数来。
他一会儿正数默念掐指计算，一会儿又倒数掐指默念，算了一会儿，用石子排列成一个“人”字让杨增新看。
杨增新问他何意？
他回答说杨增新在为一个人的存在而神不守舍，难以平静。
杨增新问他何以知晓？ 他回答说从卦上推算而知。
杨增新问他是吉还是凶？ 他回答说看你这一省之长将如何处置？
杨增新问他：
“依尊长之意将如何办？ ”
那道人说：
“说来话长， 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明白的， 需要从卦因说起。”
“那就请尊长从长说起。”
“将军！ 你所问的这个人姓樊，他与你同属水、木、火、金、土五星之中的木星，同星相生相克，这是命里注定的。”
“何以见得？ ”
“将军姓杨，属于‘木’与‘易’的合称，加上您的‘增新’二字便是树大根深，枝繁叶茂，生气盎然，广为树海，无人可毁。”
“原来是这样！ ”
“而那姓樊之人，则属两‘木’与‘大’字的上下合称，而双‘木’在上则有网罩，难以驰骋，‘大’在下可成大片树海，无边无际。”
“我们同为树海？ ”
“不过区别在于上、下位置的不同。”
“什么意思？ ”
“将军的树海在上无人敢犯。而那人的树海只能在下，可广无边际。如果那人处于上面的位置，则有被罩在网中的灾星，无法拓开变大，而他的命运也只好掌握在别人的手中。”
“你所指的上与下是什么？ ”
“上指人的官位在上层机关，下指人的官位在相对的下层县城。”
“尊长可谓神算，但不知这樊姓人的官位应当放在何处？ ”
“依贫道之见，此人只能放在将军的眼下，受将军的网络，他便无大可言。如果放在外地此人便可腾达而起，无所羁绊。”
“我如果把此人放在阿克苏当道尹呢？ ”
“封此官尾大不掉，据城成势，以大木相克你的上木，你必为他所毁而失树海。”
“要这树海何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