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日里，人们认为野狼肉、狐狸肉是不洁净的，所以不会去食用。可在饥寒交迫的年代，我们的邻居们就是靠食用野狼肉、狐狸肉才幸存下来的。这些亲朋好友后来过上了好日子之后都带着一份厚礼来到我家致谢，都说：“合孜汗，当年要是没有你，我们可能早就饿死了。俗话说：饱时难忘饥时吃过的肉皮。我们至今都记得自己当时吃了不洁净的动物肉，但是能活下来全是你的功劳啊！我们都是穆斯林，现在就让这个秘密藏在我们心间吧！”
1959年至1960年，阿勒泰一带闹饥荒。等我们长大懂事了之后曾经向长辈询问起当时的情况。我们了解到当年的饥荒不是因为粮食与牲畜紧缺，而是因为当时内地一些地区由于粮食紧缺，想出了让百姓吃大锅饭的办法，这种办法立即被边疆地区的哈萨克人原封不动地照搬了过来，政府没收了广大百姓的劳动所得，然后再平均分发给百姓。百姓都吃大锅饭，无法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所得，备受饥饿的煎熬。
阿勒泰一带并不缺少粮食和牲畜，其实什么都有，牧民们自己忍饥挨饿，却让成百上千的牲畜安全地度过了严寒的冬季。1959年的冬天，在萨尔哈木斯大队所属的一个村庄的打麦场上堆放着许多由于当时劳动力紧缺而没有脱粒的麦子。那时我家搬到了萨尔哈木斯大队一个叫哈依拉提的地方。在打麦场的那一头有四五户牧民人家，我们和他们一起度过了那个冬天。我们一家因为父亲狩猎要给马喂料，被允许住在这里过冬，我们用麦糠来生火，麦糠里时不时地会蹦出一些没脱粒的黄灿灿的麦子。如果你耐心地去打四五捆麦秸，你就可以得到两碗多的麦子，母亲每天都要带回来三四捆麦秸，晚上我们就围在火炉周围拍打麦秸，这样就能得到一碗麦子，我们用松鸡油和鸽子油把它炒熟了吃。萨尔哈木斯大队的粮食比较多，只是因为劳动力不够才没有收割完。开春时节，我们可以看到地里还有没收割干净的大豆，我们会捡回大豆和麦子当口粮。
从百姓手中收缴来的所有牲畜被单另划分给了牧业大队，并集中在波特乌厄尔葛、柯孜勒贾尔等地过冬，即使是死去的绵羊也绝不允许牧民们拿去食用，会被没收。开春时节，一冬天收集来的死畜堆放在墙角，由于没有撒盐，已经发霉腐烂。9月底，办公室领导下令让一个小伙子用两峰骆驼把那些腐肉运到河边扔掉了。
那时我才上小学二三年级，有很多东西我并不懂，但是村里人们的日常生活画面至今还会浮现在我的眼前。我还清楚地记得，就从1958年夏天开始，所有的物品都被收缴充公，所有人都要去大队的食堂吃大锅饭。我家也把1956年由六十三根曲椽搭建的白色毡房连同围绳彩带一起交公了，犁头、手拉车、农具，还有父亲的青灰马等几匹马，包括两头怀胎母牛，总计十只大畜也都交公了，家里仅剩两条猎犬和一只山鹰。父亲放飞了山鹰，而两条猎犬中的一只是父亲当年从别人那里要来的，另一只则是花高价买来的，当时为它们寻找食物都成了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于是父亲也将这两条猎犬放了，让它们自食其力。猎犬在外面吃饱了肚子之后，会重新回到家中来。1959年，父亲去狩猎，这两条猎犬表现得十分出色。
还有一件与集体所有制有关的故事：柯孜里塔斯（当时称为红墩）公社的乌特布拉克大队有一个一贫如洗的单身汉，名叫苏尔波依达克。1957年至1958年，这一带铲除了私有制，没收了个人财产和牲畜。生产队的人们都被召集起来在食堂吃大锅饭。有一天吃饭的时候，那个单身汉对身边的女人说道：
“走着瞧吧！今后不会再有家庭可言了，女人也会被充公，你们老拿我这单身汉取乐，现在你们来瞧瞧我有多厉害吧！”没过多久，这个单身汉因为这一句话受到了批判。当时，除了单身汉所说的话以外，其他的一切都已经被公有化了。冬天，人们只为取暖而生炉子，没有一点点可以煮熟再吃的食物。整个村庄的男女老少都会吵吵嚷嚷着去一个食堂吃饭，刚开始头头们甚至不允许人们打了饭带回家吃。那时，无论谁干了食堂的差事，谁就等于拥有了一种荣耀。那个分发饭食的人站在门的那头，在饥肠辘辘的人们面前，为自己占据着重要地位而趾高气扬。每天早晨和中午，人们在食堂打两次饭，成人每人每次可分得100克重、仅有拳头大小的两个馍馍，大孩子则分得成人份额的一半，小孩子只分得更小的份额。而晚饭则给大人发一升略带油水的汤饭，小孩则只能分得微不足道的半升汤饭。由于我母亲身体欠佳，每次都由我去打饭。到了打饭的窗口，我总会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位师傅手中从锅里舀汤饭的勺子。有时他瞟我一眼，然后用勺子把汤饭搅一搅，盛稠一点的给我。每当这个时候，我就非常开心。当时我又饿又非常孩子气，在提着我们一家四口人分得的三公升汤饭回家的路上，我总会掀开饭盒的盖儿，挑出一块肉塞进嘴里，当然不敢再伸手去拿第二块。到了家后，母亲总会将自己的那一份也分给我们吃，让我们吃得饱饱的。
1958年的冬天，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不分男女都被送往炼铁厂，父亲则被派到深山里砍柴。父亲不在我们身边时，我们也像别人家的孩子一样开始饿肚子了。家里有葵花籽、甜瓜籽、南瓜籽，我们就靠吃这些东西度日。1959年底，父亲又被派去狩猎，我们才逐渐从饥饿中解脱出来。这一年的冬天，萨尔哈木斯大队的几个人被活活饿死了。秋天收割完庄稼之后，头头们又将能用的劳动力转移到了县上的一个叫做溢洪道的地方去劳动，那里的生活条件更为艰难。晚上他们睡在地窝子里，或者在挖好的水渠埂上铺上芦苇、麦秸睡在上面，总是饿着肚子就睡觉。白天则在冰天雪地里挖土、挖石头，并不停地搬运。饥饿、繁重的体力劳动还有逼人的寒冷，使许多人辞别了这个寒冷的世界。父亲有一个弟弟叫阿布力，1950年曾经参加了解放军，获得过几次奖章，他直到三十五岁才结婚，1958年有了一个女儿，他的妻子随开荒的女人们一起被派到了一个叫柯孜勒加尔的地方去割芨芨草，刚刚出生的婴儿被迫断奶，交给了奶奶照看，阿布力叔叔则被下放到溢洪道那地方去了。没想到走时还很健康的叔叔到了冬天就去世了。尸骨被送回了家，他是饿死的。由于萨尔哈木斯大队当时没有人出来挖墓穴，父亲只能振作起精神亲手给弟弟挖了墓穴埋葬了他。大队长只给了年轻的寡妇三天时间为丈夫送葬，三天后她又被带回了开荒的地头。当时，哪里会有现在这样丰盛的丧宴，前来慰问吊唁的人也特别少。即使是这样，亲戚朋友也会来家中哭丧，然后喝一壶清茶离去。虽然阿布力身后还有许多亲戚，但是妻子终究成了无家可归的寡妇，女儿也从此成了孤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