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三年供给制，一律不许恋爱；这孩子有很多阿姨，但是不知道哪个是爸爸；一个婴儿在那儿，都不清楚谁生的；兵团一大怪，大姑娘一般不对外。
将近十万的上海支边青年，就这样继续在天山南北经历着战天斗地的生活。他们确实如各级组织和领导所期望的那样，开始在大漠戈壁的深处扎根。伴随着岁月的推移，在艰苦的环境和劳作中，在远离家乡的土地上，青年男女感情的种子也是要播撒，要萌发，要开出各式各样的花；随之而来的，还会在这里生根，在这里结果，直到在这遥远的地方落户安家。
不管抓到没抓到，开除撤职
说到男女婚配的话题，老职工子弟何立云还是大实话：“说实在的，人这个东西，你光男同志在一块儿干活，他兴趣不高。到了年龄，第一个就是要讨老婆，没有老婆不高兴。像50年代兵团第一批的人，在婚姻方面不少就是分配的，把内地动员来的姑娘，比如湖南来的姑娘，分配给哪个团长、营长，一个配一个，愿意不愿意再说。当然有的工作方法好的，就专门把差不多的配合在一起，让他们自己再慢慢磨合，交往一下，沟通一下，然后结婚。”
新疆去的王祖炯从一个初一学生到靠自身努力，做了宣教科的干事，直至做到《兵团日报》的副总编，工作的需要，加上善于观察，使他了解的情况比较多。据他所知，动员上海青年去新疆支边，当初做计划的时候，就是要女的尽量多于男的。原因是新疆那边原来男的少，女的去了以后，除了稳定上海青年，还能缓解上海青年之外的配偶问题。所以每次动员招人的时候，总是要想办法多招一些女青年。
去的头几年大家都还小，连队里开会的时候总在讲一个问题：一律不许谈恋爱。是否有文件规定大家不清楚，但肯定有这样的要求，开会也正式宣布过，头三年供给制期间不允许谈恋爱，更不许结婚。可是慢慢的，也约束不住了，毕竟都是这样同龄的男男女女，有交往的需求。但是如果发现了，就算是作风不正派，可能要把男的关几天禁闭。
除了上海男女青年之间不准谈恋爱以外，还有一条也很严格，就是其他地方来的人要想和上海青年谈朋友，那也不行，一发现就要受处分。拿农一师14团来说，很多各地来的青年一直表现很好，当排长、当班长，就因为和上海青年谈朋友，人家反映有不正当关系，比如说和上海女青年搂搂抱抱，不管是抓到没抓到，是团员的开除团籍，是排长的撤销排长。有的撤职了，有的连党员也给抹掉了。
还有个别女孩子肚子大了，事情瞒不住，要生，怎么办？不像后来做个人流，那时候没有办法像现在这样去医院做人流。没结婚，生下孩子谁养？跟谁发生关系的，都要当成一个恶性事件查清，当事的男方劳改、判刑的都有。对各级组织来说，因为上海青年支援边疆十万人，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务，所以要求，凡是干部在上海青年身上犯作风问题的，一有发生，马上撤职到底。
在34团有这么一对，男的在上海是社会青年，之前已经在家待业多年，年龄相对比较大。他和一个女青年两人好上了，好得不可开交，最后偷吃禁果，发现女的怀上了。怎么办？正好赶上报名去新疆。他们想的是，离开上海，起码不丢人了，到新疆那么边远的地方就没人管那么严了。1963年两人都到了新疆，次年生下个儿子，是这个团一千七百多个上海青年中，唯一进疆就怀孕生孩子的。
但是没想到的是，怀孕了也不准他俩结婚，生了孩子照样不准结婚。有明确规定，三年不能谈恋爱，不能结婚，你生孩子还行？不行。于是这女的还在集体宿舍，带着孩子，其他女同胞也都帮她带。这孩子很小的时候有很多阿姨，但是不清楚爸爸是谁，因为爸爸不能去管他，只能有时候偷偷帮着提点水放到门口。
在新疆的大漠戈壁，和上海青年一起劳动的，还有历次运动中所谓的反革命、右派分子以及各种劳改犯。在兵团，习惯上把刑满或解除劳教人员称作“新生人员”。上海青年头三年的每月津贴，是供给制的三、五、八块，而新生人员作为农场职工拿的是几十元的工资。结果就有一个上海女青年和新生人员生出了事端。
这是在农一师5团的事情。安康他们班有三个刑满的新生人员，岁数都比较大了，带着他们上海青年劳动，教他们劳动技术，像平整土地，怎么看这个地等等技术活。教的过程中呢，这些人就要跟上海青年打交道，那么就出了一些事情。
一个支边女青年和一个放牛的新生人员不知怎么挂上了钩，说是谈恋爱，有的说她认他做哥哥，看到她去放牛的地方去找他。后来这个女的例假不来了，很快在宿舍里传开。结果不久人们发现，放牛的新生人员自杀了。他无法面对后果，这样也就等于把罪责都自己承担了。事情一闹大，团里政法股的股长跑过来，开大会，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拍：“不像话！刑满出来不好好改造，还敢跟上海女青年搞七搞八！”最后结论，宣布那个放牛的新生人员畏罪自杀。
有一次，在女青年多的连队，有人发现婴儿放在厕所里面，她们吓得不得了，因为不知道是谁生的。也没有人告诉女青年一些基本的生理知识，一个连队有几个人，在那时候先后怀孕了。怀孕以后，没有结婚证，找上级领导去申请，都不给批。只好还是各自住在男女宿舍的大通铺，两个大人还是分开的。生了小孩，坐月子也是在集体宿舍。女青年们下工了轮流抱着孩子玩，一天到晚把小娃娃当玩具一样。有时当妈妈找不到孩子了，到处找，孩子在谁的手里也不知道。一般出了这种状况的女青年，就都别想再进步了。
女的省下包谷馍给男的吃
十几、二十岁的姑娘小伙一起朝夕相处，甘苦与共，尽管是在半军事化的管理之下，两性的吸引无论如何还是会顽强地悄然滋长。当初刚到团场的一个阶段，纯粹是一种男女生之间的友爱，后来长年进入生产和生活状态，年龄在增长，身心在成熟，互相间越来越有吸引力了。本连队的，往往在劳动中结下好感，当然还是很单纯。
男青年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得最多的是帮女青年干一些重活，比如春耕、秋收、冬修水利这些“会战”的时候，具体到挖渠、挑土这些重体力的劳动，男青年的都会多出力，减轻点女青年的劳动强度。这个过程中，就开始萌发感情，尤其年龄大一点的就偷偷谈恋爱了。
朱静华说出了上海女青年的一种心态，为什么到了新疆几年以后，女的都急着要谈对象，甚至想早点嫁人？因为有时候生活艰难得真是没办法，光是冬天到井台提水就很艰难，旁边的冰比井台还高，一不小心就可能滑下去。所以很多事需要和男青年来互助。
进入十月份以后，不少地方就要穿棉衣棉裤了，这时候取火怎么办？要劈柴，柴火也都是自己背。从工地下班以后，每人带着一根绳子，不管身体怎么样，都得背，因为都没结婚，集体宿舍，每人都要背。好多女青年到后来没办法，觉得难以承受，早早就想找个男的结婚。
在团场的生活有个特点，不管冬夏都没有自来水，是要提水的。男的比女的力气大一些，真要碰到休息了，都是女的在洗，男的提水。开始也不是什么谈恋爱的事，就是女的帮男的洗衣服，男的帮女的提水。提着洗着，感情就到一块儿了。
另一方面，男的吃不饱，女的省下来包谷馍给男的。好多女孩子都这样，把馍掰开，吃上一半，还有一半呢，有的时候马上分给男青年，或者晒成干，到时候再给男的。34团的王祖炯记得，她们五个人领了五个包谷馍，吃三个，凑下一两个整的留着，切成片搁炉子上烤一烤，然后一包一包地给男的留着，那东西真的是比什么都香。
可以想见，这其中的心思是细腻而亲切的。美好的记忆总有些相似，毛国胜说起来，为了不让男的面子上过不去，她们不是给男青年送去吃剩下的，而是她们十二个人合着吃八个馍，剩下四个整的端去，放在男青年地窝子的门外面，然后叫一下就走了。这时屋里当班长的出去一看，就明白，这馒头是给他们的，兴高采烈地拿进来，大家马上分了吃。有的人可能边吃着格外香甜的包谷馍，心里边浮现起丰富的联想。
据安康讲，因为谈恋爱结婚是违反纪律，所以开始都必须偷偷摸摸，就是你下班的路上跟我使个眼色，找机会低声讲一句，今天晚上在哪里等啊，或者怎么样。然后晚上就各自溜出来到那儿碰头，无非是林带里，包谷地里。结果，连队附近比较隐蔽的地方都是男男女女，都谈不上多隐蔽了。一对一对的，互相如果看见了，你不讲我，我不讲你。
互相有点意思以后，比如女的大一点，男的小一点，就姐弟相称；男的大一点，女的小一点，兄妹相称。这样相称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成一对恋人了。而且上海青年恋爱选择的范围很小，首先因为一个农场就孤零零的，周边没有多少居民和社会环境，到另一个团场起码几十公里，基本上不可能跨团去找对象；其次，即使在一个团，每个连也都是相对独立的一大片，不大可能跟另一个连队的发生密切联系。除非那个连队有自己青梅竹马的同学，这样走动走动，才有可能，一般都是在本连队里面各自物色对象。
俩人做小锅饭，就有点意思了
到1968年，对这些上海青年的三年供给制已经陆续解除，他们的身分转为拿工资的农场职工。随之解除的还有禁止婚恋的约束。艰难的环境里，互帮互助的男女可以正常开始他们那个年代特有的恋情了。
一谈恋爱怎么办呢？都是集体劳动，住集体宿舍，只能是收工以后到林子里面，麦场垛后面，尽量找人少的地方，两个人就这样幽会了。
无论在这个世界的哪里，男女之间总是这样吧。不过，在这里的恋爱形式，实际上是很平淡很含蓄的。当时有一种说法叫“剥树皮”，一说“剥树皮”，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两个人去找个地方，悄悄摸摸，到林带里走一走。他们种的树已经形成了防护林，到里头走一走，说说话，然后不知不觉停下来，站在一棵树的边上，手扶着树扒拉扒拉，有话没话都无意识地剥剥树皮，假如停的时间长，那棵树就可怜了，这就叫“剥树皮”。
后来更进一步了，还有一种说法很形象，叫“吃小锅饭”。要是看到某个男的和女的，他俩在那儿开始弄小锅饭，之后在一起吃了，哎，这肯定有点意思了。比如劳动回来，都在屋子门口，然后你就看吧，搞两块土坯一支，上面放个小锅，上海带来的钢精锅，弄了一点什么粮食，搁里头煮煮，或者擀个面条，在那儿下下。两个人忙前忙后的，像个小家庭，吃好，刷干净，男的走了，或者女的走了。就这样，这就说明他俩已经有点意思了，别人一般不会再插一脚。
34团的李小女，后来成为从上海一起来的余加安的妻子。她笑着说：“实际上说起我谈恋爱，真是前世有缘了，脑子里本来没想过要跟他谈。他们都是单身汉，他们一顿一个馍，吃完就没了，吃不饱。但是他们有时候肚子饿了，一下子吃两个，中午把晚上的定量都吃掉，到月底就没饭票了。我在托儿所工作，托儿所里呢有三个女的，包谷粉可以秤一点回来自己做糊糊。我们女生觉得他们怪可怜，有时候他们没吃的，我做点糊糊，叫他们五六个人来，他也一起来，到我们托儿所来吃点。这样子，我和他就慢慢熟起来。”
在这样朝夕相处的劳动、生活中，到了一定年龄，男女产生感情，谈恋爱，是很自然的。所以他们那些人普遍谈恋爱比较早。一是单调，寂寞，劳动强度大，需要感情来调节；再一个是吃不饱。一恋爱结婚有个好处，比如女青年和老职工结婚之后，有了家，不用再住几十个人的大屋，可以在家里烧饭了。集体是吃大锅，每顿定量就是一个馍，自己开小灶，把粮食拿回去自己做，灵活多了，就可以烧包谷糊什么的，或者在家里擀点面条，改善改善，把肚子撑一撑。
那么就冲着这么个好处，都想早点结婚。早点结婚，最起码可以在家里擀面条吃。不然的话很想吃面条的时候，还要医务室开病号饭的条子，连长不签字不批就吃不成。连长审批好了交给伙房，伙房说今天给你吃一天病号饭，成了很大个事。
一定要找个出身好点的
“文革”以后更加强化的唯成分论，使得人们的家庭出身，往往成为男女选择对象的首要条件。当年，上海姑娘韩培芬和同是支边青年的北京小伙白振杰，不知怎么就走到了一起。
他们直到退休后仍住在农二师21团的平房小院里。韩培芬依旧是单纯直率，她说：“恋爱这个事嘛怎么说，实际上我跟他以前，我都谈了好几个。你知道吗，以前找的几个都是上海人，可好了。找的头一个你他实话说了，他爸爸是国民党警察在台湾，那时候成分特别重要，我又在值班连嘛，值班连就是武装民兵连，好，我就不同意。后来等过了可能一年多又找了一个，医院的药剂师，你看多好。谈了半年，快成了他才说他是右派，我又不能要，你看那时候成分多厉害。后来就找的现在这个，虽然家庭出身也不是劳动人民，但没什么历史问题，跟他一谈就成了。还是姻缘，我信这个。”
不单出身好的人不选择出身差的，像许多家庭成分差的上海女青年，选择对象的第一标准，也是只要对方出身好一点就可以。这样的话嫁过去，家里人不挨批斗，本人不挨整，以后的日子才好不再受什么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