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协理员找我写帮他写家书，我同意了。后来，我发现协理员的家书越写越频繁，姑舅姨表，堂兄堂弟，侄儿侄女，包括同村儿里的邻居等，他都在不停地给人家写。开始十天半月找我帮着写一封，然后变成了每个礼拜找我一次，再然后是两三天找我一次，最后每天都有要找我帮忙写信。我当时年纪很小，并没有在意。只是觉得这个协理员很想念家乡，很想念亲人——他对家乡和亲人的爱甚至使我深受感动。
但有一天，协理员红着脸，非常紧张地来到我面前，支吾了半天，说，王建华同志，我有话要对你说。
我当时觉得很奇怪，也突然变成那样，也使我觉得很可笑，就说，你是首长，你有什么话就说吧。
他的脸更红了，一直红到了脖子根。过了好久，他也没有憋出一句话来，却把一封信硬塞到了我的手中。
“我们抬头不见低头见，你给我写什么信呀？”我深感奇怪，忍不住问他。
“我有一件事一直想跟你说，但你知道，我这人不会说话，我觉得在信中说着方便些。”他语无伦次地对我说。
“我看一看有什么事。”我说着就要把信撕开。
协理员更是不好意思了。你先不要看，我走后你再看吧。他说完，就慌忙走开了。
我拆开信看后，知道是一封求爱信，我又羞又生气，就把信撕了。
协理员一直在等待着我的回音，见我好几天都没动静，就壮了胆子前来问我，那封信，你看完了没有？
我当时还是个孩子，心灵单纯，当时看了那信很生气，但过了几天后，也就没再把那件事放在心上。协理员一提起此事，我不由楞了一下。待明白他问的是什么事后，就毫不客气地说，你这么老的同志，给我当父亲还差不多，你却写那样的信给我，我当时就把信撕掉了。
协理员尴尬地站在那里，脸上红一块、白一块的，过了好久，才低着头，转身走了。
我在师部已听说了许多有关女兵婚配方面的事情，心里特别警惕，我也从别人那里得来了经验，遇到这样的事，首先就不和你罗嗦。我死死守住一条：宁愿枪毙，也不答应。
“师机关比下面要文明许多，现在想起来，那位协理员的方式也算是很文明的了。你不同意，别人也不会强求。我当时对这事处理得很鲁莽，对他的态度也实在太过分了，一点面子也没有给人家。但听说的事太多了，所以内心特别敏感。一听到这样的事就来气，就害怕。后来觉得，应该好好地跟人家说，不该让人家下不了台。但当时年纪太小，没有想到这些。所以，协理员想报复我。
协理员报复我的方式在当时是很要命的，那就是要查我的家庭出身。
有一天，他带着一脸严肃的神情找到她，用冰冷的口气对我说，你在你的家庭出身上隐瞒欺骗了组织，你要知道，这是一个非常严肃、非常严重的问题。
我出身下中农，这是组织审查过的。她慌忙说。
你养父是国民党的官吏，所以你的出身应是反动官僚家庭。他说。
我养父只是个小官吏，我小时候家里很穷，父母被逼得没有办法，让我去给他当了几年养女。后来，我又回到亲生父母家了。我跟养父再没什么关系了。所以，我还是下中农。我没有隐瞒和欺骗组织，我希望你尽管依靠你的工作之便，去查个水落石出。我话中带刺地对他说完，就转身走了。我听到他在我身后不甘心地冷笑了一声，说，我们走着瞧吧！
没过多久，二十七师除留一个团给六师外，其余各部全部调往北疆。官兵们都很高兴，因为北疆的条件与南疆相比，相对而言好了许多。
我却决心随那个团一起留下来。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避开那名协理员。协理员毕竟是我的上级，对我这个小战士来说，在那样的环境中工作的确别扭。好多人都劝我一起到北疆去，我都摇头谢绝了。最后连政治部主任都对我说，小鬼，你在机关工作，条件要好许多，你要知道，下去容易，要想再上来可就难了。
她说，我愿意留在这个艰苦的地方，愿意到艰苦的岗位去工作。
到了六师后，我很高兴。因为这是王震将军的老部队，它的前身三五九旅曾经天下闻名，而二十七师是起义改编部队，最初分我去时她就不太乐意。
我到了和静。我想老部队中，一定不会再有那样的事情发生，所以觉得自己像一只出笼的鸟儿，自由了许多。没想我却两次遇到了这样的事情。这两次都不是给我写信，而是由组织出面，直接给我介绍。这使我非常绝望。我这才知道，这种事情，在驻疆部队中已很普遍。我不服他们的作法，所以不论组织怎样作工作，我都抱定一条信念：宁死不嫁。
我当时只能让时间来改变这种现状。我相信，时间会让这一切成为过去。
如果真正要找对象，那时的女兵从内心来讲，首先想找的是子弟兵，不愿意找起义军官。这是由当时的政治宣传影响的；其次是想找机关里的参谋干事，因为他们大多是学生兵出身，有文化，年龄差距小，显得文明一些，有教养一些。最害怕找营长、连长一类的军事干部，他们经常带兵打仗，显得粗鲁；然后希望他们是南方人，这样，生活习惯接近一些。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要找对象，就要按这个条件去找，若找不到，就不结婚。
我最后如愿以偿。与我在南疆相守了四十多年的丈夫季国纲是浙江人，毕业于华东军政大学，当时在团宣传股任股长，他们是自由恋爱结婚的。
时至今日，我似乎已理解了当年的那些作法——
从客观上说，因为战争，一些从枪林弹雨中幸存下来的老同志不可能考虑婚姻的问题，国家解放了，谁不想享受和平的果实，谁不想成个家，立个业呢。但新疆当时的情况太特殊了，二十万军屯垦在天山南北，而新疆当地的汉人当时才三十来万，上面又有规定，不准与少数民族妇女通婚。这就形成了矛盾，没法在当地解决军人的婚姻问题。仗打完了，不能让他们解甲回家，还要以部队为建制在这里屯垦戍边，不解决他们的婚姻问题，谁能在这里呆下去？谁能在边疆扎下根呢？所以这个问题在当时就显得十分紧迫。但作为个人，就从我们女兵角度出发，我们是怀着纯洁、朴素的革命愿望，怀抱着满腔报国热情，响应号召，报名进疆的，一心想为边疆建设抛洒热血、添砖加瓦——这些话在现在听起来像是空洞的口号，但在当时，都是我们的真实想法。来到这里后，苦吃了，这都没什么，但在婚姻上要接受这种间接或直接的组织分配，内心肯定难以接受。特别是刚到部队，就提出婚姻问题，就更是接受不了。不管老同志在革命中多么战功卓著，他也没有权利要求一个与他没有任何感情基础的女人同他结合。这关系到了内心的尊严，还有这种方式打碎了女兵们来这里的最初梦想和愿望，更主要的是——剥夺了我们的爱情。
我认为他们应该耐心引导，使年轻的女兵们渐渐接受，而不应该把解决婚配问题当作一项任务去完成，甲团已配了多少对，乙团已配了多少对。忽略了我们是人，而不是物品，更不是牲畜。
我认为自己是幸运的，逃避了自己不愿接受的婚姻，但我为其他的姐妹难过，因为，像我这样的人毕竟只是极少数，我后来当了教师，自学完了大学课程，丈夫作了师宣传处处长，我们把四个孩子全都培养成了大学生。
——如果我为这片土地做得不够，我让我的孩子代我来做，他们比我们有知识、有文化，会比我做得更好。”
我一直认为，部队给了我一个崭新的人生。我对部队的情感很深，我一直珍存着当年的军装——包括领章、帽微和当年的鞋袜。一九八八年，我五十三岁时，还特意穿着它们，挂着奖章，照了一张像。
四.林紫玉：我从此再也不能爱了
我是五〇年十月初到的新疆。我是那种多愁善感，文弱纤丽的女孩子，我当兵不久，大家就不再把我叫林紫玉，而叫我“林黛玉”。我先被分到步兵学校当广播员，没过多久，就给我介绍了一位“年轻的老革命”。我当时与他还没有见过面。来人是政治部的一名副科长。他先问了我的一些家庭情况，又十分详细地了解了我的社会关系，然后对我说，林紫玉同志，你到了部队，部队就是你的家，组织就是你的父母。你一定要听从组织的安排。
人家是领导，我是小兵，听他这么说，连忙站起来，大声说，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听从组织的安排。
他说，很好，你今年多少岁了？
虚岁十八。我犹豫了一下，说。因为当时的档案里虽然写的是十八岁，但那是为了当兵虚报的，我的实际年龄还不满十六岁那就当十八岁算吧，十八岁了，应该考虑个人问题了。
一名副科长来跟我一个女孩子谈这样的问题，我感到很不好意思，也不知道他说这些是什么意思，连忙说，我刚满十八岁，我还不想考虑这方面的问题，我来新疆，是想来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自古而然啦。你放心吧，组织上会给你好好考虑的，一定会给你介绍一位各方面都过硬的人。
我已知道他来给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了。我一下子紧张起来。我说，我现在还小，什么也不懂，我不想考虑这方面的问题，也不需要组织为我考虑这方面的问题。
但那位副科长只是笑了笑，他说，到时再说吧。说完就走了。
那几天，我心里一直忐忑不安。过了几天，我见没人再来找我，也就放心了。突然有一天，那位副科长把我叫了去。办公室里就他和另外一位陌生的军人，低着头，左脸上有一道很显眼的、紫色的伤疤，他不停地抽着烟卷，一副很腼腆的样子。
副科长让我坐下，然后对我说，小林同志，这是王团长，有名的战斗英雄，十六岁参加红军，革命历史快二十年了。爬过雪山，走过草地，参加过南下北返，打过日本鬼子，这样说吧，凡是二军参加过的大小战斗他都参加过。
听他这么说，我也很敬慕他。我跟他握了握手。他还是低着头，眼神躲着我。他那道紫色的伤疤都变红了。整个过程他一句话也没有说。然后，他就出去了。
我也要走，副科长叫住了我，他笑着问我怎么样？
我说什么怎么样？
刚才那位英雄。
他不太爱说话。我老老实实地说。
那好吧，小林同志，组织上已经决定了，准备近期把你们的事情给办了。你回去做些准备。
我听得莫名其妙的，就问道，把我们的什么事给办了？
你和王团长的婚事。
你……你说什么？我又惊讶，又气愤，我气得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泪水不知多久流了出来，我哭着说，这简直是太荒唐了，我不会答应！我说完，就跑出来了。
但我知道组织决定了的事情是不能违背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几天晚上，我一想起这件事就忍不住要哭。我的眼睛总是红红的。我不知道该问谁。最后我决定给我一同入伍的、在军区文工团工作的一位老乡写一封信，请他给我出出主意，想想办法，我以近乎哀求的、无助的笔调写道，请你收到信后，若来不及回信，请来份电报告诉我，不然十二月中旬就要举行婚礼了。求求你一定给我出一个好主意。
没想我那位老乡去莎车演出了。她收到我的信，我与王团长的婚礼已经举办了。她在得我的回信中说，她从莎车演出回来，一算日期，我已经结婚了，她即使有再好的主意，也帮不了我的忙。她还说她是第一次听说真有这样的事，她感到非常吃惊，她宁愿相信这不是事实。她说像我这样一个文弱的人，不知道我怎么去承受那一切。
我当兵前就读的是湖南省立一中，它历来就是一所开明的学校，我们过去所接受的教育都是要追求民主、自由和个性。何况我已上到了高二，对事物已有自己的认识，对爱情有自己美好的向往。
举办婚礼那一天，我伤心得都快昏过去了。我一次又一次悲伤地对自己说，我还没有爱过，但我的爱已经结束了，我从此再也不能爱了，我从此再也不能爱了……
丈夫比我大二十一岁，是个老实人，没有什么文化，就在文化补习班认得几个字，受了很多次伤，经常被伤痛折磨得满头大汗，痛苦不堪。但他在别人面前总是个硬汉形象，从不显露出来。他从十六岁就开始打仗，打了十七八年，脾气暴躁得要命，稍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就大发雷霆。身体不舒服了，也对我发脾气。他跟我很少说话，我也不知道有什么话要对他说。他对我发脾气的时候比他跟我说话的时候多多了。好像我不是他的妻子，而只是他的出气筒，他结婚的目的似乎也是这样。很多时候我都是以泪洗面，没有感觉到任何幸福。
结婚不久，他被派到南京军事学院读书，组织上让我也到南京去陪读。
于是，我到了南京。那种陪读生活十分无聊。他不让我看书，不让我上街。像看管囚犯一样看着我。两年下来，我已生了两个孩子。我如此年轻，就拖儿带女，青春已过早地衰亡、所有的梦想和追求已被摧毁。我浑浑噩噩地虚度着每一个日子，像被人伺养的动物一样无所事事。
我已不愿流泪，我把泪水全咽到了肚里。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爱我那让我常常感到不知所措的孩子。
在生活面前，我感到羞愧。
在我往南边望着三湘故土时，我觉得自己无颜面对她。我很多时候也感到绝望，想结束自己这卑微的生命。但孩子的降生使我努力学会坚强地活着。
丈夫自南京回到新疆后，提升为阿克苏军分区司令员。我希望生活的磨砺可以使我与丈夫渐渐建立起感情。希望彼此能在对方那里获取一点点幸福。但我没有得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