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是今天求了半天人，才让我回来的。说孩子的肾受伤了，按这里医院的条件，恐怕治不好，不过，他们说会尽力的。孩子我接回来了，现在睡着了。
我要去看看他。但我已动弹不了。
你究竟咋了？让我看看。
他们不让我坐车，我自己走回来的。
五十多公里路，你走回来的？丈夫不相信地问。
一千里路我也能走回来。你看看我的腿和脚。
我的整个腿全肿了，脚板上起满了血泡，磨烂后，血肉模糊的，与鞋底粘在了一起，鞋都脱不下来了。丈夫见了，心疼地说，你跑回来干啥嘛，累成这样，你再把自己弄垮了怎么办？
我不放心孩子，你也不打个电话。你放心吧，我轻易垮不掉的。
我给你打了电话，儿子在医院里也给你打过，可人家不叫你接，连传个话也不肯。
丈夫去买了些烧酒回来，烧着后，烫我的腿，到第二天早上，肿得圆滚滚的腿才稍好了一些。
那天上午，丈夫说，你赶快回吧，不然，又得加罪。
我去拦车，但人们还是不带我。丈夫就骑自行车送我。也真是倒楣，那个时代人发疯，狗也发疯，反正，石河子的疯狗不少。走到四棵树，路边窜出一条疯狗来，冲着我的腿就是一口。看着自己腿上的伤疤，我真想把谁痛骂一顿。
当时也没什么狂犬疫苗，也不知道什么狂犬病，在路边的人户里找了点白酒，涂抹一番后就完事了。现在，狗咬的地方还不时肿痛发胀。
丈夫把我送到后，天已黑了。他水都没顾上喝一口，又骑着车往回赶。
五一节后，到处都贴上了“打倒欧阳业”的标语。他们要我承认是特务和叛徒，我不承认；要我承认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我否认；要我承认是反革命分子，我摇头；最后，他们说，你承认自己是“反动技术权威”总可以吧，我说不可以，因为我不是权威。他们说，你是个笨蛋，你不承认就没完。我说我他妈的就是笨。他们问我你骂谁他妈的？我说我没有骂你他妈的，我是骂自己咋不顺着你们的意思说。
他们在我身上弄不出什么结果，对我已很厌烦了。但没有结果，他们就收不了场。他们最后恼羞成怒了。五一节不久，他们专门开大会，宣布我比蒋介石还坏，是现实中的蒋介石，不自认灭亡，还要守着个台湾岛，妄想反攻大陆，真是死不改悔。
大会结束后开小会，让我发言。我说我想不通。我不知道我哪一点比蒋介石还坏，这是污陷。
小会结束后，一个女的悄悄给我说，我从没有见过你这么死心眼的人，你说你比蒋介石坏，不就行了。
我感到很吃惊。这样说行吗？蒋介石可是全国的敌人，一级战犯，我承认了定了案怎么办？我还有儿子，要是承认自己比蒋介石还坏是要杀头的。我枪毙了，我儿子怎么办？
正是为了你儿子，你得承认，你儿子的病不能拖，而你不按他们的说，你就脱不了身，怎么给儿子治病？
我觉得她的话十分有理，虽然还是害怕。但在下一次问讯中，我说，我的确比蒋介石还坏。
王主任听后，像完成了一件重大任务似地，长舒了一口气说，你咋不早说了，早说不就没事了吗？
我说怎么会没事呢？这都是些大是大非的问题。
他们不再答理我。
我的问题“交待”完后，学习班也就结束了，像一场游戏一样，几百人的材料都架起柴火烧掉了。看起来很荒诞的，但整个过程又是那么严酷，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他们把我的材料给留下了，像是要让我来满足他们游戏的余兴。
为什么把我的材料留下？我质问他们。
你不是说你比蒋介石还坏吗，你的材料还要专案审查，还要定案。王主任冷冷地说。
所以，我心中的石头始终落不下来，生怕有一天那莫须有的罪名再次降临到我的头上。
我从学习组出来后，就赶快带儿子回内地治疗。治好儿子的病回来，我被弄到了大海子水库劳动。我带着儿子在一间没门没窗的小土坯屋里安顿下来，稍稍远离了斗争的中心，虽然还要等待结案的事，精神上受到的折磨少了，即使再苦，也觉得心情舒畅。
一想起往事，我就忍不住热泪长流。其实，一切苦难现在想起来，虽不能遗忘，但身体承受了的，内心也就承受了。唯一让人不解的，还是人，一夜之间朋友成了敌人，亲人成了路人，连人与人之间自古就有的，天生俱来的东西，诸如友情、亲情、诸如人性一夜之间被彻底摧毁了，泯灭了。真是“一夜之间人变鬼，一夜之间人成兽。”是什么魔力使他们这样的呢？
七三年落实政策，要调我回机关，我怎么也不去。我说，我根基不好，不适于在那里工作。我去了农科所，八三年调园林研究所。从七三年开始到九一年退休的近三十年中，原来的酸甜苦辣都不管了。对人的不信任，也使我不再对人际交往有多大兴趣。只一门心思的搞专业，虽无太大的建树，也自感没有愧对年华，虚掷光阴。
我到新疆已五十年，我有好几次回过丈夫的老家武汉。那里离湖南不过一步之遥，我曾一次次站在回家的门槛边，但始终没有勇气，也没有力量跨出那一步。因为故乡对我来说，是一个沉重的东西。
——如果说早年因为我的幼稚无知对那一切麻木不仁，而可以回到故乡的土地上，那么，经历了文革的苦难，我的确是没有勇气，也没有力量走到故乡面前。因为作为苍生，我们的生命与那蚂蚱和蚂蚁没有什么异同。而这是我害怕得出的结论，因为我希望，也一直感觉自己的生命在这人世间是有人的份量的。
所以，我自离开衡南县，就再也没有回去过。
二.陈云华：我仅仅是需要劳动
我是个苦命人，我父母在三七年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死了，当时我才一岁多。舅舅收养了我，我跟着他在湘阴城里卖稀饭，后来，日本人打进湖南，他有天下午突然被抓走了，不几天，我看见他被钉在城门上烧死了。我去找在纸烟厂做工的姐姐，不想她也被日本人杀了。我成了孤儿，到处流浪，最后流落到一个道观里打童工。
那是个小道观，破败得跟当时的国家一样，里面只有一个道士。按说他一个行善人家，当以慈悲为怀，不想他对我却很凶残。我一旦把神龛擦不干净，他就让我把擦过神龛的脏水喝掉；地扫不干净，他就让我用舌头舔；然后就想办法打我，打累了，再放出他养的一条恶狗，追着在道观里咬我。他是个虐待狂，是个魔鬼。
我想办法逃了出来。我怕道士和狗来追我，不敢停顿，连夜狂奔，一气跑到汩罗才停下来。到那里后，先捡煤渣度日，然后给一家姓周的当佣人。因为日本人还没投降，姑娘们都不敢留头发，全留着光头。日本人投降后，我们高兴得很，逮着机会，就用擂锤上去敲他们几擂锤。
有一天，我碰到一个卖辣椒的，觉得有点面熟。谈了几句，他问我是不是姓陈，我说是，我叫陈云华。他又问我有个哥哥是不是叫陈炳光。我是说。他说他是我表哥，知道我哥的下落。我在汨罗城里找到了哥哥。那是八年多来，我见到的自己的唯一的亲人。
解放后，我进茶厂当了一名工人。五一年春天，邻居告诉我，说长沙召女兵，女娃子们都去考，你怎么不去呢。
我身高不够，体重又轻，大字不识一个。我自然考不上，但我身上的伤疤多，我眼泪多，我就凭伤疤，凭哭，被录取了。没想当时害了眼病，害得没办法，没法去，我伤心得不行，整天哭，越哭眼病就越厉害。
五二年我又去考，还是凭着身上的伤疤和眼里的眼泪。
到新疆后，我先分到二十七师师部，后来又随三营调来修建独山子，担任九连妇女班副班长。编苇席，打土坯、背土块，什么活儿都跟男的一样干。独山子的老俱乐部，专供苏联专家住的苏联宾馆等都是我们修建的。那第一批建筑奠定了这座石化新城的基础。
到五五年，它像一座城了，我又被调到柳沟修柳沟水库，我是苦命人出身，参军前已把苦吃完了，所以来新疆后，再苦的活儿也不觉得苦了，我不怕劳动，按老家人的说法，干什么不要怕用劲，劲是使不完的，头天用完了，第二天又能长出来。我成了模范团员。水库剪完彩第三天，我到乌鲁木齐去和张文玉结婚，他是模范排长，我也成了模范团员，我想这就是我送给他的新婚礼物。当时，两人都是模范，大家挺羡慕的。我与他已认识一年，是老乡介绍的，他在军区军人服务社工作，甘肃庄浪人，也是苦命人，本来姓杨，是他父母实在没有办法，用两升洋芋的价格把他卖给了张家。
五八年五月，新疆军区动员党员干部带头开发新疆，我们一起转业到了农七师，组建军官农场，后来叫共青团农场。
那其实是一片戈壁滩，除了被成年累月的太阳晒得发黑的戈壁石，和偶而一丛骆驼刺外，什么也没有。当时已是傍晚，我们大都是从军区机关下来的干部，看到这种情形，没有一个男人不心寒，没有一个女人不抹泪的。大家的心绪没有调整过来，面对这种情况，显得手足无措。大家把骆驼刺拔一拔，把被包打开，一家人一块地方，铺地盖天，度过了荒原上的第一夜。
那天晚上，风没停竭地刮了整整一个晚上，像饿鬼在哭。狼一边叫着，一边在我们周围乱窜，吓得小孩“哇哇”直哭。那天晚上，没有几个人睡着。
第二天天还没亮，就有人起来挖地窝子了。
然后开荒，然后在那荒原上第一次撒下了种子。当那些种子第一次冒着芽子时，我们高兴得直掉泪，然后就看着它们生长，把原来是荒凉戈壁的土地慢慢染绿。到了六月份，庄稼已长得很好了。每个人都在估算着今年的收成情况，但天老爷像是有意要和我们作对。突然下了一场冰雹和暴雨。鸡蛋大的冰雹打得正在劳动的我们到处乱窜，但平展展的戈壁滩，连一个躲避的地方都没有。情急之中，我们便蹲在地上，把砍土镘顶在头上，保护自己。
没过多久，地上已白晃晃一片，庄稼被打得稀烂，好多人被冰雹打伤了。但谁也顾不了这些，冰雹一停，便都冒着暴雨往地窝子里跑，那里有孩子，有大家不多的家当。
回到地窝子，水已灌了两尺深，被子、衣服、吃的东西全都泡上了，孩子像刚从泥水里捞出来的，哭成一片。爬不出地窝子的孩子则在水里泡着，哭着。
我的孩子才几个月，哭得真让人揪心，他坐在床上，水淹到了他的胸前，我如果晚回来一会儿，后果简直不敢想象。我的奶不多，喂他的奶粉也全都泡坏了。
庄稼全毁了，地窝子全泡垮了，几百人站在雨里，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都哭起来。而那天晚上更惨，地窝子里全是水，被子上全是泥浆，一时半会弄不干，大家找来棱棱柴，烧起篝火，勉强把衣服烤干，就坐在戈壁滩上，挤在一起，等待天亮。而最遭罪、也是最令人痛心的是从阿尔泰军分区转业来的一个排长的爱人，她早不生，晚不生，那天晚上却要生孩子。
我们正坐着，她突然哭爹喊娘地呻吟起来，说自己可能是要生了。大家赶快给她找地方，找到一眼还没有陷塌的地窝子，烧了一堆棱棱柴，就成了产房。我当时任妇女干事，就叫我接生。
正生着，暴雨又来了，火淋熄了，水从上面往下灌，地窝子里的水则往上涨。那女的先生了一个儿子，又生了一个儿子，这还没完，最后又生了一个女儿。一些人负责从地窝子里往外舀水，一些人则想办法为产妇遮风挡雨，但可能是条件太差，三个孩子生下来不久，全都夭折了。那男人“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女人则一次次伤心得昏了过去。其实，所有在场的人，都为那三个孩子伤心落泪。那是那片荒原上的第一次生产呀，戈壁滩上的抽泣声和哭声响成了一片，那种情景，我几辈子都忘不了。
当年十月，全师投入了大炼钢铁运动，丈夫去额敏县铁厂沟炼钢铁。我随后也去了那里。我当时已怀了第二个孩子，我就这样怀着一个，还抱着老大，坐着一辆快要散架的车，“吭哧吭哧“地往塔城去。走了四天，才到了额敏，然后又走了两天，到了铁厂沟。
铁厂沟位于离额敏县城一百多公里外的扎伊尔山脉里，是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开矿把山体挖得癞癞疤疤的，到处立着一些土炼铁炉。那里除了几顶哈萨克人的帐篷外，没有一间房子，仍只有住地窝子和岩洞。
那条山沟阴冷潮湿，一位哈萨克老太太觉得这样对孕妇和孩子都不好，就让我到她家的帐篷里住。
我来到铁厂沟后，工作就是给炼钢的职工做饭。生孩子那天晚上，我刚把馍馍上笼，感到肚子疼得不行，我就回帐篷去，刚进帐篷，娃娃就掉下来了。
听说我生了孩子，周围的哈萨克老乡都来祝贺。他们认为生孩子不仅仅是一家一户的喜事，而且是整个阿吾勒（村子）的大喜事。他们举行了婴儿出生礼，还专门宰羊让我补身子，全村的妇女都来看望慰问我，为我们祝福，祝我的孩子无病无灾，长命百岁。全村的青年男女还唱歌跳舞，欢庆我们得子，连续歌舞了三个晚上。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次生育。
我丈夫是“九·二五”起义战士，四九年底起义，他五〇年就被评为“特级劳模”，五一年也是劳模，五二年调到军区警卫排当排长。他是个老实人，上级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从不讲价钱。在铁厂沟呆了三年后，把他调到一二三团四连当连长，他二话没说就去了。车排子当时刚开发出来不久，住的仍是地窝子。刚安顿下来，又让他到一二九团当奶牛厂厂长，还是住地窝子。奶牛厂建在沙包子上，到处是四脚蛇、蝎子，有时还有蛇，怎么收拾都有，所以我女儿生下来后，放在地窝子里，总不放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