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成：生命和生活本身是美好的
我叫文成，十三岁的我在五〇年十二月报名参军时还很幼稚。对共产党，对解放军的认识都是空白。只听民间的人说，湖南出了姓毛泽东，他的将帅和谋士中有许多也是湖南人。长沙解放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每家每户都一筐一筐地放鞭炮，放的都是有名的浏阳的鞭炮。然后就是铺天盖地的标语，这些标语像现在的广告，我那时没事，就和一帮伙伴满大街地去看无处不在的标语。从那里我知道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知道了“妇女解放”，知道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伟大的军队”等新东西。四九年底看了开国大典的纪录片，对那异常沸腾的气氛印象尤深。
我出身书香门弟，祖父是秀才，外祖父是官府人家，父亲是大学生，曾办过学，在印尼华侨中学任过教，当过国民党政府的县秘书长、县长。我大姐和哥嫂都是小学教师。临解放时，父亲失业，参加了中学教师失业训练班，学了几个月，去参加土改。土改结束后，他去省立第三中学任高中的语文和历史教员。五三年调到了湖南文史馆，成了李淑一的同事。曾写过一本叫《长沙导游》的小册子。
当时当兵似乎成了最好、最神圣的职业。到处都在征兵，形成了当兵的热潮。我也就随着这股潮流涌到了营盘街三十七号新疆军区招聘团。我是第一批来报名的，也是他们招的第一批女兵，所以要求最严，文化程度至少要初中，当时有很多大学生和高中生都来报了名。他们说的是进疆后都进学校深造——有俄文学校、会计学校、农学院、护士学校——好像新疆全是学校似的，当然，不想进学校的，可以开拖拉机。
开拖拉机是最诱人的。大家都说愿意去开拖拉机。但到新疆后，这一切都成了泡影，只有一少部分上了学，而拖拉机的影子也没见着，我们大部分被分到了全疆各地的部队里，开荒生产。所以我们五三年从南疆调到乌鲁木齐水磨沟与工兵团合并后，我和冯爱云——因为她特别想开拖拉机——所以就得了个外号叫“小梁军”——一起去新疆军区找熊晃。
他那时已由六师政委升到了军区当领导，但我们也不怕。找到他后，就说，熊政委，是你把我们招来的，你们在湖南时说这里多么多么好，说要让我们进俄文学校，到农学院，开拖拉机，到处都是苏联那样的集体农庄，可我们到这里以后，发现并不是这样的。你不是招聘团团长，而是“招骗团”团长，我们没上成学，更没开上拖拉机，我和冯爱云都想开拖拉机。
熊晃一听就笑了，他说，你们这些小鬼呀，我是骗你们来革命的，又不是骗你们来反革命的，不领我的人情，还跑到我这里来闹，你看现在多好！革命军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女兵，可你们倒好，把我说成了“招骗团”团长。当然，你们的意见我要听取，尽量满足你们的愿望。但你们也要好好工作，为新疆建设做贡献！
他当时很和蔼的说完后，让我们坐，又一一问了我们的情况。我们汇报完后，就蹦蹦跳跳地走了。
我前两年看到一篇文章，说他去南疆看望湖南女兵时，说我们当了母亲，又当了奶奶，为边疆增加了人口，作了很大贡献，还坦然承认自己就是“招骗团”团长。但他也说，说“骗”也不公平。确实有一部分人进了俄文学校，纺纱厂和其它训练班。他还说，我们不知道我们这些湖南妹子当时有多么宝贵，全疆各部队像盼仙女一样地盼我们！不能只留在一个地方，要平均分配到各个师、各个团、不够分啊！具体每个人分到哪里，会遇上一个什么样的对象，这就要看每个人的运气了。
他当时也承认瞒了大家，说现在大家都做阿奶阿婆了，他要今天实话告诉我们，当时王震派他们到湖南去，就是为了要我们来婚配，安定军心。
可我们当时知道什么呢。心里还觉得幸运得不行，神圣得不行，高高兴兴地上路了。也没想到路上会那么艰苦。我当时还带着毛线，想在路上一边走，一边打毛衣，可一上车就吐了个天昏地暗，吐得上下车都要人扶，毛线滚了满车厢。也管不了啦，越往前走越荒凉，越往西走越贫穷。我们也越走越害怕，一出西安就这个样子，不知新疆是什么样。心想那里的人真像我们当兵要走时，一些人吓我们所说的，还吃生肉，住山洞呢。
好在我吐了几天就不吐了。大家那时都天真，也哭，哭过了就算了；也怕，怕过了就不管了。该笑的时候还笑，该唱的时候还唱，当时最爱唱的是《江南之歌》——
啊，江南，
早春三月，莺飞草长，
再见时，将不知是何等模样……
这首歌的思乡味儿太浓，大家唱时，总是落泪。虽是哭哭笑笑的，但一个多月也就这样过去了。新疆比我们想象的好一些，但与招聘团的人说的又差了许多。特别是部队，几乎什么都没有。我从没想到部队会这样的。但我也从中感觉了这支部队的不一般。完全可以这样说，大家像一群拿着热兵器的原始人，住地窝子，军服褴褛，吃的盐煮麦子、玉米，都是囫囵粒子。
学了几天政治，我们就被分到了开都河边一个叫巴丹的地方。我们这一批女兵主要到了二军，我们团就分了二十五人。下去后，没有什么军事训练，第一堂课就是教我们撒粪，在脖子上挂一个大粪筐子，一天下来，脖子都疼得快没感觉了。因为地窝子由黄色的芨芨草盖顶，芨芨草铺地，有人就说我们住的是“金条屋”，给地里撒的是金蛋蛋，那其实是羊粪粒子。
没过多久，我们女兵被编成了护士排，在医院有个小药剂医，十七八岁的样子，我和他都算少男少女吧，经常在一起工作，玩得很好，朦朦胧胧地有了爱情的萌芽。最后被组织发觉了，团里整编时，就把我和“小梁军”、杨钟秀一起，调到营里当文教。离开小药剂医时，我心里非常难过，那不是因为爱情什么的，当时其实什么也不知道，我只觉得离开了最好的伙伴，在这远天远地、没亲没戚的地方，我觉得他是我的小兄长，也是我内心中的依靠。他知道我是因他而被调走的，他站在那棵才一人高的，我俩亲手种的白杨树前目送我。我回头望了他一眼后，再也没有回头。
团里给了我们三个人一匹马，一头驴，杨钟秀骑驴，“小梁军”和我骑马。也没人送我们，也没人给我们带路，医院的人让我们顺着大路走就行了。
一路上遇到的都是劳改人员，听人说有流匪，我们并没有碰到，但心里毕竟害怕，就骑着马飞跑，这可害苦了杨钟秀的驴，为了让驴赶上我们，她把驴屁股都打肿了。但要毛驴去追马，本来就是不可能的，急得她跟在马蹄子扬起的灰尘后面不停地大喊大叫。我们跑一阵后，只好等她。走了一天，总算走到了。因为不停地打马猛跑，马背被磨烂了，马汗把搭在马背上的被子、大衣都湿透了。
战士们听见马蹄声，都从地窝子里涌出来欢迎我们，我们是最先被分到营里的女兵。我至今仍记得官兵们看见我们时的表情。
营里成立了一个女兵班，负责文书和文教，但这些工作都是在业余去做的，平时都和男兵们一起劳动。听一听这首《打荒谣》，你就知道当时的艰苦程度了，那歌谣是这么说的——
听风当听歌，
下雨当水喝，
坷垃当枕头，
芦苇当被窝。
这一点也不夸张，早饭和午饭都在地里吃，用砍土镘当碗，芨芨草棍儿当筷子。我们女兵开始很不习惯，用什么当筷子倒无所谓，主要是用来盛饭的砍土镘，它不仅用来挖地，有时还扒粪呀什么的，想想都恶心。但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快吃饭时，像那些男兵一样，把手在衣袖上蹭两蹭，然后用手把砍土镘抹两把，就拿去盛饭了。
男兵们都在心里宠着我们，我们无疑是他们心目中的公主，所以并不规定我们要干多少活，但我们自己不愿落后，自己要抢着去干。我们每每干了之后，男兵们都会流露出心痛不已的表情，记得有一次，一位男兵就对我说，小文教，这些是我们男人的活儿，我们每人多挥两锹，就顶你们一天的辛苦了。你们什么也不用干，就让我们隔三差五地看你们一眼，心里有个想头就行了。
没想我并不领情，你这是歧视妇女怎么的，男女一样的呢，我们有什么好看的，是花瓶呀。顶得人家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嘴上虽这么说，人家的好意还是心领了的，所以我们常给老兵们洗洗衣服、被子，那时好多男兵就一套衣服，补巴摞补巴，没有我们这些女兵时，他们在夏天用一块布围住下身就去开荒了。有了我们后，他们不方便了，就早早地趁天还没亮就走了，晚间等天黑了再回来，因为他们仍只能围块布去劳动，怕我们看见，所以只能早出晚归。他们走了后，我们就去收衣服来洗。当时连肥皂也没有，夏天就用一种含碱的肥肥草洗，冬天则用碱土。那些东西洗多了，手就溃烂，但当时没有什么办法，部队太穷了。待衣服干了后，马上给他们叠好，放到他们的地窝子里去。知道他们像野人一样下地后，我们也就在他们出工和收工时有意地回避着。营里在安排劳动场地时，也有意把男女分隔得很开。
记得在老家时，身上若长了虱子，那是很羞人的事。可我们当时身上的虱子却怎么也消灭不干净。太多了，根本把它们没办法，急得我们直哭。这事让营长知道了，他是个山东人，就用山东人的大噪门儿说，你们这些小鬼，身上长了几个虱子就哭，有什么好哭的，虱子是“革命虫”，长了它们，光荣着呢！
最后，他又说，国民党的八百万军队都叫俺们消灭了，区区几个虱子算什么，教你们一个方法，把水烧开后，将衣服扔里面煮一煮，不要说虱子，就连它们的虮子、虮孙子都消灭了。
但即使那样，也最多管个三五天，身上又开始痒了，最后索性就不管了。这可真应了那句俗话：“虱多不咬，帐多不愁”，身上虱子多了，真是反而觉得不痒了。
十四五岁，正是天真烂漫的年纪，但我没有想到，我其实一到营里，组织上就已经安排了我的婚姻，他就是营参谋长翟鸿猷。他是教导员介绍给我的——说是介绍，其实也就是命令，代表组织下达给我的命令。我怎么也不同意，我这么小，懂得什么呢。营里反复作我的工作。我就是不同意。我年纪小，但我五二年年终立了二等功，它激励着我正准备干一番事业呢。
我不同意，这事就暂时搁下来了，其实这并没结束，我已命定是营参谋长的老婆了。
我努力工作，想以此去改变什么。由于劳动太拼命了，我常常累得昏倒在田间地头。五三年我再次立功，但因为我对待婚姻问题的态度不好，立的功又被取消了。然后，我感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这对于一个刚满十六岁、远离父母及亲人的小姑娘，怎么承受得了呢。五四年，十七岁的我就结婚了。这怎么可能存在什么爱情呢，即使有一点感情，也是后来在共同生活中慢慢建立起来的。
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与丈夫只能称之为不错的朋友。这种友谊的建立，主要是他与我共同承担了由于我出身不好而带来的一次次打击，他也因此经历了坎坷的人生。他是真正的贫农出身，父母死在逃荒途中，他参加革命之前也是要饭的。他如果也寻个贫民出身的女人作妻子，他的前程是会很好，很光明的，所以我对此要感谢他，我也对自己带给他的诸多打击心怀疚愧。
我一直想加入共产党，为此，已是干部的我自愿到南山煤矿去当了一名工人。我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入党都已快通过了，湖南的调查函来了。因为我姐夫家有国民党成员，他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被赶到湘西，所以也来调查我了。那函一来，入党被取消了，先进工作者的名字也在光荣榜上用纸贴住了。我从没受过这种打击，感觉那真是晴天霹雳。
从那以后的各种政治运动，我再也没有逃脱过，一直活在一种无法名状的恐惧之中。
我和丈夫当时都在南山煤矿工作，他是副厂长，所以被打成了“走资派”，我父亲当过民国政府的县长，所以，我胸前的牌子上就写着“南山沟的王光美、资产阶级县长的小姐文成”。我经常挂着那个三十多斤重的牌子，他们还在我头上套避孕套，穿着他们找来的一件旗袍，赶着我跟地主分子一起游街。挨斗之后，还得去打土坯，一天要打四五百块土坯。
我后来常常惊叹生命是何等顽强，他们如此折磨，我却仍然活着。
因为丈夫年龄比我大，他已在八四年去世，四十六岁的我就和许多湖南女兵一样开始守寡。
命运早在很多年前就决定了我们这些荒原第一代母亲的不幸和苦难。
但即使如此，我也仍然感谢生命，感谢生活，因为它们本身是美好的。
二.黄群英：我对不起这块土地
我住的这地方是维吾尔人聚居区，我十几年没有和外面联系了，没想到你们还能找到我。
多谢杨映群把她老伴袁旭把你带来。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真的，我只是感到惭愧。我先给你讲讲杨映群的故事吧。
她是湖南湘阴人，五二年初和她堂妹一起偷偷参军的。记得考试时，让她谈谈新疆，她对新疆一无所知，不知道该怎么写，是她堂妹帮她写的，就写了几句话，无非是新疆地大物博、路途遥远，是个大戈壁之类的话，后来就考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