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递给他一只猪脚。你先啃上一只。看他咬了一口，我就接着问他，这猪蹄卤得怎样？
味道的确很好。
听他这么说，我很高兴，我把酒瓶打开，说，来，你先整一口！这是昆仑大曲，62度，喝着带劲。
他说，我从没有喝过这么高度数的酒。他抿了一口，说，这酒就像火一样在我嘴里乱窜。他的脸皱得跟一颗核桃似的。
我看他那样，像个兄长一样，呵呵笑了。你这样喝酒酒都在嘴里窜着呢，看我——我说完，“咕咚”喝了一大口，咂吧了一下嘴，然后很享受地、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要像我这样大口喝酒，酒才能下到肚子里去。
他照着我的样子，又喝了几口。他很快就有了醉意。
回到“猪圈”，天已黑了，T团营区内，只有办公楼上有几扇窗户亮着灯，其他房间的灯都被茂密的白杨树遮住了。营区陷进了黑暗之中，但很快，它的轮廓就被昏黄的月色勾勒了出来。
三、中尉干事凌高排
我现在上天堂湾去，是要先去对杨烈的死因做一个调查，然后留下来，接替他担任天堂湾边防连的副连长。我现在走过的路，就是杨烈前几天刚刚走过的。我不知道这条路是不是留在了他的记忆里。而现在，他的灵魂可能正顺着这条路来找我，想告诉我他死亡的原因。我多想他来告诉我，这不过是一个玩笑。这家伙长着一张有些滑稽的娃娃脸，两个脸蛋随时都是红扑扑的，一运动的时候，红得更像苹果似的。有时候就是抹上迷彩色，也把他的红脸蛋掩盖不住。他爱开玩笑。但很多时候都把玩笑当真。虽然这样，我还是有些佩服他。在我们那个学员队，好多人都只佩服自己，能佩服他的可能就我了。没想这家伙会像苹果一样不经摔打，刚一掉到高原上，就摔碎了。你他妈的！我骂了一句。我的眼睛又模糊了。
想骂你就骂吧。拉我上去的老万宽容地说。
“我骂的是自己。本来该是我到天堂湾去的。”
“世上没有后悔药。”老兵说这句话时，军车刚好近乎仪式地缓缓跨过“零公里”那个路标。
这里就是新藏公路的起点。从这里开始，等待我的将是一个陌生的世界。单车走世界屋脊，任何人都会感到畏惧。
那毕竟不只是一块悬于高空、神奇诡异的高原，还是一片沉雄辽阔的梦境，几千年来，没人能够惊醒它。杨烈的死告诉我，在那里，仅有勇敢和万丈雄心是不够的。勇敢在它面前会显得幼稚和鲁莽；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无可比拟的高度，所以万丈雄心在它面前也会显得矮小。
在那里，你首先得学会敬畏自然。
这些遍布于昆仑和阿里积雪覆盖的群山、飓风横扫的荒原、奔腾汹涌的河流、险恶卓绝的山谷和高耸云天的大坂的妖魔鬼怪，虽然来自于人类的信仰，但他们以信仰的方式存在于天地之中，传播于时空之间，它告诉我们，凭我们弱小的肉体是无法不敬畏的。
我宁愿相信它是一个看得见，却不甚清晰的世界；或是一个超越宇宙现实的纯净领域，只有满怀虔诚之心，用信仰者的眼光才能看得分明；只有用静穆、庄重的准则和繁复的宗教仪式才能控制；只有将自己的身心融入其中，成为其虔诚的部分才能理解。
我们前往的是神的领域，圣的居所。神圣之域，那不仅是地理上的，更是信仰上的。
我觉得自己不是走在新藏线上，而是站在易水之滨，到处一片肃杀沧凉的景象。铅云满天，黄叶遍地，恍然觉得自己正是一白袍飘然、利刃在握的壮士，正要去刺杀这凌驾天下，目空一切的山的暴君，为杨烈复仇。
过了八十里兰干，人烟渐渐稀少。又行五十公里，到了普沙，它是最后一个村庄。在大山的怀抱里，军车像一粒尘沙，随时有可能被一阵风刮得无影无踪。
我想说什么。老兵毫不客气地让我闭上嘴，在这条路上最好少说话。
这条公路平均海拔4500米，是世界海拔最高、路况最差的公路。全线要翻越十多个大坂。这条公路路窄，坡陡，弯急，夏有水毁塌方，冬有积雪冰坎。好多大坂一夜积雪可厚达两米。据不完全统计，自通车以来，已有2000多辆汽车摔烂在这条线上，而死伤的人员也不会低于这个数目的，这是一条“天路”，但与地狱相伴。
军车以10公里的时速缓缓行驶，像一个风烛残年里的老人在被迫攀一根垂直而下的命运的绳子；又像是一位乞丐要跨进这道门槛，去攀附坐在龙位上的帝王。我不往路边看，路的宽度刚好够搁下车辆。我不安地看着老兵——他无疑是我生命的主宰。他紧紧地抓着方向盘，脸黑着，不时骂一句，我操！
脚下是壁立的危崖，岩石突兀，峭壁千仞，鹰翔于脚下，云浮于车旁，伸手可摸蓝天，低头不见谷底。太阳像突然变胖了，显得硕大虚浮，没有一点真实的感觉。阳光没有一点暖意，但把对面的山岩照耀得格外清晰，几乎可以看见岩石的纹路。更远的苍茫峰岭则笼罩在一片混饨之中。当我站在那些达坂上，我生平第一次领悟了何为高度。
——那是一种晕眩，一种被现实和理想同时击中脑门的带着双重痛苦的晕眩；同时，还有些酒后沉醉的飘然，觉得身后长着一对翅膀，只要展开，即可飞去。
我在喘息之际，突然发现了几只大鸟，像鹰一样在天空盘旋着。
它们在头顶盘旋着，午后的阳光把它们巨大的身影投在地上，显得十分恐怖。有这么大的鹰么？我问老兵。
那是秃鹫。
秃鹫总是跟着死人味儿，该不是我们身上那味儿吧。
闭上你的乌鸦嘴！自从驶过零公里，老兵就变得严肃起来，似乎把所有的心智都用在了对军车的驾驶上。
我之所以想找话说是因为我内心有些害怕了。我的头很疼，像是谁在用一把很钝的斧头不停地劈它，这高山反应的痛苦是真实的。我感觉到了生命的脆弱。你一旦到了这里，就变成了一块把自己放在了一个不停摇晃着的桌子上的冰，你随时都有可能摔下来摔得粉粹，像杨烈那样，所以，你首先要保证自己不被晃下来，然后，你要让自己的生命适应这里的严寒，只有与那里的霜雪融为一体，你才能不被融化。
作为一个军人，我虽然还没有参加过真实的战斗，但我是能面对牺牲的。我突然理解了杨烈的死——那不是事故，而是牺牲，我一直这么认为。其实任何一个人只要进入了这个高原，也就进入了一个无声的战场。
四、红牌吕家禾
那个开车的老兵有些可恶。他不让我们坐驾驶室，却让一个下士坐在里面，而那个空座位，他就一直让他空着。他把我们赶到了大厢上，让我们“漂大厢”。他一点也不掩饰对我们三个红牌的反感，好像我们是随地排尿拉屎的牲口，会不停地弄藏他的车。他用一种厌恶的口气说，去去去，到大厢上趴着去。我说，这驾驶室里不是还有一个空座位嘛？我们可以轮流坐。他爱理不理地说，这是你们坐的地方吗？要坐我的车，就不要在这里啰嗦，不愿意坐，就滚下去。听他那么说，我真想上去撸他一顿，把他那张马脸打扁。但我忍住了。在部队就是这样，班长跟战士干架，干部跟战士计较，你就是再有理，也是站不住脚的。
路况越来越差，车颠簸得很厉害。有时半个车轮就挂在悬崖边，我们想自己都是经历过严酷的军校生活的，杨烈更是受过特种兵训练，高原把我们奈何不得，但他和我们一样，开头都不敢往下看。我们呕吐不止，为了防止弄脏车里的军用物资，防止人从车上掉下去，每当要呕吐的时候，另外两人就只有各扯住呕吐者的一条腿，让他悬挂着吐了，再把他扯上来。
冰峰雪岭不断掠过，时值八月，气候却越来越寒冷，我们不停地加衣服，在翻越黑卡达坂时，甚至下起了暴风雪。这时，老兵才让我们到驾驶室挤一挤。但我们拒绝了。杨烈当时的小脸儿冻得红扑扑儿的。说，谢谢，这外面挺好的，视野开阔，风景无边。
路很快就被大雪抹去了，老兵下车探路。凌跃波要去替他，他也不领情，说，你们在车上好好呆着吧，我可不愿意让你们还没有来得及为国尽忠，就横死在这达坂上。听了他的话，我们是真的想揍他一顿。老兵似乎看出来了，冷笑一声，说，我知道你们窝了一肚子气，老早就想揍我，这样，如果你能和我一样，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上五百米、不三百米，之后你们还能站起来，再和我打。听他这么说，我们那口气咽不下去了。杨烈要跑，我拦住了他。我说，人家都知道你是特种兵专业毕业的，如果赢了，他肯定不服。让我去吧，我和他真的跑了五百米，跑完后，我就觉得气喘不上来，我想趴到地上去，但我挺立着，我知道一旦趴下就输掉了。但我感到很虚弱，我觉得一小股风就可以把我吹走，一小片雪就可以把我砸倒。你知道的，在部队跑五公里，那算个啥？但这三百米真的可以要人命。那个老兵也大喘着气，但他也站着，他显然比我强很多，他还能跑回车里，拿来氧气袋，让我吸。我吸了几口，才好受了一些。我第一次意识到氧气那玩意儿对人的确很重要。那家伙说，你还算有种。我叫老万，一直跑新藏线，大家叫我“鬼脸老万”。
我们也通报了各自的名字。从那以后，他对我们的态度就好了。他当时就给我们扔上来三件皮大衣，让我们裹着；又给我们一人一节背包绳，让我们头疼了，就勒住。达坂上的雪很厚，怕我们消耗体力，他自己一边探路，一边前行。
沿途的兵站大多不冷不热，除了领导驾到，其他人基本上不尿你。但大家对老万都很客气，给他吃首长吃的饭食，住被褥干净的房间，我们也跟着沾了光，虽然没有享受到他那么好的待遇，但比起其他人来已算不错了。
这一路我们一共走了六天，前三天高山反应很厉害，后面慢慢的就好了。我们觉得很刺激，也很新鲜，有一种踏上天路的英雄豪气。一路上虽然都经受过高原缺氧、高山反应的折磨，但我们三人同行，心情一直不错。
我们三个人来自不同的军校，——我毕业于西安陆军学院，还有一位叫任自立的，毕业于大连舰艇学院。他分到了天海子水上中队，也算专业对口。他在团部的时候，穿一身海军制服，像一只海豚混迹在猎狗堆里，特别招眼。他原以为自己肯定能驾驶战舰，驰骋大海的，没想最后被抛到了世界屋脊。他说，这对他基本上是一个羞辱。当然，后来他得知天海子也带着个海字的、它的面积也是有600多平方公里的，是比列支敦士登、摩纳哥、梵蒂冈、圣马力诺、马耳他、瑙鲁、图瓦卢七国面积之和（面积为586.1平方公里）还要大的，也的确是有水上巡逻艇的，并且是属于国际湖的，他的气才稍微顺了一些。我们在路上给他取了个绰号叫“航母”。这个绰号来自他的一句话，他说，开个护卫舰有什么了不起的，等我在天海子练好了航海技术，直接去开航母，引得我们大笑，就给了他这个绰号。大家那几天把自己从小到大的事儿、把军校的各种事情都讲了一遍。大家最后都成了好朋友。还说以后要多打电话。
第六天一大早，我们在冰海子兵站早早地吃了碗稀饭就出发了，到达冰岔口，也就是冰达坂岔路口，我们看到了来接我们去各自连队的吉普车。我们几个同行的人握了握手，正要分开，各走各道，杨烈却提议大家拥抱一下。他和每个人都拥抱了，然后大家又在一起拥抱了，才分开。
天空边防连的路不好走，我到连队后，已是下午五点二十分，我正在向连长报到，连队的电话就响了。我以为是杨烈打来的，头都大了，还在心里埋怨他，说这个家伙，真是性急啊，怎么能在这个时候来电话呢？通讯员接了电话，看着我——他还不知道我的名字。对我说，排长，是找你的。我抱歉地对连长说，对不起，可能是一块儿上来的，打电话报个平安。连长的脸刚才就拉长了，现在更长，你是人还没到，电话就到了，已经有三个电话打来找你了。我再次向连长道了谦，尴尬地拿起话筒，你好，杨烈！但话筒里传来的却是一个故意压低后有些神秘、渗人的声音，你说话方便吗？我一听就知道对方是在偷偷给我打电话。我看了一眼连长，在心里嘀咕了一句，这不是鬼话吗？然后说，哦，是航母啊，不，任排长啊？什么？杨烈死了？你胡说什么啊！我一急，突然提高了声音，使连长愣了一下。刚才天堂湾边防连连长跟我们指导员打电话讲的，我偷听到了，你知道就行了，先不要说。他说完，就挂上了电话。我愣在那里。好半天不知道把话筒挂上，话筒里传出的刺耳的盲音我也没有听到。怎么啦，神神秘秘的。连长不满地问道。我猛地惊醒过来。没什么，那家伙开了个玩笑。连长一听，气得差点拍桌子，但他把手举起来，又强忍着怒气，用一种嘲讽的口气说，开了个玩笑？吕家禾同志，能告诉我是个什么玩笑吗？
我希望那是一个玩笑。我的眼泪突然涌了出来。跟我们一起上来的一个家伙牺牲了。
连长见我那样，一下缓和了脸色。先把眼泪收起来！你问清楚了吗，就流泪？
他是到天堂湾边防连任副连长的杨烈。
就是那个先进典型？不可能吧，如果有这事，天堂湾边防连的连长马上就会把电话打过来，他这人心里装不住事。
他刚说完，电话铃就真的响了，但不是天堂湾边防连连长打过来的，而是边防营营长。营长的声音很严厉，他向连长通报了杨烈猝死这件事情，然后要各连加强高原疾病的预防，稳定新报到的学员排长的情绪，做好思想工作，要他们多注意休息，身体适应后再开始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