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我和《新疆日报》的缘分，还要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末期。当时我在芦草沟“5·7中学”读书，因为怀揣一个作家梦想，而地处偏远乡村的学校又缺少课外读物，我便借学习委员的身份公私兼顾，常常走进教师办公室，名义上是送作业本，实则是翻阅《新疆日报》，如果正好遇上文学副刊，我便如饥似渴认真拜读，痴迷到上课铃响了都毫无反应。
我一次次被那些精美的文字所感动，时间一长也跃跃欲试，而且终于破天荒偷偷给《新疆日报》投稿，然后怀着忐忑不安的心焦急等待。然而等待的结果却是退稿，和一张草草几行字的格式化退稿信笺。可是我仍然激动不已，因为我毕竟走出了文学之路的第一步，而且就是这次不同寻常的大胆尝试，让我在全班引起了一场轰动，甚至连任课老师都刮目相看呢。
毕业那一年恢复了高考，我有幸被山东曲阜师范学院录取，所学专业就是汉语言文学。到底是高等学府，图书馆世界名著应有尽有，阅览室报纸杂志琳琅满目，我好像海绵吸水一样，沉浸在知识的海洋之中。与此同时，我的写作灵感再次萌发，不时有新作涌现，自然又想到《新疆日报》，因为这里是我梦开始的地方。于是题为《献给祖国》的抒情诗，就这样在1981年10月4日发表了，成了我在《新疆日报》的处女作，被永久珍藏在心底。
记得收到剪报是在一次自习课上，当辅导员老师带着厚厚一沓同学来信走进教室，大家蜂拥而上争着取信。有个同学发现我有一封报社来信，感到非常好奇，硬是缠着要我当众打开。然而等我刚一打开，却又被另一个同学抢走了，而且很快听到他在高声朗诵：“祖国，亲爱的祖国/世上还有什么能与你媲美/只有母亲，只有母亲这个称谓/才具有这般神圣的神威”。这是我诗中的一段文字，于今想来依旧感慨万千，为同学声情并茂的激情朗诵，也为我从此赢得诗人桂冠的那份骄傲。
1982年大学毕业之后，我已有多篇作品在《新疆日报》发表，甚至突然有一天收到了肖廉老师的约稿信，我受宠若惊，急忙准备好稿子从乡下赶到报社，遗憾的是那天肖廉老师正好外出，我只得留下稿子悻悻而归。不过第一次走进那幢神秘的大楼，却也让我不虚此行。印象中报社老楼灰头土脸，敦敦实实，入得楼内光线有些昏暗，因为脚下铺有地板，踩上去咯吱咯吱响得厉害，越发让人蹑手蹑脚。不像现今的报社大楼，赫然矗立在红山转盘处，远远望去就是一道亮丽风景。
虽说那次和肖廉老师擦肩而过，但对她的文字功夫却是钦佩之极，印象深刻的是老师刊发于《新疆文艺》头条的小说《落霞》。这是我第一次拜读老师的大作，深感情节曲折，人物鲜活，笔力老到，不是我等可以望其项背的。所以爱屋及乌，更加喜欢“东风”文学副刊，一有新作，便立即邮寄过去。
这期间除了诗歌，我还发表了不少散文。前些日子去乡下看望老人，遇上一个同乡，他闲聊中提及《涝坝沟杏园纪事》这篇散文，不能不让我心存感激。该作发表于1984年12月23日，二十几年之后仍然有人记得，委实不易。
不过对我来说，确有两篇散文具有特殊意义：《妻子》1986年3月9日见报，一则因为头一年妻子剖宫产，我不在身边，感情上说不过去；二则妻子的生日恰好是在“3·8”这天，借此机会将《妻子》隆重推出，对我来说是最好的弥补。而1988年7月3日发表的《忘不了您那清瘦的面容》，则是为纪念维吾尔族著名诗人克里木·霍加赶写的一篇悼念文章。先生是我仰慕已久的大诗人，而且在他生前有过多次书信来往，直到后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他本人，这些无不对我的文学写作产生深刻影响，因而听到先生去世的噩耗，我觉得最好的纪念方式还是通过文字来表达。
或许后来真的忙于工作和生活，至此之后我将近18年和《新疆日报》断了联系。直到2006年岁末，我因组诗《新疆大写意》荣获“雪莲杯·天涯诗歌奖”受邀出席颁奖仪式，才重又认识了《新疆日报》副刊部的著名编辑和作家曹新玲女士，从而为我回归名家荟萃的“宝地”副刊树立了自信心和勇气。
同样还是诗歌打头，2007年6月14日《写给达坂城》亮相，之后又有散文《阳光灿烂》面世。到了2008年，诗歌、散文和理论文章开始频频见诸报端，引起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而且最终得到认可，被评为2008年年度新疆日报社优秀通讯员二等奖。当我手捧着荣誉证书和200元奖金，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通过曹新玲女士，我还认识了副刊编辑李冬和高方，一个身兼作家和画家双重身份，一个是充满才气而又谦和的职业女性。后来李冬离开《新疆日报》，两位女士越发忙得不可开交。然而我却发现，“宝地”副刊丝毫没有因为人手紧张而逊色，相反版面日趋清新高雅，佳作迭出，令人爱不释手。
仔细浏览副刊栏目，“作品”版面文字优美动人，像是一杯美酒回味无穷。“阅读”版面如剥葱似的，由表及里，由浅入深，一步步走进人的内心世界。品“文学生活”仿佛被带入人生课堂，读者能从中体味作家和诗人的鲜活故事。而“文史”则关注文坛陈年旧事，让我们在历史钩沉中学会思考。至于像曹新玲女士的“编辑手记”，虽说文字不多，却因高度提炼和精准的表述，一直担当着引领和认知作用，已经深入人心，成了品牌。
一直以来，虽说记录了不少文字，甚至有些文字就是第一人称，但文中却很少提及自己的名字。然而有一天，我的名字却反复出现在一个大名鼎鼎女记者的文字里，她就是极为细心，却又充满人性关怀的曹新玲。
这是她新近发表的散文《这个夏季的爱与痛》，用妻子的话说：构思新颖别致，文字娓娓道来，不动声色中，把她对三个维吾尔族朋友的牵挂和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实为一篇难得的佳作。
当我反复拜读这篇散文，既高兴又愧疚。高兴的是文中对我有过多的褒奖。譬如说我写诗评“精辟、中肯，一语中的”。说我写大哥家阳台上的鸟，“观察得细致入微，表现得形象生动”。特别是谈及我的诗作之时，不仅用“诗意盎然”来概括，还将我比作“二十啷当岁的浪漫小伙”。这就让我多少有些飘飘然，似乎忘了原本已过知天命的年纪。
而说到愧疚，则是发自内心。早在8月之初，我和妻子就打算好了，在孩子们入校之前，找个机会好好相聚一次。可是直到开学的日子，这样一个简单的愿望也不曾实现，的确有些汗颜。于是又和妻子再次商定，等曹新玲老师的宝贝儿子寒假从上海归来，一定补上这一课。
因为热爱文字，我与《新疆日报》结下不解之缘，后来又因文字结识了不少真诚的朋友，如果说人生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这就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