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小册子实际是我十多年来批评周汝昌“新索隐派龙门红学”的论文结集。康日峥同志读了这部书稿后对我说：“这些论文有它自己内部的联系，何不改成一部学术专著？”我接受了这个意见，于是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回忆这些论文的写作，不少朋友的支持是不能忘记的。没有张锦池、周中明兄的鼓励，《论周汝昌先生“写实自传说”的失误》是写不出来的。邓绍基先生得知我在撰写这篇文章时，就在1997年给我的元旦贺卡中特别写上一句：“盼早日读到你的论文。”冯其庸先生多次叮嘱我：“你这篇论文还可以继续修改，论文的语气不要剑拔弩张，语言要平和。语言越平和，论文就越有说服力。”我接受了冯先生的意见，在发表前不知就此改了多少遍。蔡义江先生曾经向《大河报》首席记者详细介绍这篇论文。《（红楼梦）并不存在万能的“大对称结构”——与周汝昌先生商榷》在《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发表后，蔡先生专门去信表示支持。他给我来信说：“您写的批周文章，我完全支持，且非常钦佩您的勇气和正义感。”《广西师范学院学报》编审翟建波兄对我说：“周汝昌的谬论太多了。胥先生批评周汝昌的论文给我们，我们安排优先发表。”《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执行主编胡建舫兄，在他们的《当代红学》栏目中多次发表我的尖锐的批周氏的论文。正是以上这些支持，极大地鼓励我继续完成自己的批周选题。
《周汝昌先生常用的红学方法论》是为2007年11月广西民族大学主持召开的全国古代文学研究新方法学术讨论会撰写的。在广西政协副主席致开幕词中引证了这篇论文中“方法在研究工作中绝对不是一个小问题，正确的方法会引导我们走向胜利的彼岸，错误的方法则会把我们引入迷途，走向泥沼”这段话。在大会发言，受到普遍的欢迎与肯定。袁世硕教授在总结发言中说：“我们这次古代文学研究新方法学术讨论会，由于有新疆师范大学胥惠民教授《周汝昌先生常用的红学方法论》，使我们这次学术会不仅有对新方法的阐述，还有对旧方法的批评，使我们的讨论显得更完整。”
但在出论文集时这篇论文却出了“问题”。2008年4月我接到冯仲平教授的电话，他说：“我把《周汝昌先生常用的红学方法论》编入学术会论文集《中国文学史的理论维度》，但在出版社遇到问题，编辑说有这篇论文，论文集就不好出。怎么办？”我笑着说：“那就把这篇论文抽出来算了。说实话，论文集不收并不是坏事，还可以给别的刊物投稿，多少挣一点予生活费。”说实话我希望这篇论文能在《红楼梦学刊》上发表，那样影响会大一些；但是2008年又是周汝昌先生的90大寿之年，《学刊》自然不会发表。于是在这年底我把稿子投给了《新疆教育学院学报》，刘坎龙主编毫不犹豫地决定在当年第一期发表。后来冯其庸先生打电话给我：“最近北京一个朋友从新疆回来，说《新疆教育学院学报》发表了你一篇批评周先生红学方法论的文章，写得不错，很有说服力。能否给我寄送一份？”这篇论文的发表，影响还好，引起不少学者的重视。
2010年初，冯其庸先生在电话中对我说：“周先生的《（红楼梦）“全璧”的背后》至今还没有受到有力的批评。”我对冯先生说：“周先生这篇论文在我心里也搁了三十年。我能以文本为基础批评周先生的谬论，没做过考证，很难胜任这件工作。”我记着冯先生的希望，于是花了两个月撰写了《周汝昌先生辱骂诬陷高鹗的背后》。该文发表后，冯先生专门打电话说：“过去不知道周先生为什么那么恨高鹗，现在读了你的论文就清楚了。
冯先生始终关心着这本小册子的出版。我曾经想到几个书名，有的与已经出版的书名雷同，有的又太尖锐，于是冯先生帮我确定了现在的这个书名。
张国光、吕启祥、郑铁生、苗怀明、陈松柏等先生先后也给我不少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在我撰写这些论文的时候，家兄培民给我了很大支持，他一直关心我的《红楼梦》研究。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我在西安旧书摊用两元五买了一本旧版《红搂梦新证》，1953年唐棣版，不知对你有用没有用？”这对我说来太重要了，以前我用这本书是从别的图书馆租借的，现在有了自己的唐棣版《红楼梦新证》，使用起来就很方便了。
这里的半数论文，初稿出来我都发送给老友育生兄一阅。他总会及时把自己的意见发过来，使我能顺利完成对论文的修改。
轩辕春梅同志，也对其中不少论文提出过修改意见。
谢谢一切支持我完成这部书稿的朋友！
胥惠民
2013年10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