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牛津大学的理查德·道金斯明确指出：基因可以复制，身体却不能复制，只能生长；于是身体只是基因演化的工具，就成了必然的结论。如果基因规范身体尽心让个体不朽地工作，如进食、生存、性活动和协助抚养子女，基因就能永远存在。只有使基因永续不朽的生物体才能生存，其他永远都会消失。
道金斯大力提倡的说法，引起了生物学的大变革。本来只是描述性的科学，一变而成研究功能的学问。这点差异的意义重大。生理学者如果忽略了胃的功能，只对它进行各种描述，情况将如工程师忽略引擎的功能，只着眼于引擎的外表描述一样。实际上，1970年以前，动物行为和人类行为的研究者都忽略了功能，而满足于描述他们所见的现象。幸而以遗传为主的观点永远改变了这种现象。到了1980年，动物求偶行为如不能以基因的选择竞争观点加以解释，就显得毫无意义。到了1990年，将人类视为例外的说法开始显得荒谬可笑了。
如果人类发现了超越演化冲动的能力，必定对基因另有好处。因此，纵然能够如人类一相情愿地想象，从演化过程中获得解放，这种成就照样还会产生演化，因为这样最适合基因的复制。
影响人们行为和决策的不是来源于本性就是来源于记因，本能显然来源于生物进化，具有适应的意义。而记因必定来源于进化，显然本性先于文化，文化的产生、变异、传承必定有本性的影子，它们之间的相互协调、相互斗争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基本框架。
记因所形成的文化主张经常背离基因所造就的生物本性，这是我们能部分反抗基因暴政的原因。俗话说“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的男盗女娼”，前者是记因后者则是基因。男人的生物本性是如此的好色，那么为什么在绝大多数时期，在文化主张上反对这种本性的记因占据了上风呢？人性的本性自私，为何自古传承的都是高尚、利他、廉洁的价值主张？
原因在于这种类型的记因降低了来自于本能所造成的斗争的强度，使人类社会得以保持和发展。我们设想一下，一种明目张胆地主张自私、贪婪的文化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那就是社会两极分化，迅速崩溃，于是这种记因随着它的载体的衰退而衰退了。
斗争中当然也要有妥协，并非斗争强度越大，所获愈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穷苦农民出身，所以他最恨官吏。明朝官员的俸禄是历朝历代最低的，又同时施以严刑峻法，最后所取得的成效并不好，除了像海瑞这样极端的严格实践明朝治国制度的穷困潦倒的官员，就是想尽办法贪污、无所作为的官员。
关于文化和基因的关系，伟大的遗传学家西奥多塞·多布赞斯基（Theodosius Dozhansky）做了高度概括：“在某种意义上，人类基因在人类进化中的首要作用，已被一种全新的、非生物学的或者说是超越有机体的力量，即文化所取代。然而，不应忘记，这种力量完全依赖于人类的基因类型。”
斗争是进化的基础
我曾经非常费解，西方的牧师和中国的和尚大多奉行独身主义，这和宗教信仰有什么关系呢？佛教经常遇到的一个诘问就是，如果人人都不结婚，那么人类如何传承呢？
通过对记因进化问题的思考，我明白了这种形式是宗教得以传承的原因。结婚后的生活必然占据人们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从而削弱了宗教记因在这个载体上的附着强度，日积月累，慢慢地低附着强度的宗教在竞争中就会被淘汰。这一原理也可以解释所有的宗教都是排他性的，原因是不排他的宗教在竞争中被淘汰了。
很显然，记因之间也像等位基因一样，为了争夺一个共同的基因进行着斗争。人人都知道托勒密的“地心说”对哥白尼的“日心说”有强大的压制作用，我们把它简单地归结于宗教势力。事实上，任何思想的流行或者科技的流行都会阻碍新的思想和科学，不仅托勒密的“地心说”阻碍了哥白尼的“日心说”，实际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必须冲破牛顿力学体系的禁锢。这并非我们所说的狭义的利益或者人格方面的原因，而是内在地决定了流行必然要得到众多的人支持，而所有的对“现有存在物”的支持，必然成为幼小的、新思想、新产品的阻力。从这个规律上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联想公司在多元化过程中收购了那么大的公司却没有发挥规模优势，孵化成功。我们也明白了为何那么大的公司不缺任何资源，但缺乏原创，要到小公司去购买。
中医和西医之间的争斗又一次卷土重来，从进化论的原理看，它们之间斗争的结果和进程是可以预期的。假如有一天西医解决了所有主要疾病的问题，它就会不战而胜，一方在没有取得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就会为另外一方的生存留下空间。
管理理论还不是一门科学
人类进步的关键在于科技的进步，而管理只是一个附属物。几乎所有的管理理论对一些关键问题的描述都是主观的，随意的观察加上漫不经心的总结，再加上强力的炒作和推广，就构成了现在“管理记因”的基础理论。这些理论或者说是一些主张，非常缺乏内在的逻辑和推理，当然是非常不可靠的，就像随机变异的基因一样。管理的记因几乎完全是缺乏方向性的自然变异，问题在于，管理理论的研究者却忽视了它本身的进化规律。
企业管理者中没有多少人在阅读管理方面的书，只有那些二流角色，才热衷于把管理书籍当做一种时尚。管理理论要想取得进展，最关键的是首先要放弃各种主张和观点，找到解释现实世界本真原因的内在逻辑。
不管是企业管理还是有关人的竞争和协作，记因给我们造成的混乱有很多自相矛盾的“等位记忆”，就像等位基因一样。有人说企业应该做减法，做好核心业务是关键，走多元化道路失败的可能性更大。有人说要多元化，而且有许多多元化取得成功的例证。有人主张仁政，有人觉得暴政的效果更显著。有X理论也有Y理论。任何“理论”都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出有利于自己的例证。有人说用人一定要有胸怀，只用能人，甚至敢于用比你更强的人，否则公司无法做大做强。他们说楚霸王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他不擅长用能人，心中有点嫉贤妒能的潜意识，而刘备之所以能三分天下有其一，原因在于擅长用比自己强的人。也有人认为这样不行，在一个等级组织中，缺乏位差感觉，甚至颠倒了位差，就不利于形成统一的意志，不利于执行。这些说法看来都有道理，但其内在原因是什么呢？
有人总结出一个真理：小公司靠匪气，大公司靠霸气。这是一种实用主义哲学。有人说，这样做不行，因为匪气和霸气是在做减法，路越走越窄。有人主张以牙还牙，有人劝导以德报怨，孔子还提出了以直抱怨。在博弈和员工管理中，这些问题常常遇到，不同的选择就会导致公司向不同的路径上进化。
现在，很多公司在大幅度地提高管理层的待遇，一方面要和“国际接轨”，一方面又说这种激励机制有助于提升企业的效益。与此同时，还在降低员工的工资，他们的理由是交给劳动市场来解决，效果最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注意到了这种现象，并且努力抨击，但效果不大。
事实上，在有关经济的活动中，对一件事情或者一个问题只有一种描述和说法的情况是少见的。任何一个问题，都有很多等位记因在我们的头脑中竞争，让我们变得无所适从。从大的方面来说，任何管理理论或者我们从实践中得到的单一的经验和印象都不太可能从根本上影响企业的行动方案，因为指导行动的记因十分复杂，单一记因的影响总是有限的。但有时，一念之差或者多种复杂的经验组合在一起就会让我们采取不同的策略：有可能是“农村包围城市”，也有可能走“城市暴动”的路线；有可能是“速胜论”，也有可能是“持久战”。
牛根生的一句座右铭“小胜凭智，大胜靠德”曾被很多人引用。有人私下里把这句话改成了“小胜凭弱智，大胜靠缺德”。别以为这纯粹是插科打诨，或者阿Q式的幽默，想想还真是很有道理，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可以看到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金钱往往青睐于行动者而不是智者。我们再看看那些发大财的，确实有很多都是靠坑蒙拐骗发的财，到现在为止，仍然有很多人在靠缺德发财，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企业管理的“记因”来源多种多样，从模仿中获得，从历史书籍和故事中获得，从管理理论中获得。像基因一样，记因并不都是有利于它的载体的“好”记因。像癌症基因或者糖尿病基因这种明显不利于承载它的个体生存的基因也通过进化机制，寻求它合理的存在并得到遗传。
比如，各种“管理潮流”有可能就是不太可靠的“记因”，因为管理潮流已经被商学院的利益、商学院想评教授的人的利益、出版商的利益所劫持。1980~1995年的15年间诞生了25种管理理论和潮流，没有哪个理论持续时间超过一年或两年。所以，很多企业管理者从来不看管理书籍是不奇怪的。记因也像基因一样强烈地要求存在，至于它是否对载体有利则另当别论。
1911年，弗雷德里克·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也许要算企业管理理论一个标志性的成果。从20世纪初，人们开始系统地研究企业的管理问题，按着德鲁克的估算，一个世纪以来，体力劳动者的工作效率已经提升了50倍。
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有可能在一个短暂的时间里提高企业的绩效，但是接下来就是不可避免的过时和失灵，所以斯图尔特·克雷纳总结道：“管理只有恒久的问题，没有终结的答案”。
企业管理理论的演进也证明了进化的规律，一种生物成长的同时也在创造埋藏它自身的条件。
形成企业存在的各种记因也并非都是“好”的记因，只是潜伏的“坏”记因尚未发作，或者“坏”记因不足以抗衡“好”记因。记因优化的方式是它存在的逻辑是否有利于企业个体，它是否能够通过有利的变异使它变得对企业这个个体有利。
总之，我们需要相信的是从非常简单的病毒到非常复杂的高等生物，从基因通过生化反应复制自己到记因通过人们头脑进行选择和传播，它们的行为和禀性都是由内在逻辑决定的，因此它们遵守共同的规则并不奇怪。
直觉判断的速度增加了我们生存的机会。思维生物目的首先是使我们能够生存下去，其次才是保证正确性。①
文化的进化历程非常类似于金鱼的进化。较早的文明是缺乏文字记载的，依靠口头相传零散的知识，因而记因的积累和进化比较缓慢。出现了文字之后，记因的进化产生了一个飞跃，就像把野生的金鱼放到了池塘里喂养一样，同时专门从事记因开发的人从大众中分化出来。例如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诸子百家，西方则出现了古希腊哲学，它们对人类社会的观察和总结，迄今都是我们认识人性最重要的记因，孔孟之道、道家、法家的想法现在还被很多人应用于经济生活和社会实践。
本能在人类从事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无疑比其他方面更小。人们主要是通过后天学习的知识来参与经济活动的，我们可以把后天获得的知识统称为“记因”。
企业活动基本上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人与物品的关系，主要是一些有关生产、制造、加工、运输等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大体上已经被高度科学化、系统化了，几乎任何企业都差不多按照世界通用的方式完成这些步骤；企业活动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企业内部的人力资源管理和分配、分工制度、方法等，还包括企业和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因为任何企业原则上都是需要其他人来买自己的产品，这就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一直是支离破碎的，人们对人性和人类组织的研究方法和3 000年前人们所采用的方法没有什么两样。现代人并不比孔子或者苏格拉底更了解人性，阅读亚当·斯密和莎士比亚的著作也许比最先进的咨询公司提供的组织设计方案更有意义。
记因的自然选择机制
科技和工业革命使记因加速进化，牛顿的力学、达尔文的进化论使我们看到了科学的力量。进化速度的改变从根本上来说与人们的意识形态和思考方式的改变有必然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