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进化论的原理来解释男人好色是容易的。要对贪财、权欲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却困难得多。根据我的感觉，财富和权力虽然对生存和繁殖都有利，却不至于在自然选择的情况下，进化到如此的高强度。
2006年11月万圣节刚过，法国娱乐周刊《Voici》爆出了齐达内偷情的内幕。到底是八卦还是确有其事，我们无从考证。足球记者李承鹏写了一篇《没有圣人：齐达内偷情暴露人性核心机密》的博客。李承鹏所说的核心机密就是：
男人无所谓忠诚，
他不出轨的原因，
只是因为背叛的筹码太低；
女人无所谓忠贞，
她没有出轨的原因；
只是受的诱惑不够。
如果李承鹏懂得进化论，他就不会这样写。按照进化规律推断，李承鹏前面的论述是正确的，后面的一部分却未必正确。
在生物进化中，性只是留下后代的手段，而生殖才是目的。激烈的生殖竞争总是选择有利的性策略，使之胜出。到底什么样的性策略更好则因各种不同的动物而异。对于抚养子代的哺乳动物和鸟类而言，双方不同的生产能力和生殖成本，会决定双方的性策略。
雌性的生殖代价高，生产能力有限，而雄性的生殖代价非常小，生产能力几乎是无穷的。在这种情况下，经常“出轨”的雄性显然会比忠诚的雄性能留下更多的后代，于是自然选择就保留了雄性出轨的习性。对于雌性而言，忠贞与出轨相比，基本上是半斤八两，二者留下后代数量是没有差别的，只是出轨会增加基因多样性的微弱利益。在缺乏选择压力的情况下，雌性的性策略就不会有明显的倾向性，有的比较忠贞，有的则容易“红杏出墙”。
从进化的基因细节上看，也许决定是否忠贞的技术实现手段是一组基因复杂的作用机理决定的。出轨雄性的性策略在取胜时，或许把这样一组“好色基因”遗传给了它雌性的后代。而这虽然对于雌性后代没有生殖优势，但也没有劣势，于是也会被保留。这就是“中性漂变原理”，即自然选择会强烈地保留有利于进化的，但也不排斥无害的。
由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男性好色几乎是出于本能的必然结果，而女人则未必如此。从进化的角度来看，男性更注重数量，而女性则对质量比较挑剔，这就是“女追男，隔层纱；男追女，隔重山”的进化依据。学者研究发现，在任何文化背景下的婚姻，几乎都是男人追求女人，这是由双方掌握的生殖资源决定的，一方供应有限的稀缺资源，另外一方则是供应能力巨大，稀缺的东西显然更值钱。
用进化论的术语解释就是男人好色是具有“适应性”的，而女人出轨则缺乏“适应性”。“适应”或者“适应性”这个词是进化论的精髓。我发现，适应性同样可以解释文化和经济的存在及发展，而本书的核心就旨在回答到底什么是适应的，适应或者不适应会使我们趋向何方？
鸟孵卵时不能间断，要么得到另一方喂养食物，要么轮流值班，否则不容易繁殖后代，由此进化出一夫一妻的习性。且慢，这只是进化的第一重逻辑，也就是说它们在日常维持一夫一妻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雄鸟如果好色一些，给隔壁邻居“戴上绿帽子”，仍然会取得繁殖优势。科学家通过对一窝小鸟的基因分析，果然证明了其实它们并非都是一个父亲。鸟的一夫一妻只是社会性，而不是真正的性策略。我们说，鸟类社会性的一夫一妻制度是具有适应性的，这是我们平素可以观察到的；但是它的性策略不遵守一夫一妻制度同样具有适应性，这是科学家推理出来，被试验结果证实的。进化论是一个解释的利器，有时也提供了推断的路径。
本书研究的并不是生物学，也不是进化心理学，而是有关财富的学说。之所以要研究人乃至生物的行为规律，是因为这些和经济的密切程度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只有了解人性才能了解财富。
前苏联集体农庄里的农民们今天耕作这片土地，明天耕作另一片土地，对任何特定的土地都没有责任感。农民们只有一块很小的私有土地。调查发现，虽然农民的私有土地只占全部耕种面积的1%，但却产出了全苏维埃农庄产出的27%。
如果不考虑人性的问题，集体化农庄应该是一种比个体更好的生产方式。中国农村在包产到户之前，生产队可以通过机械化作业，提升农业的劳动生产力，可以集体兴修水利。这些先进的生产方式，在包产到户的初期，由于每户农民耕种土地数目比较少，缺乏规模效益，都无法采用。但是这种制度却对自私的人性做出了妥协，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包产到户并非中国第一次土地半私有化改革。商鞅变法的“废井田、开阡陌”运动，改革了耕地定期再分配的制度，允许市场买卖土地，承认了地主阶级的地位。这一改革使秦国的国力逐渐强盛起来。可是同样的，在1949年以前，土地和生产资料也是私有的，却没有使中国的国力强盛。193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苏联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1937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苏联的工业生产总值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此时，正值美国股市崩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苏联的成功，使美国第一次出现向外移民的倾向，先后有10万美国人申请移居苏联。
集体农庄的低效和苏联早期的计划经济是相类似的制度，那么为何有时落后，有时又很先进呢？
在人类有了文化的约束以来，是公有还是私有，是强制计划，还是放任自由，一直都是争论不休的问题。这源于人类行为最根本的矛盾：动物群居生活存在的基础就是群居的利益大于单干；但同时，道德与贪婪同场竞技时，通常是贪婪大获全胜。关于自私与合作、计划与自由这样的问题还将长期地引发争议，而不是我们认为的找到了终极的解决方案。我们已经看到，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意识形态已经由承认自私迅速转变为鼓励自私。无需考虑道德上的效果，仅就总收获，甚至获胜者的收获而言，也并非越自私、越贪婪越好，我们将在第十章“鹰派的终结”中论述这个问题。
大的制度设计是一个过于庞大而空泛的课题。然而观察发现，任何一个小的经济体也会遇到制度设计的问题，比如说在一个刚刚创办的小企业①中，人们通常相当富有热情和牺牲精神。随着企业的发展，各种矛盾凸显出来，革命热情和牺牲精神慢慢消损，取而代之的是摩擦、利益和矛盾，用电影《天下无贼》里面的一句话说就是：“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在这个过程中，人性的本质尽管没有什么改变，但是却逐渐地产生了适应性的反应，表现形式却可能大相径庭。所谓成功就是企业的制度能够不断地适应人，同时也在影响人，二者相互适应就能够促进发展，反之就会衰退或者崩溃。
财富归根到底是由两种力量决定的，一种是科学技术，即一种可以固化的范式，在科学上，这一代的傻瓜总是能够超越上一代天才；另外一种力量则在于如何建立组织、如何分配等有关人的问题。对于后面的一点，我们所积累的知识和3 000年前区别不是很大。人们还在通过观察和阅读中寻找有关人性的线索。
人性对经济的影响决不限于制度设计，《中国通》的作者英国人提姆·克里索德描述了自己在中国改革时期投资中国时被骗走4亿美元的经历。无独有偶，有一次和一个香港客人聊天，他也说起了十几年前在中国内地被骗2 000多万港币。这仅仅是偶然事件，还是隐藏着某种密码？市场经济和经济的腾飞似乎总是从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开始，本书对此给出了解释，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我们可以据此推断在不同环境下人性的表现形式。
2006年，中国的股市又一次蓬勃复兴，令管理者头疼不已的是极高的换手率和浓厚的投机氛围。在美国，股市每年达到30%的换手率已是非常高，但这只是中国股市换手率的二十分之一。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如果了解美国股市的历史，你会发现今日中国的股市是过去美国股市历史的某种形式的重演。今天即使照搬美国最先进的股市机制，要达到的结果也和管理者的预期相去甚远。“中国人太爱赌了！”一位外国的观察者说出了这个人人皆知的事实，实际上，历史上英国人、美国人、日本人也同样爱赌，今日赌性的降低源于昨日的教训，这就是“进化”。我总觉得，要是管理者洞悉进化学说，在制度设计上，就可以少付出一些代价。
国际化、走出国门是当下中国企业最关心的一个话题。在这个过程中，毫无疑问地会涉及到如何做到本土化的问题。那么，我们如何适应呢？
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大体上有三种：
第一，吃一堑、长一智，通过不断地尝试和总结，吸取经验、总结教训，逐步适应；
第二，通过调研、统计和分析，设计合适的策略。克里索德和那位香港朋友如果对中国了解得比较深入，很多被骗的故事可能就会避免；
第三，通过推断的方法，预先掌握可能的规律。
很显然，第三种方式代价最小，最有效率。实际上，这种方法还隐含着一个巨大的优势，正确的推断比调研、统计、分析更可靠。这就像我们无须调研，就可以有把握地推断到底是男人好色还是女人更容易红杏出墙一样可靠。
我们推断的依据就是进化原理，进化论不仅仅可以解释生物现象和行为，它必将在更广阔的领域大有作为。它不仅能够回答上述完全缺乏头绪的问题，也能够推论房地产价格为何上涨，什么样的政策才能控制房产价格。它不仅能够研究人们是如何购买和销售商品的，甚至还能够断定产品或者产业何去何从。
在长达将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达尔文的进化论虽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波及到很多领域，但是它真正的哲学意义尚未得到深入的挖掘。我这么说也许是非常轻率的，毕竟我没有足够的阅读量和研究履历通晓进化论在各个学科的影响。但我的辩解是，藏在深巷里却不为人知的好酒，难说它是有影响力的酒。
假如确实如我所推断的，进化论尚未得到深入的开发，我觉得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即所有把进化论引入到其他领域的尝试都过于拘泥于进化论的基本结论和具象的类比上了，如自古以来就有研究者把人鸟兽化或者动物拟人化，他们并没有试图去挖掘进化论思想包含的逻辑和规律。
由于进化论和管理、经济结合起来属于比较偏僻的领域，读者可能对这个领域最流行的说法都知之甚少，所以，我觉得有必要重复一下我所了解的前人在这个问题形成的主要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