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毅仁逝世前十多天的10月12日，“2005胡润百富榜”发布，荣毅仁之子、中信泰富掌门人荣智健以90亿元资产位居第6位。
荣智健
巧合的是，11月3日，荣毅仁出殡当日，《福布斯》富豪榜发布，居榜首的恰是荣毅仁之子荣智健。万通董事局主席冯仑后来在其《跨越历史的河流》一文中称：“这一巧合揭示了中国民族资本家的又一生存智慧。”
荣智健被传媒引用最多的一句话是：“对于个人来说，我是没有想靠父亲来做些什么；靠别人的名望来做事，长不了，也许一时一事可以，但并不能解决自己的根本问题。”
外界似乎习惯了把荣智健的成功与父亲荣毅仁的特殊身份捆绑在一起，然而，荣智健在多次如上述方式的表态中，把父亲比喻为“别人”。从表面上看这无可厚非——曾在四川凉山一待就是8年之久接受劳动教育，并于1978年独身赴港的荣智健，对特立独行的重要性显然有自己的见解。
但从另一方面看，他的措辞与行为也有“有意而为”的成分。一是基于父亲荣毅仁后来的异常低调——荣毅仁自1998年从国家副主席位置上退下来，至2005年去世的整整7年，始终保持了极为谨慎的低调；即使在其病危至去世期间，内地媒体也未张扬。二是荣智健深谙在政商关系不断变迁的转轨语境下，身上沾染太多的“红色”未必对一家资本全球化的企业有益。
荣智健与父亲荣毅仁最相像的一点，则是他们均把胡雪岩当年的一句名言发挥到了极致——“一个人的生意做多大，关键看他的眼光有多远。”
“红色资本家”的困扰
1999～2007年连续9年登上“胡润百富榜”的，只有3人（家族），分别为荣智健家族、刘永好家族和楼忠福。一位是“红色资本家”，一位身居传统行业同时染指金融业，一位则处于话题不断的房地产行业。
这三位常胜将军当中，最耀眼的自然是荣氏家族，过去的9年百富榜，从未跌落过前六位，其中有三次是拔得头筹。
荣智健的财富秘诀，通俗地讲，就是“与国家资产增值共成长”。在中信泰富，他从没有股份到1992年开始通过配售持股，至2008年6月底，其持股比例已接近24%，是仅次于国家的第二大股东。
《新财富》杂志在一篇题为《荣智健：中国首富的新模式》的报道中称：
“中信泰富+荣智健”的模式建立了荣智健个人在中信泰富利益分配的清晰模式：公私分明、公私混合、共同投资、共同发展。荣智健对中信泰富的MBO表明，MBO可以MB，不一定要O。许多失败案例往往不是由MB(即Manager Buy，买入)而是由O（即Out，卖出)引起的。一方面管理层全面收购必将触动产权神经，另一方面由于较大的收购标，诱使管理层在定价、付款方式等方面损害原股东利益，造成了资金瓶颈。所以，量力而为，逐步MBO应为首选。另外，并不是一定要持有高比例股才可激发管理层，也不一定要控股。
荣智健 “一号红色资本家”的地位可谓坚不可摧。在2003～2007年连续5届的“胡润强势富豪榜”上，荣智健的“首强”之位始终让人可望而不可即。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十六大之后，“红顶商人”慢慢演化为了一个贬义词。2008年，经济学家吴敬链在一次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论坛上称：“谨防政府介入微观经济活动，我们不应将矛头指向富人，而应指向‘红顶商人’……”
所以，我们与其用大量笔墨描写荣氏产业之“红”，不如从荣智健的行为方式中挖掘一些原生性的东西，比如值得借鉴的财富观等。
不可否认，荣智健的政治灵敏性与其家族背景有关。在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荣智健对过渡期的香港政府提出过自己独到的观点：“香港在过渡期中，很多人在讨论政治问题，却很少人强调具体运作的这套班底。我们应该看到，香港今天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一部分应该归功于大陆，一部分归功于港方的阶层管理。”
“管理靠什么？就是靠一套运作班底。如何把这套管理班底平稳地过渡到1997年，使其1997年后保存下来，我认为这是决定以后成功与否的关键。”荣智健认为一套稳定的班子，对香港的情况了解得比较透彻，更容易得到港人的拥护。
荣毅仁比较简朴，而荣智健在香港、加拿大和英国等都有物业，在香港有游艇、多部跑车和房车、高级音响，他还喜欢打高尔夫球、钓鱼、赛马等。他说，“与父亲相比，我比较喜欢享受一点，但我毕竟不以追求享受为目的，我追求的是我事业的发展，这是我根本性的追求。”“我最欣赏李嘉诚的是，他地位那么高，生活却那么朴素。”
在资本运作方面，荣智健最成功的一点是对时机的把握。典型案例之一便是1989年香港股市大跌，投资者纷纷套现，而荣智健意识到，这是一个天赐的并购良机。之后，香港电讯20%的股份被荣智健以逾百亿元的代价吃下。1990年，英国著名财经杂志《世界金融》根据收益将此次收购评为该年度“世界最佳融资项目”。
又如，2002年中共十六大后，荣智健开始把更多的精力和财富投到中国大陆，投资了大量基础建设，包括隧道、桥梁建设、发电站、航空以及电信、房地产、钢铁等。荣氏产业似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2007年，中信泰富净利润突破100亿港元。
不过，荣智健心头挥之不去的一个困扰依然是，仍有传媒不时问他，你对当初借道父亲旗下的中信香港作何评价？
荣智健曾略有委屈地对《凤凰周刊》记者称：“那时候中信香港集团成立以后，总公司调拨给我们3000万美元的开办费，这3000万美元我早就还了，我还交给了总公司110亿港币现金。”
唯一博士富豪张朝阳
我们的第一届榜单“1999中国50富豪榜”上，35岁的搜狐公司掌门人张朝阳颇受人关注——他是这一年榜单上唯一的“博士富豪”。
张朝阳此时正处于事业发展的顶峰。此前的1998年10月，张朝阳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全球50位数字英雄”之一。1999年7月，他成为《亚洲周刊》的封面人物。2000年7月，搜狐在美国纳斯达克挂牌上市。
先读博士后“作秀”
1995年10月，在美国待了9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博士学位的张朝阳决定回国，他把自己回国的机票订在自己31岁生日这一天。波士顿的中国留学生为他送行，当时张朝阳的学友、后任IDG亚洲区总裁的熊晓鸽，为其清唱了一首《送战友》，情怀悲壮。
回国后的张朝阳在ISI（一家为华尔街提供经济数据的公司）干了不足半年后抽身离开，创办爱特信公司（ITC）；他给自己的标价是200万美元，最后只融到225万美元。1998年元旦，爱特信出现资金危机，张朝阳四处游说投资人，于这一年的3月，从英特尔和IDG公司获得了21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
1998年2月25日，张朝阳将“爱特信”改名为“搜狐”，英文名称先是用“SOHOO”，后改为“SOHU”。2000年7月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前，搜狐经历了4次融资，共获得风险投资4000万美元。
张朝阳
1999年11月，我们制作的“中国50富豪榜”在《福布斯》杂志以封面故事的形式发布。尽管张朝阳位于这一榜单的第40位，财富为“C级”末位（1亿元），但他的“海龟”身份、博士学历，受到国际社会极高的关注。
在这份50人的中国富豪榜上，小学与初中学历者占到将近一半，可以说大部分富豪都是“草根”出身。然而到了2003年，这一状况有了根本的变化——高中以下学历只占23%。
其实，1999年榜单上高学历者稀缺并不奇怪。一是与中国的政治和商业背景有关，二则与教育制度有关。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年鉴，1995年，中国内地的大学入学率为5.3%，印度为6.5%，韩国为52%，新加坡为33.7%，美国与加拿大分别为81.1%和91.3%。在世界四十多个主要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大学的入学率仅高于越南（4.1%）。
举此例并非要批评中国内地教育的落后，只是想说明，在1999年共和国50周岁，以及第一届富豪榜的推出将人们追逐和崇尚财富的愿景真正激发出来后，继续深造、回炉充电，逐渐成为富裕阶层的一种迫切需求。
2001年三四月份，搜狐董事会出现问题，伴随着互联网泡沫破灭，搜狐股价率先跌破1美元，成为垃圾股，面临摘牌危险。于是张朝阳开始回购股票，或是两股、三股并一股。多年之后，张朝阳承认，其实1999～2001年，中国的互联网市场达到高潮时，搜狐基本是在原地踏步。摘牌之险给了张朝阳一次反思的机会。
张朝阳说：“那个时候我30%的精力应付董事会，40%的精力应付媒体，只有另外30%的精力用在产品上。”两年之后的2003年，张朝阳回头看时，当时与他一样意气风发西湖论剑的王峻涛、王志东已改弦更张或另立门户，只有他还在坚守阵地。2005年底，张朝阳在《中国企业家》杂志撰文称：“互联网将来就是狮子大开口，是个绞刑架。一个个人被填进去，到最后才觉醒；很多东西都是历史进步的牺牲品。”
1999～2007年的“胡润百富榜”上，张朝阳只缺席过2001年和2002年两届，当时正好是搜狐最困难的时期。
尽管我们拿1999年张朝阳的“博士帽”说事儿，但就财富观来说，与学历的直接关联并不大，倒是他身上的一股韧劲值得借鉴。
日常生活中的张朝阳是个不羁之才。为杂志拍上身赤裸的封面照片、玩轮滑、买游艇、登珠峰，张朝阳的行为方式不但改变了人们对“博士”二字的理解，同时也颠覆了国内企业家的传统形象。
不过也有不少人批评张朝阳“太会作秀”。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张朝阳一边以记者的身份采访一些参赛运动员和娱乐明星，一边批评新浪、网易、腾讯组成的“奥运报道联盟”是“一场公关做戏行为”……
《IT经理世界》在盘点1998～2008年间推进中国IT商业历史进程的10位企业家时，如此评价张朝阳——回顾过去10年来风险投资加海外上市的模式，的确历练和成就了一批像张朝阳一样的企业家，他们抓住了时代赋予的迅速成功的机遇，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特长来获得投资人和公众的信赖。可以说风险资本和海外融资的引入实际上带来了一种新的企业家评价标准。在这种标准的筛选和淘汰后，留下来的佼佼者，集体代表了一种新的企业家形象——他们更有创造力和激情，而行为举止上也自然会表现为不拘一格的特立独行。他们这10年集体的成长和成熟给中国的商业环境带来了新的景象，也将深刻改变中国未来的商业图景。
富豪们的学历
1999年的中国富豪们大都是“原生态”的小学或中学出身。4年后的2003年，百富榜上大专和本科学历以上的富豪已占到57%。2008年，无须统计就能想到，富豪们的学历一个赛过一个——MBA如雨后春笋，博士层出不穷。
再回到1999年。这一年，万向集团掌门人鲁冠球的虎子鲁伟鼎28岁，但已担任万向集团总裁5年。鲁伟鼎从十几岁就进入万向集团，在各个岗位上轮转，然后分别于1992年和1994年，任集团副总裁和总裁。5年后，鲁冠球让鲁伟鼎到哈佛商学院充电，一去就是3年。鲁伟鼎回国后开始任万向CEO，管理才能确实胜以前一筹。
2003年11月底，美国《时代》杂志和美国世界新闻网评出“2003年全球最具影响力企业家”，共有来自全球电信、汽车、媒体、食品及金融等行业的20位企业家入围，鲁伟鼎名列其中。
2003年9月下旬，《人民日报》一则报道称，在近日举行的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成立10周年座谈会上，有关专家介绍，2002年的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者中大专及大专以上学历的占816%，比1993年的691%提高了125%。这是中央媒体少有的几次关注企业家学历的报道之一。
2008年4月，江苏省统计局在扬州的一项调查显示，企业家的学历与重视自主创新的意识成正比，企业家学历越高，越重视自主创新。具有博士学历的企业家，100%认为自主创新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高中以下学历的企业家持同一观点的为61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