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有人会说，国航早在2001年就开始套期保值，也没有出事啊。关键是，不到黑天鹅飞过的时候，表外资产不可能公开，就像美林、花旗等金融业的大佬一样，表外资产记录了他们最不堪的投资纪录。国有控股公司投资除了彻底市场化运作的新加坡投资公司外，很少有良好纪录，马来西亚央行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长期货币运作也以失败告终。央企必须及时公布表外资产，监管部门对于涉及纳税人钱财的央企从事期货交易，理应严格控制在套期保值的范围之内，而放宽民间企业的期货交易范围，这样才能培养出国际化的、机动性的“金融部队”，而不是大规模、暴露于聚光灯下的“集团军”。
资本市场被央企改造
央企效率不高，但在国内市场聚集资金的能力十分高强。这说明中国的资本市场一定程度上变成拨改贷之前银行的后世，虽然没有动用强硬手段，但通过资本市场的上市审核，通过国有控股企业波澜壮阔的并购重组，投机至上的资本市场越来越向高政策支撑的主心骨看齐。
资本市场忠实地反映了中国经济结构的畸形，资本市场成为央企重新估值、获得高现金流的主要来源。社会资源的主要占据者绝对不会放过处于市场生态链顶端的资本市场这一块，央企只是新证据的提供者。自国资委成立之初，央企开始收缩数量，但规模扩张步伐之快令人瞠目，除了占据了主要资源性行业之外，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在资本市场凌厉的扩张步伐。这倒不是指大盘蓝筹股几乎成为央企的代名词，在资本市场上一言九鼎；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些体量胜过恐龙的央企正在竭力打通上下游产业的同时，尝试横跨实体与资本市场。
2006年10月，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珠海召开的企业高风险投资业务监管国际研讨会上表示，中央企业要审慎运用金融衍生工具，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根据主营业务、经营目标、资金实力和管理水平等情况，慎重选择投资品种，严禁投机行为。
这一看似前瞻性的表态，其实是对在资本市场纵横捭阖的央企合法性的追认。实际上，早在2005年央企负责人会议上，李荣融已作过类似的表态，并被媒体及时解读为，国资委希望央企加快与资本市场接轨步伐。将国资委的表态与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对金融衍生品的明确支持参照来看，一个围绕金融衍生品领域的新兴市场正在政策的强力推动下迅速形成。
到2006年为止，据市场估计，加上不流通的股票在内，中国资本市场总的市值在5万亿元人民币左右（截至中国工商银行上市之前）。而李荣融在2006年新春致辞中披露，近3年来，中央企业资产总额年均增加1万亿元。年均增加资产额显然不足以反映央企调动资金的力量。央企资金之充沛，已让世界银行的报告得出了中国国有企业资本回报率高企、固定资产投资主要靠国有企业利润的喜人结论。
央企大规模进入中国的资本市场，一方面可以挟雄厚资金，达到号令天下群庄的效果；另一方面，由于其具有天生的市场长子恃宠而骄的霸王特性，对于建立资本市场的规则有害无益。他们不仅动辄使用上百亿元的资金在一级市场打新股，大赚没风险的钱，在二级市场上也是衔枚疾走。宝钢、申能、上汽、中集等大企业集团出现在上市公司10大流通股股东之中。并且，不管套现还是上市，央企每次总能有惊无险平稳度过，除了说明政策的支持，还说明坐庄者利益联盟的强大。
2004年年底，央企委托理财本金余额为260.3亿元，随着一批证券公司破产清算或被托管，将形成不同程度的损失。而类似于南航以11亿元委托汉唐证券理财血本无归的案例，使得央企对国内投行、券商的专业能力不再信任，转而试图通过自己的投资公司在资本市场上直接逐利。国资委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央企的投资公司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将收入打入投资公司进行资本市场的博弈，已成为常见的央企理财模式。
央企如此作为，将会形成上市公司之间交叉持股现象，以及巨型企业与银行之间交叉持股现象，这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难以约束的局面，正是日本20世纪90年代以后迟迟难以摆脱衰退的原因，可以说，我们正在重蹈日本的覆辙。
从金融衍生品市场来看，国有企业几次在国际期货市场上的冲击，以国内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士，外加高薪聘用的国际操盘手仍无法抵挡，最终的结果都折戟沉沙，露出了非市场人士的马脚。而在国内市场，他们却游刃有余，这样的局面足以证明中国资本市场离成熟市场的距离之远。按此情形发展下去，央企恐怕会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食人鲨，国际市场上被围猎的肥羊。从这个角度说，央企要当资本市场的家，是祸不是福。
每个国家的发展路径各不相同，机遇不同路径不同规模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的市场主体必须拥有高效率，并且有可靠而稳定的制度保证高效率企业可以获得大部分社会资源。长期浪费社会资源的后果是各种性质的企业矛盾日益激化，各个阶层矛盾的激化。如法国市场文明正待崛起之时，资源滚滚流入不创造价值的第一第二等级，葡萄牙、西班牙无不如此。虽然日本大公司效率高、创新能力强，社会仍然因为资源的部分错配而进入失落的10年。
国资委的自改革
央企的效率改革起始于跑马圈地，落实于绩效考核与董事会制度。2006年12月的一个大事件是，国务院办公厅12月18日转发国资委《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首次明确七大行业将由国有经济控制，并提出到2010年培育出30~50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以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以提高竞争力和控制力为重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说，下一步要将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集中，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要通过股份制改造、引入战略投资者、重组上市等方式实现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增强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
从积极的一面来理解，国有经济圈定七大块自留地，给民营企业在其他行业的市场性拓展留出了空间，这样最起码还能保证其他行业处于充分竞争态势。但我们似乎又没有理由如此乐观，因为李荣融在解释过程中，将国有企业的控制力大为拓展，“国有经济对基础性和支柱产业领域的重要骨干企业保持较强控制力，包括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建筑、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勘察设计、科技等行业。这一领域国有资本比重下降，国有经济影响力和带动力增强”。
这段话意思非常含糊，也许是意指国有企业控股上市公司国有资本比重下降，但保持相对控股地位；也许指的是外进战略投资者促进产权多元化；也许指的是控制核心资源之后占据一言九鼎的位置。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国资在那些宽泛的界定下，可能在所有有利可图的领域无役不与，并且可进可退。
央企正在掀起整体上市热潮，随着2010年的临近，央企公司治理结构之路已到中期段落。经过屡次澄清，李荣融明确表示，在中央企业第二任期（2007~2009年），要支持具备条件的企业加快整体上市和主营业务整体上市的步伐；加快组建资产经营公司，以资产经营公司为平台推进央企重组和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为了完成央企改制的目标，整体上市已经成为重要武器。通过调整，央企户数将调整到80~100家，在所属行业占据前三位置。央企整体上市已经成为中国资本市场，乃至世界中国资产概念中浓重的一笔，香港国有企业股更成为世界股市领头羊。
与此同时，国资委正在通过外部董事制度、《中央企业效能监察暂行办法》等力促央企效率的提升，他们在做一项尚未见有成功先例的艰苦工作。希望他们尽快成功，因为这关系到国家发展的根本。
向央企董事会放权测量国资委的自我改革决心。国资委于2006年11月再次隆重推荐的央企董事会制度，是一项旨在建立央企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基础性制度建设措施，李荣融称之为“国资委成立以来最大的新闻”并非虚言，“必须成功，不能失败”之言相当于立下了军令状。
在2008年之前，除了一些军工企业之外在所有央企完成此项改革—从国资委开列的计划表不难看出，这是一场由国资委领衔，在央企打响的改制攻坚战，其重要性与难度绝不比股改小。
在央企建立董事会制度是想在企业性质与产权不变的前提下，以完善的公司法人机制，得到市场化企业的高效率。这一天才设想来源于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2004年国资委前往取经，对此模式赞赏有加，认为习得了在产权不变的基础上照样建立高效率的国有企业市场机制的宝典。
于是开始实行拿来主义，当年动议，次年试行，而后推广，行动可谓迅速。虽然对淡马锡模式的理解至今仍然存在极大争议，虽然新加坡的市场法律与人文环境与中国截然不同，虽然以资产投资为主的淡马锡模式运用到以实业为主的央企的成功概率有多大尚待考察，但一切争议在央企如火如荼的实行这一模式的现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在建立董事会制度之前，国有企业改革得益于经理人责任制，实行多年之后，正向激励效应减少，负面效应则呈放大趋势，或者代理人鸠占鹊巢反客为主，或者企业效益连续下滑，向社会释放出大量的下岗人员与不良资产。这一委托代理之路被证明行不通，只能改弦更张。
经理人无力行使代理之责，董事会就可以了吗？一切还得取决于国资委的态度。此次改革其实是国资委的自我改革，重点是国资委向符合条件的央企董事会让度管理与经营权。外部董事人数若超过董事会全体成员的半数，国资委还将把诸如选聘经理人员、决定公司投资计划等职权继续移交集团董事会。
不可忽视的是，国资委的自我改革面临重大考验，首先，是部分央企的人事大权掌握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央企高管官商色彩浓厚；其次，最终生杀大权仍掌控在国资委手中，国资委听取董事会报告工作制度，主动与董事会、董事沟通制度，很有可能衍变成为变相的干涉。这种干涉一旦发生，有什么制度性力量可以制约国资委对于自身设定的目标的颠覆？
从2004年6月正式提出开始，建立董事会制度试行三年期间，一共正式推出了19家，结果只能说差强人意。为了改变以往国有企业董事会有名无实的花瓶形象，为了让董事牢记出资人的利益，一项基本的改革是派驻外部董事，基于相信独立第三方的公正性，为了起到制衡作用，外部董事被提到很高的位置，甚至成为央企董事会所获权力大小的衡量标准，以打破内部董事铁板一块的僵局，目前央企共有外部董事66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