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是最重要的竞争手段：谁的价格低，谁的产品就有竞争优势；在代工领域，谁出的价格低，谁就能拿到订单。富士康一口气揽下这么多国际大公司的订单，凭的就是别人没有的低价格。
报价低不是难题，难的是报价低，自己还要有钱赚。要做到这一点，就看压缩成本、降低成本的能力。
因此，低价竞争，比的就是降低成本的能力。而这正是富士康的竞争力所在。
富士康成长无人能敌
有一次，台湾金管会委员黄显华在台北计算机展上遇到一位老一辈的电子业同和行，他对黄显华报怨：“要是当初没有让郭台铭上市成功就好了，因为那样他就会倒掉，要是没有鸿海，没有富士康，大家的生意会好做一些。”
黄显华是1991年参与鸿海股票上市审查的投票人员之一。最后的上市审查投票结果是七票对六票，鸿海以一票胜出获准上市。显然，黄显华投的是赞成票。
1991年6月18日，鸿海挂牌上市时，也还只是一个台湾第一、亚洲第六的连接器公司。而现在，富士康已经是全球IT制造业的霸主。在电脑、手机、消费电子等领域都是老大，无人可比。只要富士康进入的领域，都会成为它的天下，无人能敌。
台湾企业眼看着郭台铭在这十多年里一路拼杀，登上霸主之位，无人阻挡，无可奈何。
当初，郭台铭的鸿海不过是一个零件小厂，从电视零件转到电脑连接器，也没有什么过人之处。1986~1990年，鸿海上市之前的五年，从1.3亿元人民币成长到了4.4亿元人民币，五年内成长了三倍，产品线包括各种电子连接器等，都是一个一个由射出成型机器打造出来的。
1991年，鸿海上市，这一年营业额达到5.7亿元人民币。而同一年上市的还有大众计算机，当时的营业额是12.8亿元人民币，是鸿海的两倍多。在最初的几年，鸿海也没有什么大的作为。1995年，大众计算机的营收是66.5亿元人民币，是鸿海的两倍，到了1997年，大众是75.6亿元人民币。1998年，鸿海无畏亚洲金融风暴，以94.3亿元人民币首次超越大众的74.4亿元人民币。
台达电比鸿海早上市三年，差不多同时到大陆投资，都是最早到大陆投资的台资企业。台达电和鸿海初期的产品定位相似，都是以电子零组件及外围零件为主。并且，台达电的产品转型较早，电相当专注于电源供应器的技术，另外也投资了背投影电视等；而鸿海则是从“连接器”进入不起眼的“机壳产业”。因为两家公司都很早就到大陆设厂，当时许多人喜欢拿台达电的老板郑崇华和郭台铭相比，但郭台铭谦虚地说：“我唯一的优势，就是比郑崇华年轻二十岁。”
1991年，鸿海上市时，台达电当时的营业额高达10.6亿元人民币，是鸿海的两倍多。然而，鸿海在1996年就成长到33.5亿元人民币，成长了六倍，也正式超越台达电的20.2亿元人民币及神达计算机的27.3亿元人民币；次年，更以61.8亿元人民币的营业额，大大领先台达电的26.4亿元人民币。
尽管遭客户联手封杀，但郭台铭还是做到了“逆向整合”。1999年，鸿海的营收突破125亿元人民币大关。2000年，鸿海的营收一举成长到230亿元人民币，从零组件到组装，鸿海的产品和客户都开始多元化，从个人计算机到服务器，从游戏机到网络产品，也让鸿海的成长力更强，2001年达到360亿元，首度坐上第一大民营制造个业的宝座。这也是郭台铭口中的“公司成长最重要的转折点”。其实鸿海就是从“机械时代”，进入了电子、通讯、网络等“数字时代”，从亚洲走向全球，做到“一地设计、三区制造、全球交货”的境界。
2003年，鸿海从578.8亿元人民币一下子增长到911.3亿元，最先创下台湾公司一年增长250亿元的纪录。而后2004年第一季度，一个季度鸿海就增长了250亿元。
此前，郭台铭就放出豪言：“我每年都在创造一个全台湾前五十名的企业。”而现在，郭台铭的企业一年增长1000多亿人民币，每年都创造一个全台湾前十名的企业。
从别人手中抢订单
为什么会有人忌恨郭台铭，忌恨富士康？因为有人认为，富士康迅猛扩张，是抢了大家的订单。如果富士康的订单还是由大家来做，其他企业的日子就会好过一些。
台湾的许多IT企业都是富士康连接器的客户，后来富士康做准系统、系统，有人认为这是抢了台湾厂商的订单。
有一次，媒体采访台湾仁宝电脑总经理陈瑞聪，说富士康要做笔记本电脑了，你要怎么赢他？陈瑞聪和郭台铭是很好的朋友，经常去打高尔夫球。
可是此后，陈瑞聪就再也不和郭台铭打球了。
郭台铭当时说：“我没有抢别人的订单，反而给他们介绍了很多订单。笔记本电脑不是富士康的重点。我们公司有游戏、伺机服器、无线产品、网络、光电、半导体等，忙都忙不过来。对富士康来说，最重要的是维持住台式电脑，以发展其他的产品。笔记本是没有意愿、更没有力气玩下去的。”
郭台铭又说：“有人说我抢人家主机板的订单。以华硕为例，是我先做惠普、戴尔的主机板OEM订单之后，华硕才来接的；索尼的PS2也是我先做，它才进来的。我做机壳、连接器，过去都是不起眼的，我做起来了，大家都做了，就成了台湾的大产业。大家都说我抢别人的订单，照这个情形来说，应该是别人抢我的订单才对啊。”
“广达接苹果、康柏的订单，英业达接康柏的订单，都是我介绍的。大众、神达的康柏订单，也都是我介绍的。所以是它们来抢我的订单，怎么会变成是我去抢它们的了？”
由于这一次的不愉快，富士康确实延缓了笔记本电脑业务，后来做索尼的订单，也是不声不响。何况索尼是不随便让OEM的，更不是从别人的手里抢来的。
不过这些年，大家仍然眼睁睁地看着这么多大订单一个接一个地落入富士康之手。
1997年开始，富士康就从韩国LG集团手上抢下苹果电脑订单。
1999年，富士康从台商手上抢生意。包括思科及IBM的伺服器，让富士康成为思科全球最大的网络设备供应商。
2001年，富士康拿到了日本索尼公司的游戏机Play Station的订单。日本公司一向不把订单交给境外公司制造，但是为了节省成本，只能求助富士康。
2002年，富士康争取到英特尔的P4连接器订单。
2003年，富士康更同时拿下两家手机市场死对头的订单：诺基亚和摩托罗拉这两家在市场上拼杀得你死我活的死对头，竟都放心同时把产品订单交给富士康组装。
近些年美国苹果公司的iPod订单不断涌入富士康的工厂，更是让人眼馋。而iPhone手机究竟会落入哪个公司之手，似乎也没有多少悬念。
有时候，郭台铭也坦承，有些订单是从客户手里抢来的。有一次，郭台铭就在《天下》杂志的“标竿论坛”上承认，在富士康创新的第二阶段踏入准系统时，“部分你所开发的产品，必须跟客户争夺市场”，大众就曾是富士康的客户。
商界不相信眼泪
2006年6月23日，美国《商业周刊》公布了“科技100强”名单，富士康列第二位。这是富士康第九次跃上全球科技百强榜。2007年，富士康第十次列入该榜也是没有悬念的。
有人曾做过统计，这个榜的企业变化率每年都会超过50%。有一半的上榜企业都是新面孔，也就是说去年有一半的企业被淘汰出局了。因为，“科技100强”不仅仅看你营业收入的多少，还有其他的指标。
《商业周刊》首先从麦格劳-希尔公司旗下的标准普尔计算统计公司的财务数据入手，从中挑选出部分公司，其中还根据驻外机构的推荐加入了美国以外的一些公司，作为评比对象。入围全球信息技术百强榜的标准是公司营收至少达到5亿美元，但是不包括过去一年股价跌幅超过75%、销售额缩水，或者未来发展前景堪忧的一些公司。该排行榜以营收、营收增长、股票回报、总回报及利润为评定依据，对软件、计算机及外部设备、芯片、互联网、通信设备、电信运营、IT分销商和服务等8类IT企业进行了评比。
“科技100强”变化之快之多，说明了科技产业变动之快，不管是在景气谷底或是高峰，景气来了，一样有企业被淘汰。富士康连续十年上榜，并不多见。
早在2000年初，郭台铭就直面新世纪、新科技竞争的挑战：“新世纪将是‘成功崛起’与‘失败灭亡’高速变换的年代。这是‘危机’与‘转机’更明显并存的时代。”
21世纪第一次接受总裁内部训话的500名富士康干部，郭台铭悲壮的警示，言犹在耳。
2002年4月18日，富士康捷克工厂落成投产，捷克少女唱着精心排练的台湾原着民歌《马兰情歌》将当地象征寒冬过去春天到来的黄色水仙花献给郭台铭。两年内建成2000名员工规模的厂房，一直到晚上灯火通明、日夜不停地将产品运到欧盟市场。捷克财政部长杰瑞·鲁索尼卡激动地说：“富士康对我们是如此重要，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什么是积极而且最有效率的做生意的方法。”
富士康的捷克工厂座落在离布拉格两小时车程的帕尔杜比采。16世纪，帕尔杜比采因逃过黑死病的侵袭而闻名于世。捷克曾是前华沙条约组织国中最大的武器供应国，现在面临着从军火转向高科技的转变。富士康的厂区原来是专门供应苏联雷达的工厂，全盛时期有5000人之众。在富士康接收时，只剩下400人。富士康接收这些厂区，就是在帮助捷克转型，那个时候，捷克完全没有大型电子产业的制造经验，也没有和美国大厂合作的经验。
此前，富士康在苏格兰设厂。从苏格兰庞大的造船厂，走到东欧雷达兵工厂，每次走在那些废弃的巨大厂房之间，站在那些巨大的船坞和数千人大厂车间里生锈的设备面前，仿佛可以看见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辉煌的帝国时期。而新的征服者的感受是，无论是曾一时雄霸世界的海权国家，还是掀起工业革命的制造基地，都无法逃脱竞争的无情。
历史的无情，任何强大的国家都不可幸免。没有进步，原地踏步，不到一个世纪就没落沉沦。国家尚且如此，更不用说一个小小的企业。
低价是最大的竞争力
“你自己做，不如我做便宜；让别人做，也不如让我做便宜。”这是富士康销售人员的口头语。
从做连接器开始，郭台铭就将价格作为竞争的利器。“鸿海的价格大约可以降到海外厂商的一半。”这是早期一位大厂采购员的回忆。鸿海的产品质量稳定、价格极具吸引力，虽然当时还是小公司，但大家都愿意一试。除了价格有弹性，产品样式也很齐全，鸿海业务员对客户说：“这些连接器，我们鸿海都有卖，你都向我买，我再给你便宜20%”。
富士康的连接器和机箱不像计算机中的内存芯片组或组装产品单价那么高，加起来也就是占计算机成本的1/10左右。但它是计算机不可或缺的零组件。最初台湾另一家计算机大厂精英集团就曾嫌富士康的连接器太贵，于是只向富士康购买和机构体有关的连接器，自己则成立了一家连接器公司“钦腾精密”。但是成立不到半年，精英就发现自己的连接器成本远远没有富士康的低，又卖得不好，与其亏钱营运，不如找富士康帮忙。于是向郭台铭说：“精英未来的连接器订单全部交给富士康，但富士康必须帮“钦腾”提升技术、改善质量。”
于是富士康又通过旗下的鸿扬创投，以400万美元的价格取得“钦腾”50%的股权。1998年时，已更名“鑫明”的精英每年达1000万片的主机板连接器，都向富士康购买。像当时Socket7架构的连接器，富士康占据全球市场的70%以上，也是名副其实的“关键零组件”。
尽管台湾厂商对郭台铭抢单有意见，但是对富士康争取到索尼游戏机订单，大家还是叫好的。因为日本公司质量要求严是出了名的，没有几家公司能伺候得了日本公司，日本公司也很少把订单交给别人代工。他们可以到中国设厂，利用当地劳动力降低成本，但外设工厂大多是独资的，不让别人插手管理。但是郭台铭却硬是把索尼游戏机和手机的订单都撬来了。
我做的产品质量好，让你横竖挑不出毛病来，价格又便宜得让你不可想象，有什么理由拒绝让我来做呢？
何况近几年索尼公司的日子并不好过，降低成本也是解困的一条道路。
设立竞争产品事业群
富士康集团的事业群大多是以产品的名称命名的，但有一个事业群却起了一个奇怪的名字：“竞争产品事业群”。
实际上这个事业群是专门开发与别人竞争、从别人手里抢单的产品的。
从1993年起，现任富士康科技集团副总裁戴正吴接手“竞争产品事业群”这个名字就没有改过。2000年，郭台铭将其改名为“CPBG”，英文的意思还是“竞争”。郭台铭是要大家不要忘记“竞争”的理念和精神。戴正吴说：“CPBG如果忘记‘竞争’本色，就等于失去了灵魂，很容易衰败。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就是最佳的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