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练既然这么看重我，我当然也不好意思让他没面子。不知不觉地，我在课业上花了更多时间，成绩也就立刻有了起色。
那时候，教我们生物学的内维尔老师每个月有一次考试，他会依照考试的名次安排我们的座位顺序。我从座位的变动中就可以感觉到，自己的成绩像是乘了电梯一样地往上升，然后越学越感兴趣。进了大学后，我就主修了生物学，因为生物学跟医学之间有很大的相关性，这个选择也让我日后走上了医生这条路。
其实高中快毕业时，发生过一段插曲。
当时，我有很多摔跤队的伙伴选择自愿入伍服役。据说只要自愿参军，退伍后政府就会提供一笔奖学金，送你进大学念书。我心想，反正家里经济状况也不好，当兵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
父母亲并不同意我的决定，但是年轻气盛的我当然不可能听得进他们的意见。于是，母亲就带我去见新兵招募的负责人，让我自己了解状况。
一开始我真是兴奋极了，而对方看我是亚洲人，成绩也不错，更是大力鼓动我入伍，说我可以在军中担任跟计算机有关的职务，退伍之后找工作不是问题，让我越听越心动。
对方看我的眼睛在发光，就越说越起劲，强调当兵还可以周游全世界。我听到这里突然想到，我才来美国没几年，暂时还不想被分配到别的国家。于是我问对方：“我可不可以选择去哪里？”
对方听了我的问题，微微一笑：“孩子，人在军中，部队叫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他的意思当然就是，我没得选。
在那个年纪，我最在乎的事情就是可以为自己的未来作决定。如果当兵之后我只能乖乖地让部队为我作决定，那跟我当初的想象可就有一段落差了。于是，我打消了去服自愿役的念头。
现在回想起来，母亲那一招实在高明。如果他们只是一味反对，我的反应一定是：“你们懂什么？”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我会执意去当兵。但是他们的做法是：让我自己去发现状况，再把决定权交给我。
不论是米克尔森教练还是我的父母亲，他们从来没有逼我读书，或是要求我当听话的“乖乖牌”。但神奇的是，正因为这样，我的人生发生了改变。
好人缘才有好机会
大四时，我准备申请医学院，连母亲也有点儿忧虑：“会不会申请不到啊？”
我可以体会她的忧虑。一般人都认为，只有精英中的精英，才能进医学院就读。
在美国，医学院的入学竞争很激烈，录取率大概只有百分之十到十五，我大学时代的成绩还不错，但是并非顶尖，如果从成绩的标准来看，脱颖而出的机会实在不大。
不过，从小在卡内基式的家庭长大，让我成为一个非常乐观的人，而乐观的人有一个优点，就是对自己很有信心，我才不会担心自己能不能申请得上，反正先申请再说。甚至到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面试现场，我还能跟教授开玩笑。有一位表情严肃得不得了的教授问我：“你对‘安乐死’有什么看法？”因为“安乐死”（Euthanasia）这个词的英文听起来像是“亚洲的年轻人”（Youth in Asia），所以我就回答他：“亚洲的年轻人都是好人。”只见这位教授面无表情地看着我，气氛几乎冷到冰点，于是我赶紧收起搞笑的心情，认真回答了他的问题。
虽然发生了这样的插曲，最后我还是获得了录取，而且是在第一阶段的筛选中就过关了。事实上，我所申请的医学院都录取了我。
在大学毕业典礼上，学校印制了一份专刊，成绩最优异的学生会有特别的标记，但是我的名字旁边并没有标记。有位来参加毕业典礼的亲戚仔细看过那本专刊后，还疑惑地说：“为什么黑立国能申请到医学院呢？”
后来，我常常想，我之所以能够顺利进入医学院就读，除了成绩符合标准外，教授为我写的推荐信以及我所参与的研究活动，应该也为我加了不少分。
记得是大三那一年暑假，我到旧金山当一位教授的研究助理，因缘际会下，我又认识了另一位教授。这位教授大概对我留下不错的印象，第二年夏天他要到外地度假时，就请我帮他看守房子，同时照顾他养的马，一天喂食两次。那匹马还蛮娇生惯养的，有一次我睡过头，晚了两个小时去喂它，它居然还不高兴，看到我来了，转头就走。
那个夏天结束后，因为我顺利完成任务，教授对我很满意，我虽不是他的学生，他还是特地捉笔为我写了推荐信。
大四那一年，有一位教授针对儿童看电视和胆固醇的关系做了一个研究，我担任他的研究助理，努力地搜集资料、采访，最后写出了一个研究报告，要在一个大型的学术研讨会上发表。
因为我和教授互动良好，他不但让我在报告书上挂了名，后来他有事不能参加研讨会，还指派我去参加。当时我还只是个大学四年级的学生，就要在大型学术会议上担纲演讲，一般人可能会怯场。但是我自己实际参与了这个研究计划，非常熟悉内容；另外，我上过卡内基训练，有能力在台上侃侃而谈。结果，我不但“代打”成功，甚至吸引了媒体记者询问这项研究的内容。
我很感谢父母亲，因为他们从来不曾主张“功课至上，其余免谈”，而是放手让孩子们去发展兴趣，积累各式各样的经验。我能够在申请医学院的竞争中胜出，或许正是因为我除了功课之外，其他各方面的经验也很丰富。
后来，每当有晚辈来请教我该怎么准备才能申请进医学院，我总会建议他们，成绩当然要好，但是同时也要“发展”自己：要有自己的兴趣，要去参与活动，并乐于认识朋友、帮助别人。
我看过不少人，成绩一流，给人的感觉却怪怪的，他们不知道该怎么跟别人打交道，很难成为真正的好医生——医生是一个助人的行业，只有当你的内心是丰富而温暖的时候，你才能扮演好这个角色。
拦截飞机，逃命去！
我天性爱冒险，而且“行动力”超强，开明如我父母，也得练就强壮的心脏才行，因为我这个“冒险王”不时就会给他们一个“惊喜”。
读医学院的最后一年，有一天，我满怀兴奋地打了通电话给老爸：“我这个周末要跟朋友去玩高空特技跳伞！”
老爸在电话那一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把我臭骂了一顿。他的意思大概是，你好不容易读完了医学院，却要去做这么危险的事情，是想找死吗？
面对父亲激烈的反应，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心想：如果我也跟着他激动起来，一定会愈吵愈烈。
于是，我用镇静平和的语气向他解释，玩高空特技跳伞时，会有专业人员帮我做好安全措施，他其实不必担心我的安危。
沟通了老半天，我总算说服了父亲，他最后甚至还说：“听你这么说，好像还蛮有趣的！”
后来，我真的去了洛杉矶的沙漠玩跳伞。从高空一跃而下时，整个人伸展双臂，像是在空中飞翔的大鸟，强风刮着脸颊，整片大地都在脚下，那感觉真是棒极了！我甚至觉得，每个人一生中，都该去玩一次高空特技跳伞。
只不过我不免心想，父亲会有高血压，大概跟我脱不了关系。
事后想想，我的某些冒险经历还真是非常惊险。记得1994年，我还是个医学院的学生，当时卢旺达发生内战，死伤无数。
我在电视新闻中看到相关报道后，很希望有机会去卢旺达当医疗志愿者。正好学校有位教授要到卢旺达附近的扎伊尔设立一家救难医院，我便向他表明心意。教授同意了，但前提是我必须自己出机票钱。于是我打电话回台湾，向父母提出了这件事。
不敢相信的是，他们不但同意我去非洲当志愿者，甚至还帮我出了机票的费用。
我在扎伊尔待了一个月，那里真是一片混乱。当地军人接管治安后猖狂跋扈，行径如同土匪。有时候经过哨站，这些军人就会假借检查之名，向我们勒索金钱和物品。我偷偷将一些美元藏在袜子里，当作最后关头才动用的“保命钱”。
由于医药资源有限，我们只能救那些“救得活”的病患，对于太小、太老、病得太重的病人，我们只得坐视他们死去，这实在让人心痛，却也无可奈何。
眼见状况越来越差，为了保命，我决定赶紧离开扎伊尔。没想到通往机场的路况极差，车子爆胎两次，连备胎都用完了。
还好有几位德国人伸手相助，几经波折，我终于赶到了机场，但是没赶上飞机。因为当时一周只有两班飞机，错过了这一班，就还要再等两天。我心想这下可惨了，难道要在这个鸟不生蛋的机场再待两天吗？
一颗心正七上八下时，我突然看到机场跑道上有一架运载物资的德国军用飞机刚把货品卸下，正要起飞，我想“机”不可失，就跑到跑道上“拦机”。
那位驾驶员从窗口看看我，还真的同意了让我搭“顺风机”。
正要跑上去，突然有人揪住我的后背，要我把护照交给他。在那种紧急的状况下，等他验完护照，飞机早就飞远了。我索性丢了四十美元给他，转头直奔飞机，而那家伙居然也就放行了。
我从扎伊尔逃出来后，在非洲各国转了五次“顺风机”，最后终于从肯尼亚飞往了伦敦。抵达伦敦时，当地已经是秋天，气温很低，而我的行李全是在非洲穿的夏季服装，刚下飞机时还打了好几个寒战。
类似的逃命经验，我后来又经历了一次。
1998年，我到了内战中的尼泊尔当志愿者，在首都加德满都附近的小村落提普林落脚一个月。
按照计划，我们接下来还要前往下一个村落。这时候，我们却接到通知说那个村子已经被叛军占领，马上就要打过来了，我们必须立刻逃回加德满都。
如果要步行，得走上两天才能走到加德满都，实在太慢了，而且我们团队中有一些女护士，步行对她们的体力来说也是很大的负担。到底该不该逃？我们左右为难。
还好，最后我们招来了救援直升机，短短十五分钟就把我们送到了加德满都。
不过即使回到了加德满都，危机并未解除。
我们听说叛军很快又要打过来了，于是再度上演了“机场逃难记”。很幸运的是，我赶在叛军占领加德满都前就飞走了，听说有一位同行的牙医因为没有及时逃出来，被游击部队痛打了一顿。
每当在父母面前说起这些惊险的时刻，我总是说得眉飞色舞，他们也听得津津有味。我猜想，当我在外地音讯全无时，他们一定也提心吊胆的吧。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因此禁止我去做想做的事，因为他们把我当作成人看待，相信我会好好照顾自己，而且安全归来。
而在异国担任志愿者的日子里，看到了那么多人在生命边缘垂死挣扎，让我更懂得了珍惜生命，其实，能够安安稳稳地生活，已经是上天很大的恩赐了。现在我在医院工作，又有了家庭，很难像过去一样，一收拾行李就去天涯海角冒险。但是，在平日的工作中，我总是比别人多一点儿创新的精神，只要同事提出新的做法，我都觉得不妨一试，为什么不能试试看呢？说不定，一个新尝试就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神奇的生命大逆转
二十九岁时，我当上了西雅图一所社区医院的院长。
从当年抱着零分回家，到现在担任社区医院的院长，有些亲戚还是会跟我开玩笑说：“黑立国，以前看你四肢发达，没想到头脑也不简单啊！”
包括我的父母，许多人都认为，是因为高二时遇上了那位摔跤教练，才让我完全变了一个人。至今，我还是很感谢那位教练的鼓励。但是我也没有忘记，在成长过程中，父母亲用最大的耐心和包容，让我尽情做自己，我从不因为课业表现不佳，就觉得自己矮人一截。而正是因为有了这份自信心，才会让这看似神奇的逆转，发生在我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