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组织的源头除了民间的自发行为之外，还与两种思潮联系在了一起。一种是发源于德国的社会主义，一种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可以说，台湾的民间合会、信用合作社等都具有非常强烈的反资本主义色彩。
信用合作社发端于19世纪50年代的德国。当时，由于受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人们认为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都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代表着大资产阶级，因此从心理上排斥商业银行。与此同时，由于普通社会大众也需要为生活或者小买卖融资，他们无法向商业银行取得贷款，就只好发展出了一种互助组织，这就是信用合作社的来历。
根据信用合作社章程，信用合作社是一种面向会员的合作组织，每一个加入合作社的会员都可以向社方进行借款和存款，而非会员不享有借款的权力。这和面向所有社会大众的商业银行有着明显的区别。
信用合作社的社会主义性质还表现在：商业银行是以出资额的多少来决定投票权的，但信用合作社却是每个社员都按照人头每人一票，出资上亿者与出资一元者的地位是平等的，在投票权上完全一样。
信用合作社能够在台湾大行其道，还在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影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孙中山的思想带有很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信用合作社这类不带有很强资本主义色彩、民众互相帮助的组织非常符合三民主义的构想。因此，发端于德国的信用合作社在中国（包括台湾）找到了知音。
与信用合作社性质相同的还有农会和渔会的信用部。台湾的农会和渔会原本只是渔民和农民的自治组织，但在发展过程中，农民和渔民中有人会有多余的款项，有人则需要临时融资，于是设立了农渔会的信用部，帮助农民和渔民进行基层金融。
除了信用合作社、农渔会的信用部，台湾还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金融互助组织：合会。所谓合会，顾名思义，就是金融合作协会，可以用下面一个例子说明合会的运作方式。如果张三需要钱，他可以召集自己的亲友组织一个临时的合会，规模从几人到十几人不等（假设除张三外还有10人）。合会成员第一次集会时，合会的每一名成员都给张三一笔钱（假设100元），这样，张三就获得了1000元的融资。到了下一个会期（一个月后），合会成员再次聚集在一起，如果这时李四恰好缺钱，则每个成员再向李四支付100元。如此循环10次之后，直到每个成员都获得了一次资助，合会也就解散了。对于每一个成员来说，都相当于零存整取，分10次做了存款，每次存100元，又一次性取出1000元，只是每个成员取出的时间不同罢了。
谁先存谁后取的顺序根据需要资金的紧迫程度来排序。如果王五急需钱，则他可以通过竞价的方式许诺给每个成员一定的折扣，比如，他不要求对方给100元，而只要90元（9折），折扣越低，越先行获得资金。
这种互助式合会组织的好处是使得民间可以将闲散的资金搜集起来，交给急需的人。缺点是由于是临时组织，不够稳定，容易发生先拿了钱的人不肯继续玩下去的情况。
信用合作社、农渔会信用部、合会由于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因此受到了信奉三民主义的国民党政府的支持。然而，时间长了，其社会主义互助性质却成了三种基层金融组织进一步发展壮大的障碍。这其中主要原因在于一个无法克服的矛盾：在社会成长中，个人和家庭只是消费单位和储蓄单位，家庭的消费性借贷需求，比如买房贷款和买车贷款，与企业的生产性贷款相比，始终是少数。因此，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多和家庭的富裕，越来越多的钱存入了信用合作社、农渔会信用部，这些钱放在信用合作社中却无法贷出去，因为信用合作社章程中规定只能向会员（个人）贷款。至于需要钱的企业，只能看着信用合作社内的钱却拿不到手。
这个矛盾导致大量的社会储蓄资金无法用于再生产，而且随着台湾经济的发展，表现得越来越尖锐，加上正规的金融机构都是官营和垄断的，放贷的积极性很差，共同造成了金融供给不足。
于是，那些有势力的企业主开始把目光瞄向了信用合作社，思考着如何将它的钱抠出来。
他们把信用合作社的钱抠出来的方式很巧妙，这就是内线贷款。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一位董事长曾经说过：银行出问题，99%都是因为内线贷款。这句话对于信用合作社也一样适用。
有势力的企业家为了获得信用合作社的贷款，首先会选择加入该合作社，成为它的会员，这样，自己就有了贷款资格。
但仅他本人成为会员还是不够的，一人一票制、贷款额度有限都限制了他只能从信用合作社贷到少量的钱。
于是他会寻找许多“人头”也一起加入信用合作社，这些“人头”只不过是他的代理人。“人头”的好处不止一端：因为一人一票，可以借助“人头”当选理监事，取得信用合作社的控制权，这就是所谓“人头社员”；再透过“人头社员”，存入少量的资金，贷出大量的款项，这也就是所谓的“人头贷款”问题的由来。充当“人头”的，一般来说，是该企业家的员工，老板借用他们的身份证帮助他们加入信用合作社、帮助他们提供贷款抵押品、帮助他们付利息，甚至还会给他们奖励，使得员工也分享一定的好处。
在严重时，几乎每一家信用合作社都存在“人头贷款”问题。但是，由于“人头贷款”的根源在于金融压抑和信用合作社的机制问题，如果要追根溯源，必须从根本上对制度进行改变，监管当局出于省事的考虑，也不得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需要的资金越来越多，从信用合作社利用“人头贷款”拿钱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从而影响了信用合作社的稳定。
更重要的是，由于“人头”的抵押品都由老板提供，这些抵押品通常都是一块地皮，于是出现了众多“人头”使用一块地皮作为抵押品，地皮的价值被严重高估。在最疯狂的时候，信用合作社对地皮的估值竟然比其实际价值高了几十倍。一旦这些贷款出了问题，则意味着信用合作社的贷款血本无归。
而问题最严重的，就是当时台湾最大的信用合作社：台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台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的“人头贷款”方，是台湾当时第一大财阀、在政、商、金融各界游走的蔡万春家族。
十信由来
台湾首富蔡万春
大陆人对于辜振甫、王永庆等台湾企业家已经耳熟能详，但对于台湾曾经最大的财阀——蔡万春家族则了解甚少。实际上，起于草莽的蔡万春比起王永庆、辜振甫更具传奇性，其家族人员的经历也更加复杂，游走在政界、商界、金融业之间，高峰时期其家族所控制的企业之多、门类之全，足令人们为之咂舌。况且，蔡家在20世纪80年代的戒严时期就出过“立法委员”，在政界呼风唤雨，气势一时无二，其所经营的来来大饭店更是政客们扎堆的地方，以至于蔡家失势之时，许多政客都发现自己与蔡家或多或少有联系，大部分也都去过其经营的来来大饭店吃饭、消费，甚至选择贵宾服务。
即便“十信事件”之后，蔡家未受影响的几个支系也曾经长期霸占富豪榜。蔡万春的弟弟蔡万才在20世纪90年代更是号称“世界前十”、“华人首富”，要知道，蔡万才只不过是当年蔡家5个支系之一，如果蔡家不分拆，财产总额还要大得多。
时至今日，华人富豪前十名的榜单中，蔡家仍独占两席，目前为人们所熟知的企业家郭台铭、王永庆等人都身列其后。
蔡氏的发家起源于具有传奇色彩的家长蔡万春①。
蔡万春，台湾苗栗县竹南镇人，1916年出生的他有一个哥哥和三个弟弟，分别是蔡万生、蔡万霖、蔡万才、蔡万得。老大蔡万生早逝，剩下的4位兄弟中，又以蔡万春最有能力。
蔡万春年幼时，蔡家仍然属于台湾的贫穷人家。蔡万春10岁读完竹南公学，就前往台北讨生活。他肩挑过货郎担走街串巷，又在化妆品店当过推销员，后来，他在台北市郊开设了一家酱醋店，主要供应给附近的日军。
1945年，台湾光复，蔡万春在台北市内开设了一家旅社，兼营日用百货以及化妆品。由于台湾经济正好处于起步时期，蔡万春就在这时候积累下第一笔财富，并小有名气。
在台湾光复之前，蔡万春曾经数次去日本考察，发现东京、大阪等地繁华无比，大厦林立，其中最高层往往由金融业占据，正是这种认知让他决定进入金融业。
然而蔡万春的金融野心却被当时台湾的金融状况给阻挡住了。由于官营垄断，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银行都不是民营的，蔡万春想蹭上银行的边都困难。
这时，对他敞开的是信用合作社。由于信用合作社是民营组织，入手容易，且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受到政府扶持，如果能够控制一家信用合作社，虽然不如银行好用，但至少属于金融企业。
蔡万春第一个下手的是城中区合作社，他先是被选为理事，后来则当上了理事主席。之后，他瞄准了另一家信用合作社——台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简称十信）。
十信成立于1911年9月，最初叫“台北信用组合”，1945年光复后，改成现名。与进入城中区合作社一样，蔡万春先是当选监事，后来担任理事，1957年，当选为理事主席，完成了对十信的控制。
蔡万春担任理事主席后，开始大肆扩张，在很短时间内将十信从一个传统的信用合作社，变成了一个具有多分支的金融机构。在台湾的信用合作社中，其排名从最初的60名开外一跃成为第一名。
与此同时，为了让十信吸收更多的民间存款，蔡万春还绕开监管，直接经营起银行业务，标志就是对外吸收存款。
按照普通的理解，信用合作社是社员的互助性组织，只吸收社员的存款，也只对社员贷款。然而，由于台湾金融业不开放，政府作为妥协，逐渐默许了信用合作社向社会大众吸收存款。
当时台湾恰好处于经济起飞时期，最缺乏的是资金，官方鼓励民众存款。蔡万春顺应时事，推出了“一元开户”的“幸福存款”运动，即一个人只要出一元钱就可以在十信开户，并零存整取。这件事恰好迎合了官方推动储蓄的主旋律，于是受到了官方的赞赏。而真实的原因则是蔡万春由于大肆扩张，投资起了房地产，积压了大量的资金，面临着很大的资金压力，急需作为敛财机器的十信提供给他更多的钱。这个私利和官方主旋律配合得天衣无缝的行动为蔡万春和十信带来了极大的声誉。
1961年1月1日，十信迎来了一位重量级的客人：当时的“副总统”陈诚。陈诚来十信也是存“幸福存款”的，这件事情在十信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然而这还不是结束，十几天后，陈诚的上司蒋介石也跑来了，也是为了“幸福存款”。
政治家们纷纷跑来存款，给了十信官方的保护罩，使得人们蜂拥而至。
一年后，蒋介石带着夫人，加上台湾“财政部”部长严家淦和“政务委员”蒋经国再次光临十信。他们前来的照片登上了报纸的头版。
新闻报道将“幸福存款”推向了高潮，官僚机构的上行下效让各个机关学校开展了储蓄竞赛，甚至远在金门、马祖的士兵也把钱汇到十信开户。十信在短短的几年之内积攒了150亿元新台币的存款。
然而，人们在存款时却并没有想过：他们存的钱，十信是怎么使用的？
根据规定，信用合作社只能向会员发放贷款，且额度有限，那么如此庞大的存款如果放不出去，又怎么能够履行利息的承诺？
如果完全按照章程办，那一定会遇到问题。但这正是蔡万春求之不得的：既然不能对外贷款，那么就都通过内线贷款贷给蔡家吧。由于蔡万春的草莽性质，其做事风格大胆冒进，对于所谓的限制并不在意，蔡家的贷款也是以“人头贷款”为主，让他们家族的员工加入十信，贷款出来交给蔡家使用。
此时内线贷款问题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由于蔡万春正以摧枯拉朽之势占领着市场，并且能够还款，于是这个问题被掩盖了。1961年，借着台湾放开保险业之际，蔡万春迅速成立了国泰产物保险公司，第二年又成立了国泰人寿保险公司。国泰人寿与国泰产物加上十信，就成了蔡万春在金融方面的“三驾马车”。
1970年，蔡万春又创立了信托公司——国泰信托，成了布局金融业的又一枚棋子。这样，除了缺乏银行的名义之外，蔡万春已经布局了信用合作社、保险公司、信托公司，根据规则的漏洞完全获得了融资的权力。
以金融为原点，蔡万春开始了四面出击。1964年，国泰建设和国泰塑胶成立，象征着蔡万春进入了建筑和化工领域。
与大陆“德隆系”的唐万新一样，蔡万春也是运用资本市场进行并购的高手。几年内，他创立和收购了几十家公司，成立了国泰（取国泰民丰之意）集团，使之成为横跨金融、保险、交通运输、建筑、塑胶、广告、租赁、纺织、食品饮料、电气、电子、工程等行业的大型家族财团，一个前所未有的巨无霸。
到1977年年底，蔡家掌控的十大企业的资产总值达350亿元新台币，关系企业70余家。其中，十信是信用合作社中的龙头，国泰信托和国泰人寿的营业额也均居同业之首，国泰产物的营业额在同业中排行第三，国泰塑胶居民营企业第27位，在塑胶领域仅次于王永庆的台塑集团。
就在蔡家作为一个整体最风光的时候，蔡万春却出事了。一是他的健康出了问题，1979年得了中风，卧床不起；另一件事是，他被监管机构盯上了。
①蔡万春的经历采自司马啸青《丙辰龙国泰蔡万春的发迹传奇》，《财讯》，1983年10月。1985年收入财讯杂志社推出的《国泰兴亡录》一书时，作者又作了校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