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2月10日，国泰信托资金余额合计445亿元新台币，看上去仍然稳如泰山。然而，从2月11日、十信停业第一天开始，国泰信托的门口也排起了队，人们纷纷开始从该公司提出存款。蔡辰男惊讶地发现，由于弟弟的拖累，他竟然无法让投资者相信国泰信托的财务状况是良好的。
14日，十信的挤兑已经停止，但国泰信托的挤兑却并没有结束。或许这样的挤兑并没有十信那般剧烈，但由于十信已经由合作金库接管，人们相信合作金库的能力，却不相信国泰信托的。
农历春节（2月20日）让蔡辰男缓了几天，但节后，国泰信托挤兑事件已经失控了。截至3月1日，国泰信托的资金已经被提领了136亿元新台币，并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更加糟糕的是，蔡辰男的国泰信托一共有31家关系企业，都仰仗着国泰信托提供血液循环，一旦国泰信托失血过多，整个集团的血液循环就要中断了。
在恐慌面前，没有一家金融公司禁得起挤兑。
蔡辰男的失败已经无可避免。这时，他来到“财政部”，见到了戴立宁。蔡辰男表示希望“财政部”对国泰信托给予救助。
戴立宁在做“金融司”副司长时，曾经主管过信托投资公司。他了解到国泰信托的挤兑问题是因为民众受到了“十信事件”刺激。但仔细研究后，国泰信托在票券市场上的作为却令他大吃一惊，也让他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如果任由事态继续发展下去，国泰信托一家公司就足以摧毁整个台湾的票券市场。
在一个经济体内，一般金融市场包括三部分：外汇市场、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又包括了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而货币市场又包括票券市场和金融业拆款市场。
人们一谈起金融市场，首先想到的是股市，因为公司可以股票上市获得融资。但实际上，债券市场、票券市场对于金融市场的价值并不亚于股票市场。商业公司除了从股市融资之外，也频繁地依靠发行公司债和商业本票获得资金。
债券市场与票券市场有相似性，都是利用有价证券获取资金的地方。两者的区别只是在于长短期，票券市场发行和流通的票据都是一年以内到期的，流动性更强；而债券市场发行和流通的债券是长期的，至少一年以上。
台湾的票券市场比起股市的发展更加滞后，问题也更加突出。在这个市场里，也有政府依靠行政手段产生的寡占。有三家票券公司联合垄断了票券市场，并禁止其他公司（包括银行）经营票券业务，从而获取垄断利润。正是这三家公司造成了系统性风险。
这里，我们需要注意台湾票券市场与西方国家票券市场的不同之处：西方国家的银行往往就设有票券交易部门，而在台湾，对于一个家长制的政府来说，管制已经成了固定的思维。因此，台湾在建立票券市场之初，就只设立了三个单独的票券公司，只有这三家公司可以专营票券业务，其他金融公司都不能参与。至于这三家票券公司的出资方，则均为官营银行，管理人员大多数是有“中央银行”背景的人，以至于三家公司被称做是“中央银行的孩子”。
这三家票券公司分别是：1975年5月20日成立的中兴票券金融公司，1976年1月15日成立的国际票券金融公司，和1978年12月1日成立的中华票券金融公司。
在票券市场上交易的票券主要有以下几类：
1.国库券；
2.可转让银行定期存单；
3.汇票，包括商业承兑汇票和银行承兑汇票；
4.商业本票；
5.台湾“中央银行”储蓄券；
6.一年内到期的债券。
其中商业本票一直是交易量最大的品种，甚至长期占据总交易量的80%以上。
商业本票由需要融资的公司发行，并在票券市场进行交易。针对商业本票，票券公司除了作为承销人之外，还常常充当做市商的角色。
比如，蔡辰男的国泰信托在票券市场发行了大量的商业本票，由于融资时间长，因此本票往往是半年甚至一年期的。而在票券市场上，许多机构往往只有短期资金，比如，某银行手头有1亿元新台币的短期资金，但这笔资金只会闲置一个星期，于是该银行就用这笔钱到票券市场购买1亿元新台币国泰信托的商业本票，一个星期后再卖掉，赚取价差获利。
如果碰到一个星期后卖不出去的情况，该银行就会因为资金流动性不足而出现问题，为了避免发生这种情况，该银行从票券公司（比如中华票券）购买国泰信托的商业本票时，就会和中华票券约定好，在一个星期之后，由中华票券以协商好的价格将本票购回。这叫附回购条件。
在这个案例里，中华票券不仅是代理商，还是做市商，每一次都是它把票券卖出，又是它把票券买回，然后再卖出。三大票券公司都利用这种附回购条件的交易赚取了大量的利润。
然而，这样的交易过于频繁，使得票券公司使用了很高的杠杆率。比如，到1985年3月2日，国泰信托对其关系企业保证发行商业本票余额为85.4亿元新台币，而当时三家票券金融公司的资本额分别为：中兴票券9亿元新台币，国际票券10亿元新台币，中华票券7亿元新台币，总计不过26亿元新台币，只有国泰信托发行票券额的1/3不到。
这才不过是一家公司发行的商业本票，如果算上整个市场规模，则一年期商业本票的交易量可达20000亿元新台币之巨。
高杠杆率意味着一旦票券的流动性出了问题，票券公司则必倒无疑。如果具体到国泰信托，过程会是这样的：一旦国泰信托出了问题，它发行的85.4亿元票券就无人敢买，这时大部分票券还在买家手中，但三大票券公司与大部分买家签订过回购协议，约定一个星期或一个月后，由票券公司按照约定价格回购国泰信托的票券，这意味着，票券公司一旦购回票券，就再也找不到新的买家了。巨大的亏损额会让票券公司瞬间资不抵债而倒闭，台湾的整个票券市场也会在一夜间消失殆尽。一旦票券市场消失，由于连锁反应，所有发行过票券的企业都会受到影响，最终波及整个台湾的金融和经济。
在国泰信托出现问题之前，由于票券市场诞生不过10年，还没有经历过危机，人们并没有认识到其中的危险性。但这次，危险真的来了。
1985年3月初，蔡辰男找到戴立宁时，恰好是国泰信托被挤兑期。人们担心国泰信托倒闭，纷纷与它断绝资金往来，至于它在票券市场上发行的商业本票，价格已经跌得很低，还是没有人买。
敏锐的戴立宁立即想到了票券公司的危险。对于垄断市场中的这三家“中央银行的孩子”，戴立宁并没有好感，但他考虑的是整个台湾金融体系。
戴立宁认为，监管机构之所以救市，不是为了救企业，也不是为了救股东，而是为了救无辜的人。监管机构所做的应该是让股东承受他们应该承受的损失，而保护存款户、债权人，更重要的是保护整个金融体系。哪怕因为其中的关联性，不可能把利益区分得这么清楚，让股东占了一定的便宜，但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让股东占的便宜最少。
2008年，当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面临同样的问题时，他们也不得不考虑整个美国的金融体系，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他们才出手。应当说，在“救市只为金融稳定”的原则下，这样的出手是可以理解的。
但保尔森和伯南克还是受到了人们的指责，因为一旦他们拯救的金融机构继续发高额的奖金和分红，美联储和财政部也将陷入道德风险之中。人们质疑他们利用大众的钱图利了金融机构的股东和雇员，成了多数人补贴少数人。
戴立宁处理国泰信托问题时，是否可以避免道德风险？这就要看他能否摆平蔡辰男和国泰信托的股东。在与蔡辰男的谈话中，戴立宁迫使对方明白：只有作为股东的他彻底交出国泰信托，承担损失，台湾“财政部”才会救助国泰信托。通过这种方式，他想将股东从中能够获得的利益降到最少。就算是国泰信托得救了，也和蔡辰男等股东没有关系了。
蔡辰男考虑后，认为自己能从国泰信托抽身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作为聪明人，他同意了这个条件，将国泰信托留给了戴立宁处理。
一获得对方的承诺，戴立宁立即投入到拯救台湾票券业的行动中。他找来几家银行的负责人，谈到了当时的危机。
他把票券市场的危险告诉了各家银行的主管们，并表示，国泰信托的资产是有保证的，因此它的商业本票并非毫无价值，只是缺乏流动性罢了。他要求各家银行继续购买国泰信托的商业本票，帮助三大票券公司度过危机。
银行们勉强同意了，继续购买国泰信托的本票，维持票券市场继续运转，只要有人肯接下一棒，票券公司就不会出现问题。
银行们同意后，戴立宁开始处理国泰信托。“财政部”不可能把国泰信托捏在自己手中，而是要盘出去，交给新的股东去经营，就像汇丰银行从FDIC手中接过金洋银行一样。
由于大的银行都是省属行库，作为“中央机关”的“财政部”指挥不动，戴立宁只能利用既有的条件，将4家“中央直属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国国际商业银行、“中央信托局”找来，让它们组成银团接管国泰信托。最终，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组成银团接管国泰信托。
不管是媒体，还是后来的研究者，在谈论十信和国泰信托风波的时候，几乎都不知道票券市场发生的问题，也不知道如果稍晚一点处理，台湾的票券市场就可能不复存在。
谈论起整个风波的处理过程，戴立宁常常用名将显臣无赫赫之功来形容当时的局势，认为当危机展现在公众的面前再去处理，已经是次优的选择，最优的处理方式是在人们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就处理完毕。
对于金融问题，他的见解是：当危机发生的时候，管理者需要保护的不是问题企业的股东，而是它的储户，以及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出于这样的理由，金融机构可以倒闭，但倒闭后，它的储户必须得到应有的保障和补偿。
在国泰信托事件中，不仅储户没有受损，票券市场没有倒闭，就连接手的人也没有吃亏。后来，随着事态的稳定，几家接管了国泰信托的银行发现，国泰信托的资产足以让它们获利，即便最初并不情愿，但对于银行来说，不啻于做了一笔好买卖。
唯一出局的人是国泰信托的大股东蔡辰男。
到这时，整个“十信事件”及其后续的危机都已经处理完毕。十信由合作金库接手，挤兑已经结束。严格地说，真正意义上的“十信危机”只持续了三天而已。
至于对国泰信托的处理也恰到好处，只惩罚了一个家族。
戴立宁一直强调“十信事件没有受害人”，也是指存款人、金融体系都得到了保护。
在处理“十信事件”的过程中，功劳最大的莫过于“财政部”部长陆润康、“财政部金融司”司长戴立宁以及台北市财政局局长林振国。台北市财政局是十信的直接主管机关，林振国以其坚决的作风，与戴立宁合作处理了“十信事件”，表现得冷静、果断，赢得了人们的赞誉。
然而，虽然金融层面的“十信事件”已经结束，但政治层面的“十信案”才刚刚开始。一群所谓的“十信事件受害人”突然冒了出来，开始上街游行。
1985年，台湾仍然处于戒严时期，加之呼吁民主化的“美丽岛事件”发生不久，政治上仍然处于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群众上街游行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但“十信事件受害人”却可以堂而皇之上街游行，其背后的关系之复杂亦令人称奇。
这群“受害人”日复一日的游行，终于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也影响到了社会舆论，于是，三位功臣还没有受封，就成为替罪羊遭到了惩罚。陆润康和戴立宁被迫下台，林振国也受到了申诫的处分。
那么，这群“十信事件受害人”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能量？
这就要从蒋经国和他儿子的麻烦谈起。这也是“蝴蝶效应”的一个例证：1984年10月15日，在遥远的太平洋彼岸发生的一次刺杀事件最终波及了上万公里外的戴立宁……
蝴蝶效应：江南案
斗争的牺牲品
1984年10月15日，一位华人在旧金山自家的车库内被人暗杀。这位华人叫刘宜良，他的笔名“江南”更加为人熟知。
经过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台湾情报部门参与了杀害刘宜良，这与刘宜良出版《蒋经国传》和即将写作《吴国桢传》有关。显然，刘宜良的书触怒了台湾当局，于是有人下达了暗杀令。最后，这件事甚至牵连上了蒋经国的儿子蒋孝武，使得台湾当局备感压力。
“江南案”正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也恰好是“十信事件”结束的时候。由于政局动荡，正处于焦头烂额之中的蒋经国急需要在国内转移矛盾。据称“总统府”内成立了“六人应变小组”，讨论如何来挽救蒋家的声誉。小组的提议是：利用金融弊案转移公众的注意力，从而将“十信事件”的主管方推上了祭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