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戴立宁将所有积压的保单全部打回各保险公司，要求他们重新递交申请书，将所有和标准保单有差异的地方明确标示出来，并解释清楚为什么需要这些差异。至于保费的计算，由于并非是“保险司”的专长，戴立宁要求关于费率部分必须由保险公司自己找保险业精算师核算，并由精算师签名，保险司不再做计算工作。一旦出了问题，“保险司”立即对精算师进行惩处。
由于保险业内精算师的薪水非常高，以至于没有精算师愿意为了帮保险公司作假，而冒被吊销执照的危险。因此，戴立宁将精算业务从“保险司”下放给了精算师，虽然看上去是放权，但实际上却获得了比把权力抓在手中不放更好的效果：既节省了“保险司”的经费，又提高了效率和准确性。
戴立宁处理这件事的思路带着他一贯的风格：社会的每一部分都做它最擅长的事情，才能使社会效率达到最优。政府不是什么都擅长，因此，要学会扬长避短，利用规则让社会各个角色承担政府不擅长的工作，而不是把什么事情都揽在手中。这个思路后来发展成了他所谓的“五指理论”，即政府只是小拇指，必须与其他手指配合着工作。在他后来的任职中，这个理论颇为有用。
这里，可以与大陆一个类似的审批事件作一个对比。在通信业内，有一段时间大陆涌现出了一批不错的手机企业，然而，正当人们看好这些企业打破国际厂商的垄断，获得长足发展时，这些企业却又慢慢萎缩，最后破产了。
在分析这些企业衰落的原因时，人们发现，原来行政审批的阻挠作用在其中成了关键性因素之一。
手机企业每开发一款新的手机，都需要通过工业和信息化部（简称工信部。2008年之前，通信业的主管机关为信息产业部，后该部并入工业和信息化部）下辖中国泰尔实验室的检测，才能够获得入网许可证，否则就不允许上市。
然而，作一次检测需要交30万元左右的费用给泰尔实验室，这笔钱就成了这个垄断机构的“生财金”。更令人无法忍受的是，除了交钱，由于泰尔实验室人手不够，这些手机还必须等待2～3个月，才能够通过检测。
也就是说，一款新潮的手机设计完毕后，平均必须等待3个月（加上生产和销售，则可能长达半年），才能与消费者见面，而这时消费者的口味已经发生了变化。由于无法对市场做出快速反应，国内的正规手机厂商纷纷亏损倒闭。与此同时，一个庞大的山寨机市场出现了，这些山寨机企业不向工信部注册，也不进行手机检验，通常在1个月内就能设计、生产、销售。它们的机动性有助于山寨机打败正规企业。
原本保险公司为了通过审核必须等待很长的时间，以致保单的开发周期因为行政效率的低下而被严重拉长，现在，仅仅通过规则的改变，就解决了问题——很短的时间里，近百份新保单都已经审查处理完毕。
戴立宁的高效率使得人们期待他进一步的表现。
按照他的设想，下一步，他要改变整个台湾的人寿保险业结构。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台湾寿险仍然以死亡险为主，即一旦人死亡，其亲属等直接受益人获得一定的补偿。戴立宁却认为未来社会最大的问题不是死亡，而是活不起。由于寿命的延长，退休后人们生存的年份越来越多，手头的资金也越来越不够花，保险应当解决的是这些人生存的问题，而不是他们死后的问题。生存险制度的不健全，使得人们只能去寻找地下投资公司以免退休金贬值，投资地下金融的人有很大比例实际上是老年人和妇女，由此可以看出台湾对于生存险的需求实际上是很旺盛的。
在寿险发达的国家，比如日本与美国，死亡险和生存险的比例大约是各占50%，然而台湾的生存险却不足20%。
基于这个思路，他试图推动年金保险制度，使得人们通过青年时期购买年金，在老年时获得一份稳定的收入。这牵扯到税收减免的问题，以及配套制度健全的问题，是一个很耗费时间的工作。
但是，时不我待，戴立宁在保险司任上不久，就获得了另一次升迁的机会。
白培英的迅速离职除了有他自己不愿长干的原因之外，还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也正是在2月27日，李登辉终于斗败了郝柏村，将“行政院”院长换成了他的派系主将之一、前台湾省主席连战。连战组阁时，立即将“财政部”部长换成了自己的人马林振国。
林振国，虔诚的基督教徒，曾经任台湾大学教授，后任台北市财政局局长，在担任“财政部”部长之前，他最后一个职位是台湾省财政厅厅长。戴立宁1973年在哈佛学习时，林振国也作为访问学者在哈佛停留，从那时开始，他们就彼此熟悉了。之后1985年“十信事件”爆发时，戴立宁是“中央机关”的主管首长，而林振国则是地方机关台北市财政局局长，他也因“十信事件”受到过牵连，受到过处分。
一天，新上任不久的林振国找到了戴立宁，问他是否有兴趣接任台湾证券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
台湾的证管会相当于大陆的证监会，证管会主委相当于大陆的证监会主席。与冷门的“保险司”司长相比，证管会主委无疑是“财政部”中最热闹、最抢手的位置之一。但戴立宁有些迟疑，向林振国表示：自己在“保险司”司长这个职位上都还没有坐热……
林振国告诉戴立宁，证管会主委出缺，谋求请托的人很多，但这些请托的人即便当上了主委，欠了一大堆人情，将来如何偿还？想来想去，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还是要找一个不欠人情债的人。
戴立宁无由推辞，只好同意。1993年4月10日，戴立宁正式就职台湾证管会，此时，他在“保险司”司长的位置上只待了83天，与袁世凯当皇帝的天数一样。
于是，由于“十信事件”下台的他，同样由于“十信事件”上台——白培英、林振国两位“财政部”部长都看到了当年戴立宁处理“十信事件”时的果断、倔强和无私，一旦他们上台，戴立宁随即获得了重用。对戴立宁而言，悠闲的“最美好时光”过去了，接踵而至的是繁忙的、始终处于聚光灯之下的日子。但也正是在这些日子里，戴立宁找到了用武之地，开始大刀阔斧地对台湾证券市场进行改革。
大陆的借鉴：放开汇率利率，台湾殷鉴不远
例证：分掉外汇储备！
经济学家张维迎有一个颇为激进的观点：把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直接分给人民。
截至2013年7月，中国外汇储备已经超过3.5万亿美元，如果将这些外汇平均分给所有中国人，每个人将能获得2500美元，约15000元人民币。如果在小城市中生活，这笔钱足够一个人一年的生活费用。
张维迎的观点遭到了人们的反驳。反驳他的主要有两种人，一种是草根经济学家，他们没有想明白外汇储备怎么分；另一种是以中投集团总经理高西庆为代表的官员们，他们担心将外汇分散，会被外国人各个击破，不如放在政府手中，以国家主义的态度进行投资。
两种反驳意见都值得商榷。
首先，草根经济学家认为，外汇储备（大多以美元、欧元为结算单位）分给老百姓，如果老百姓要在国内把它花掉，需要结汇变成人民币，才能在国内使用，这和中央银行印钞票发给老百姓没有什么区别，只会造成通货膨胀。
但事实是，草根经济学家们忘记了，外汇可以在国外直接使用，也就是说，老百姓不用把外汇带入国内进行消费，他们可以选择在外投资，或者在国外买商品带入国内，这样就避免了结汇和发钞。
其次，高西庆认为把外汇分给老百姓，会导致外汇力量分散，有损于国家实力，这种想法无非是父爱主义的另一种表现罢了。管理者往往希望，一切资源最好都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才安心。殊不知，每一美元的外汇都对应着国内消费者的损失，正是国内的消费者勒紧裤腰带，支付更高的费用，才使得中国的商品大量出口变成了外汇。甚至有的中国制造的商品，其在国外的价格反而比国内更便宜。
经济学家和官员们对于如何使用外汇的争吵恰好反映了这样的现实：一方面，由于外贸的失衡和人为压低汇率，使得中国制造的商品仍然源源不断地送出国换来外汇；另一方面，由于外汇过于庞大，中国政府甚至不知道拿这些外汇做什么，就像是一个守着巨大财富的守财奴，只能眼睁睁地望着财富缩水。解决外汇失衡背后的问题，才是外汇问题最终的解决之道。
讨论
后进的经济体如何发展经济？大陆和台湾都可以作为世界的样本。
台湾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的出口扩张和大陆自90年代开端的出口加工型经济，在政策上有不少相似之处。
大陆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由于经济生活物资的严重匮乏，首先是以发展内需为主的，但是到了90年代，在出口创汇政策的鼓励下，转向了出口加工贸易，并一直持续到今天。与之对应，台湾的20世纪50年代也是以满足内需为主，发展的是进口替代型经济，但随后，主导台湾经济政策的尹仲容接受了经济学家蒋硕杰等人的建议，对内实行自由经济，对外鼓励出口贸易，开始了出口扩张阶段。
两岸都选择了外向型经济，两岸也都因此而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两者的成果是无法否定的。
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金融秩序和金融政策的落后，往往会造成严重的问题。
以台湾为例，台湾当局为了鼓励出口，人为压低汇率，这样的措施对于出口有利，对于进口却非常不利，于是形成了巨大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由于结汇制度，这些外汇储备又对应着岛内的货币泛滥，最终，形成了巨大的资产泡沫。于是，一时间股市和楼市价格居高不下，股指甚至在短短5年间涨了将近20倍；对于需要买房的年轻人而言，房价也是居高不下。
对于大陆来说，21世纪以来的资产泡沫令人印象深刻，与之对应的是庞大的外汇储备，以及巨大的货币增幅。
与此同时，两岸都采取了相同的措施：压低利率，这更有助于泡沫的泛滥。到了最后，政府甚至已经不敢再提高利率，因为一旦提高利率，热钱就会涌入，利用汇率和利率的上升来赚钱。提高利率本来是为了防止货币泛滥，如果热钱涌入太多，反而会加剧货币泛滥。到底孰重孰轻，各个经济学家看法不同。于是经济学家们争吵不已，令执政者更加无所适从。
要解决外贸失衡带来的问题，做法只有一个：不再人为压低利率和汇率，让利率和汇率随着市场的需求自由浮动。
要走出这一步又何其困难，一是这样做，可能引起经济短期的阵痛，对出口企业造成一定的打击；二是所谓的热钱涌入问题，让有关部门放心不下。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每一个监管者都舍不得放下手中的权力，一旦利率和汇率自由化，意味着他们不能根据政策的需要来操纵市场了。
台湾当初走出自由化这一步，并非执政者自愿，而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如果再不放开，就会引起结构性的问题和经济发展的停滞，这样的形势逼迫台湾当局必须放手。只有放手之后，利率才会回归正常，人们才会把钱存入正规的金融机构，鸿源这样的地下金融公司才会减少。而金融机构的开放，更是解决了民营经济的融资问题，最终解决了地下钱庄泛滥的困扰。
也只有放手之后，人们才能根据汇率的水平决定进出口比例，使得各国和地区间的贸易不再失衡，不再让国内的劳动去补贴国外人的消费。
当然，放开汇率会造成出口加工型企业的短暂痛苦，为了减少这种痛苦，可以通过建立外汇期货市场来对冲风险。一个企业为了防止汇率波动带来的不稳定，完全可以在外汇期货市场上购买汇率期货来锁定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