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经过专业投资者的现金增资后，亏损公司可以扭亏为盈，重新达到IPO标准，这时候该公司的体质已经改善，专业投资者的抛售行为一般也不会对其他投资者造成明显的不利影响。
台湾特色的示威
戴立宁原则
然而，就在戴立宁处理了增资问题，准备大刀阔斧对股市进行改造之时，来自股市的阻力也已来临。
戴立宁的行事风格在最初就给人以强烈的变革色彩，他对增资案的处理也不出意料地带来了争议。人们纷纷猜测，戴立宁之所以放开增资审查，是为了华隆集团幕后的老板翁大铭，种种猜测甚至到了捕风捉影的地步。当时市面上流行一本书《翁大铭前传》，是由月旦出版社出版的，而戴立宁也恰好准备出版一本随笔集《无事不参》，收录他在参事生涯中写作的评论文章。《无事不参》的出版方也是月旦出版社，在同一家出版社出书，也成了戴立宁与翁大铭有联系的理由之一。
加上戴立宁出掌证管会时，台湾的股市恰好进入一个低迷时期，大盘从1993年4月份最高的5091点一直跌到了9月15日的3781.10点。而更能反映问题的是成交金额，从当年3月的日平均544亿元新台币逐月下降，到6月、7月、8月三个月，都只剩下日均140多亿元，到了9月6日，甚至只有94亿元。
低迷的股市与当时台湾恰好有一轮经济不景气有关，但也有人把部分原因归咎于戴立宁。媒体甚至给戴立宁改造股市的思想起了一个名称：“戴立宁原则”。这是一个略带嘲讽性质的称谓，意指这位一意孤行的证管会主委炮制自己的原则对抗投资人。
然而，戴立宁顺水推舟，反而自我承认了“戴立宁原则”这个词汇，并给出了定义。所谓戴立宁原则，有三个方面的含义：市场的还给市场，公道还给绩优股，管理依效率而分工。戴立宁还表示，政府应严守行政中立的原则，尽量减少人为干预，千万不能因干预而影响市场的运作，绩优股则应受到市场的青睐。①
之后，他在不同的场合将“戴立宁原则”简化为“把市场还给市场，把管理还给效率，把公道还给绩优股”的“三把原则”。可以看出，所谓“戴立宁原则”，与“五指理论”、“果汁理论”一起，构成了戴立宁改造股市的完整思想。把市场还给市场、把管理还给效率与“五指理论”相同，而把公道还给绩优股，则意味着加深股市，使得炒作不易。炒作者为了方便，往往去炒作小盘股，使得台湾股市中时常出现“坐火箭”的垃圾股票，而绩优股、大盘股由于不易炒作，反而无人问津，戴立宁要改变的恰是这种投机的氛围。
如果说，凭借戴立宁要把市场还给市场的主张，就推测他不主张对市场进行监管，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戴立宁为了打击股市投机，实施了一连串的措施。比如，客户如果购买股票300万元新台币以上，券商就得要求他提供财力证明，这实际上是抑制了炒作者空手套白狼的行为。另外，戴立宁在移送炒作案上也毫不手软，制定了严格的监视制度，一有情况立即移送。
平心而论，如果沟通不充分，戴立宁的某些措施的确会引起一些人的担心。比如，在“果汁理论”中，他强调降低上市标准提供多层次的股票供给，因此放开了盈余转增资，甚至要放开现金增资，并屡次宣布要让更多的企业上市。人们担心市场上股票多了，但资金没有增加，会导致股票价格的下跌。
另外，由于台湾当时的民营化，原来各企业的官股正在慢慢地释出，也对股市造成了压力。这就相当于大陆2008年左右的“大小非”解禁潮，随着“大小非”的解禁，股市大盘受到了打压。
也许这是改造台湾股市不可避免的步骤。但对于手中持有股票的股民来说，他们看不到证管会鼓励更多的资金投入股市，却看到了股市上越来越多的股票，从心理上会产生抵制效果。
而对戴立宁抵制更甚的，是那些股市炒家们。令人感到吊诡的是，增资案的受益者中有翁大铭，然而，翁大铭不仅不支持戴立宁，反而带头反对他。戴立宁力主放开IPO，不再人为限制股票的多寡，他的“把股市的池子加深”的构想使得炒作者感到心慌。戴立宁公然宣称将公道还给绩优股，严格股市监视制度，打击炒作行为，实际上是断了炒作者的财路。
投机家们的指责、媒体和券商的质疑、被煽动起情绪的散户的呼号，成了反对证管会的主旋律。
924游行
1993年9月20日，戴立宁预定要去美国参加经济会议，之后再去墨西哥参加一个国际证券主管的会议。戴立宁对玛雅文化深感兴趣，在计划中，他还想借机参观一下玛雅文化留下的辉煌遗迹。但这时，岛内却突然传来了投资人要上街游行、绝食的消息。当时台湾社会已经解严，解严的后果之一则是频繁的游行活动，给政治家和财经当局施加压力。发展到后来，台湾的游行往往带上一丝喜剧的成分，甚至出现绝食者半途找人代替、先吃碗米饭回来继续绝食的现象。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今天，成了台湾的一大特色。但特色的背后，意味着政治家再也不能忽视人民的诉求，必须认真对待，哪怕这种诉求显得有些幼稚。
这些人选定的时间是9月24日。5年前的同一天，当时的台湾“财政部”部长郭婉容宣布恢复征收证券交易所得税，造成了一次股灾，股市连续十几天跌停，丧失了机能。示威者选定这一天，也是为了对戴立宁施加压力，警告他不要重走郭婉容的老路，股市能够叫一个“财政部”部长下台，更何况比“财政部”部长还要小的证管会主委。
示威者针对证管会，提出了十项要求②。平心而论，这十项要求中有许多是合理的，戴立宁下一步的改革都将会涉及到，比如开放当日冲销。此前，持股人购买股票后，必须等两天后才能卖出，这对于股市交易来说是不利的，而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当日冲销已经没有了技术障碍。这对于润滑股市显然是好事。再比如，融资融券对等化也是好建议。台湾的融资融券市场是个跛脚的市场，融资做多很容易，融券做空很难，导致股价总是一路涨，形成泡沫，如果放开融券，多空力量平衡，反而有利于股市的健康发展。
之所以会出现示威者的提议与戴立宁想法一致的情况，显然是因为沟通不充分。戴立宁上台后一系列强势的作风让人们以为他在故意打压股市，他现在必须做的是让人们理解他的想法，避免更进一步的误解。
然而，在合理要求中，又有许多炒作者借机报复，有的甚至加上了第十一条：要求戴立宁下台。
在一份陈情书中，组织者写道：
市场已恶化至如此地步，人也跑了！钱也走了！如续用心存偏见的人来主管证券市场，难免选票也会跑了。往昔戴立宁主委未上任前即对资本市场存偏颇立场，视台湾为“贪婪之岛”，股市为“贼窝盗窟”，难怪其上任后即打压措施不绝，如涉嫌炒作案之移送、盘中站岗、变更竞价交易为电脑撮合……使股市盘跌不止，有如一滩死水。
尽管对玛雅文化恋恋不舍，戴立宁决定取消美洲之行，留在岛内进行沟通工作。在反对派们准备游行的同时，戴立宁开始了连续七地的巡游沟通活动。
与大陆存在南北差异一样，台湾也有着南北差异。国民党到达台湾后，其行政机关大多设在北部，对北部的控制力也较强，工商业也较为发达。而南部（以高雄为中心）的本岛人势力更加强。正是这样的格局，造成了民进党盘踞南部，国民党在北部占优的局面。
这样的格局甚至影响到了财经界。戴立宁之前的证管会主委大部分时间都在北部活动，而在南部则沟通较少，隔阂较深。
戴立宁决定反其道而行之，从南部入手。他把第一场沟通会放在了南部的大本营高雄。
到达高雄后，戴立宁找了当地证券业的代表几十人，汇聚一堂开始了会谈，他发觉自己置身于一片敌意的气氛中。
高雄这个南部商业中心，戴立宁曾经跟随父亲在这里度过了一段少年时光——毕业于前金国小，就读于当地最好的学校高雄中学。这段经历也被利用了起来。戴立宁当着众人的面回忆着在高雄时的情景，讲起了上学时的趣事。共同的经历化解了部分尴尬，不知不觉间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当宾主双方的戒备心逐渐变淡的时候，戴立宁把自己的想法原原本本告诉了高雄的券商们。他举例说，当年麦当劳与温蒂竞争过程中，双方提供的都是快餐，差别并不大，然而最终麦当劳获胜了，原因在于麦当劳除了牛肉饼之外，又推出了麦乐鸡，这款鸡块产品迅速占领了市场，把新的消费者吸引了过来。实际上，麦乐鸡本身并不见得那么好，但麦当劳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股市也需要为不同层次的投资人提供不同的选择，做到多样化。至于“戴立宁原则”，虽然是媒体给按的，但的确反映了他的思想。自己的改革主要是改造股市，使股市成为一个为企业提供融资、为普通人提供正常的投资机会，并能避免炒作的平台。如果要做到这一点，让股市里拥有更多的商品是必然之举。为此，在市场变得有效率之前，可能会有短暂的阵痛。
证券市场说复杂非常复杂，说单纯也非常单纯，只有两种商品在交换：股票和钞票。什么东西多，什么东西就不值钱。当引入了更多的股票后，如果不引入更多的钱，股票就会跌价。之所以说是短暂的阵痛，是因为，如果趁机引进更多的外资和储蓄，使得供需维持平衡，阵痛就会过去的。
双方谈论的结果，券商还是担心阵痛期，认为暂停一年IPO更有效果。不过会谈结束后，宾主双方已经有了笑容。戴立宁不再被视为一个有意打压股市、生怕大家赚钱的人，即便他的措施不见得能够得到完全的认同，但人们已经认为他对股市的改造是出于好意。只要他的改革出现了成效，他是能够获得这些人尊重的。
有人甚至和他开玩笑说：“既然你在高雄住过，在高雄中学读过书，你来高雄竞选‘立法委员’吧，我们支持你。”
戴立宁深深地松了一口气，他无法确定对方是讨好还是戏谑，但对方的语气使他相信，他赢得了时间继续进行他的改革。
离开高雄后，戴立宁从南向北走，在台南、嘉义、彰化、台中、桃源、台北，又举办了6次座谈，每次找的当地证券业人士都在三四十人，通过与他们的交谈，戴立宁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改革方向。他发现，实际上，券商们的诉求和他的改革方向是一致的，券商的许多意见实际上他一直想推动，比如开放当日冲销、增资股股价按照市价发行、成立投资人保护基金等。这些措施如果能实施，更能提高股市的效率和公平。
但为什么在沟通之前，对方拿着戴立宁赞成的方案反对戴立宁？这或许还是沟通不到位。沟通，本应该是戴立宁的强项，在废除票据刑罚时，最初对戴立宁的意见有疑问的反对者占人群的90%以上，但最终戴立宁用蚂蚁搬沙的毅力将大部分人都说服了。
他甚至直言不讳地对新闻界说：“我们的股民远比我们想象的要聪明，但是我们的管理者是比想象的更愚蠢”。
台湾媒体针对戴立宁改革的报道，以9月24日为界，在之前多是质疑声，但这一天之后，媒体似乎有了一个明显的转向，开始接受戴立宁，即便时而还有批评声，但都显得更加客观、就事论事。这说明戴立宁的座谈会和沟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9月24日当天，在报纸上屡屡登广告的示威组织者不得不面对尴尬的局面。群众的积极性已经被压下去了，大约只有300人出席了示威活动，以至于连报纸都说场面冷清。除了组织者郇金铨之外，出席者还包括增资案的受惠者、“立法委员”翁大铭。
集会的高潮是所谓的“雷伯龙自首事件”。戴立宁就职以前，雷伯龙已经制造了一系列的违约交割案，如1987年的大信案、1992年的厚生案等，其操作手法均是承诺购股，最后违约不履行交割义务。然而，这时雷伯龙却通过代理人在集会上认罪来了。他声称，在台湾退出联合国、日台断交、美台断交、历年的双十节前后以及台湾历任“总统”就职时，都会有政府官员跟他打招呼，让他抬升股价。
根据《证券交易法》第155条，违约交割、炒作股价、互相约定买卖、散布谣言、不法交易等行为，均可以处以7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苛以罚金。
雷伯龙的自首行为除了是行为艺术之外，实际上是在向当局施压，试图让当局修改《证券交易法》，把有期徒刑拿掉，只处以罚金。无疑，他对台湾当时的执政党国民党的分寸拿捏得非常准确，一到选举的时候，为了拉选票，国民党总是有意识地拉动股市。雷伯龙显然认为，不管是谁执政，都不会放弃操纵股市这个一用就灵的工具，既然政府都在做，又如何禁止人民？他据此争辩说，股票炒手是有利于股市活络、拉升股价、使大众都得到好处的行为。而戴立宁却要对这类行为采取严厉的管制，显然不符合雷伯龙的口味。
戴立宁认为，股市上有两种行为是最应当受惩罚的，一个是操纵股价，一个是内线交易。由于管理上的混乱，许多管理者为了所谓的稳定也公然采取操纵股价的措施，使得积弊横生，而这正是要改革的对象。
①陈汉杰，《戴立宁解说“戴立宁原则”》，《经济日报》第17版，1993年9月11日。
②一，修改“戴立宁原则”，严审增资案；二，暂时停止官股在市场释出；三，修改《证券交易法》的第155条的刑罚规定，从徒刑改为罚款；四，增资股股价改以市价发行，新上市股股价改为面额发行；五，开放当日冲销；六，清查上市公司董监事持股；七，成立投资人保护基金；八，修改融资融券办法，使融券与融资比例相同；九，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利率；十，停止证券交易税一年。
其中四、五、七、八项要求被戴立宁认为是合理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