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他所在的中国证监会国际顾问委员会，也是群贤毕至，汇集了世界各处的证券管理者、投资银行人士。除了戴立宁之外，该委员会还包括中国证监会前副主席、香港证监会前副主席史美伦，香港证监会前主席梁定邦，现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曾担任英国金融服务局主席的霍华德·戴维斯（Howard Davies），现任以色列中央银行行长、曾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常务副总裁的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cher），前高盛公司总裁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等。随着时间的推进，国际顾问委员会还在不断地补充着新鲜的血液，美国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前主席威廉·唐纳逊（William H.Donaldson）就在两年前加入。
作为中国证监会聘用的顾问，戴立宁在公开场合并没有给东家面子，而是直言不讳地指出其政策存在的问题。对于创业板的批评并非是他第一次批评他的东家——中国证监会。
2008年4月，由于股市大跌，中国证监会出台了一系列利好政策，如限制大小非解禁、上调印花税等。戴立宁表示，单一的政策不可能救市，也不希望政府赤膊上阵参与市场的具体运作，他提出“把市场还给市场、把管理交给效率、把信息臻于透明”的“三把原则”（在他掌管台湾证管会时，当地媒体更是称之为“戴立宁原则”），认为政府不应该对股市的上涨下跌出手，而是应当制定、推行规则。对于投资者，政府也不需要保证每个投资者都赢利，而是要告诉他们股市有风险，并引导他们成为合格的投资者。
当年10月，针对市面上要求成立平准基金的呼吁，戴立宁又说，“平准基金实际上是为了眼前利益而牺牲根本原则”，认为平准基金不仅不会有效，反而会扰乱市场。
除此之外，他的批评似乎还超出了中国证监会的管辖范围。次贷危机后，当人们以美国为例质疑市场、强调政府干预的必要性时，戴立宁却认为政府不应该用“有形之手”代替市场的“无形之手”。针对人民币汇率被高估的问题，戴立宁在强调自由汇率的同时，还认为应该尽快建立外汇市场，让企业可以利用市场进行风险对冲以避免外汇风险，而不是强行锁死汇率。
人们普遍认为，对政府财经政策提出批评的大多是独立学者，如张维迎、周其仁、许小年、谢国忠等，一旦为官，他们则必须站在官员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就会变得保守和不愿改变。但曾经担任过高官的戴立宁非但没有沾染上官僚习气，反而几十年来一直保持着对自由市场的信任，加上他直言不讳的风格，以及对政府持续不断的针砭，才让接受东方式教育已久的国人觉得他有些异类。
然而，人们又对他知之甚少，甚至连他国际顾问的身份都是因为他的“直言不讳”才得知的。
2003年11月1日，北京大学邀请了一批经济学家来谈论中国的股市问题，戴立宁也获得了邀请。在会上，时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周正庆提到希望提高直接金融的比例。戴立宁站起来客气地表示，对刚才周正庆的提议，他绝大部分都同意，只有极小一部分稍有疑议。他认为，直接金融需要分析各种财务报表，这要求有一个完善的披露制度。但当时中国大陆企业的会计、财务都还跟不上，需要一些时日去完善，因此，在此之前他不赞成快速提高直接金融的比例。
戴立宁强调要对不成熟的证券市场存在的风险保持警惕，不赞成把一般大众的储蓄推向高风险市场。针对大陆的股市，他指出股市参与者有三种人，一是政府，二是券商，三是一般大众投资人，而这三种人当时都被套牢了。
所谓政府被套牢，指的就是当时的国有股减持问题，消息一传出，股票市场应声大落，导致政府手中握着股票无法放开。所谓券商被套牢，是由于券商不成熟，为获得投资做出了太多保本保息的承诺，但随着股市的不景气，券商没有赚到钱却承担了过多保本保息的义务，被自己的承诺套牢。所谓投资人被套牢，是由于政府当初一度想把A、B股合流，消息一传出，A股下跌，B股大涨，使得投资B股的外国人赚饱脱身，而将国内的投资人深深地套牢了。
戴立宁的“三个套牢”理论一出，全场哗然。于是他安慰说：“既然都被套牢了，那么现在已经是最坏的情况，以后也不会再坏了，没什么好怕的。”至于如何解套，他表示有兴趣的人可以找时间和他进一步讨论。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几个月后，戴立宁突然接到了时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屠光绍的电话。当时开会时，屠光绍就坐在戴立宁的邻座上，戴立宁不知道这位副主席已经开始留意身边这位台湾来客了。
屠光绍在电话里介绍了中国证监会成立国际顾问委员会的初衷和成员，并邀请戴立宁参加。于是，戴立宁成为中国证监会国际顾问委员会的首届委员，并一直续任到现在。
戴立宁担任国际顾问一事当年还在台湾（当时处于民进党陈水扁时期）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台湾“陆委会”甚至以刑事责任威胁，试图让他不要接受这个邀请。戴立宁不仅担任过台湾证管会主委，还当过“财政部保险司”司长（相当于大陆的保监会主席）、“金融司”司长（相当于大陆银监会主席）。丰富的任职经历使得有人总是担心和提防着他，这也恰好反映了海峡两岸艰难走过的道路。即便到今天，两岸人民在经济交往中仍然受着各种羁绊和限制，以至于有时候感觉近在咫尺的台湾比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还遥远。
戴立宁曾就读于东吴大学、台湾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拥有法学硕士学位，其职业经历主要是在台湾“财政部”。在那里他从基层公务员起步，在25年的时间里，历任“金融司”司长、“保险司”司长、证券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和“财政部”常务次长，曾经主管过台湾的银行、保险公司和证券市场。在当今知识高度分化的世界，在某一金融领域资深的监管人士虽然少，却也谈不上罕见，然而像戴立宁这样横跨银行、保险和证券三大领域的高层监管人士，恐怕为数不多。
在从台湾“财政部”退休后，戴立宁转往华侨银行担任了5年董事长，获得了一定的金融实务经验，而且戴立宁长期在东吴大学等高校教授公司法、金融法、票据法等课程。因此可以说，戴立宁不但在专业上横跨了银行、保险和证券三大领域，在职业上也经历了官员、业者和学者三种角色。
除此以外，戴立宁的履历还有一个很多人无法比拟的优势，就是台湾市场与大陆市场的相似性。中国大陆的金融监管机构目前聘请了来自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监管高层出任顾问，这些人能力出色、经验丰富，但这些人往往出生、成长于发达国家，除少数人外，大多数人都对不成熟经济体中的金融监管缺乏直观认识。但戴立宁不同，从1969年进入台湾“财政部”工作，至1995年退休，他经历了台湾经济的起飞、调整和工业升级等一系列过程。与现在的大陆非常相似，当时的台湾经济高速增长，但制度建设跟不上，在经济金融领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因此戴立宁认为，台湾比大陆先行20年，现在中国大陆所面临的状况与20年前台湾所面临的状况有诸多相似之处。成功的经验固然值得重视，但失败的教训尤为珍贵，台湾所走过的弯路，大陆可以通过借鉴来避免。
举例来说，戴立宁在主管银行和信用社等金融机构时曾多次面对内部人贷款的问题，其中有的金融机构甚至因此而引发了严重的挤兑事件，时至今日，大陆的各级金融机构所发现的问题大多都与内部人贷款有关。又如戴立宁在主管台湾证管会时，台湾股市所面临的问题和今日A股市场所面临的非常相似——市盈率高、换手率高、内幕消息和价格操纵层出不穷，再如新台币在20世纪80年代面临巨大的升值压力，尤其是来自美国的压力（这点恐怕今天稍微看点经济新闻的人都会深有感触），当时戴立宁虽不是台湾货币当局的主管，但也作为“财政部”官员参与其中。这些问题都是困扰了台湾经济界几十年的问题，有些问题时至今日也没有得到完全解决。而大陆经济走到今天这步，也饱受这些问题的困扰。
台湾当时面对这些类似问题的时候具体是一个什么情况？有哪些有利和不利的因素？主管者最后是如何应对的？这些问题也许直到今天都仍然没有答案，但此书希望通过戴立宁这个内部人的视角，来仔细探究一下台湾在经济政策上的经验和教训，从而为今天的大陆提供一块“它山之石”。
1948年，年少的戴立宁跟随父亲到达了台湾。1994年，身为台湾证管会主委的戴立宁再次踏上了大陆这片土地，成为第一位来大陆参加两岸会议的台湾高官。归去来兮，这位来客几十年的经历也恰好反映了两岸几十年的风云际会，从对抗、敌视，到合作、双赢。一个人的一生，也恰好折射了一个时代的变迁。
因此，本书在介绍戴立宁思想和经历的同时，也介绍了台湾经济几十年的发展，使得人们可以对照两岸的发展，更能意识到两岸经济发展的共同经验和教训。
而这一切都要从1938年在江苏出生的那个孩子开始谈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