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翁大铭没有想到的是，经过一年多的治理，台湾股市已经相对开放、透明了很多，戴立宁还制定了新的监视制度，并针对华国饭店股票发出了几十次预警信息。这种情况下，圈和养两个阶段是可以做，但是套的阶段却不好做了。在养的阶段，股票都进了翁大铭的手，但套的阶段却没人愿意接手，最终变成了翁大铭自己炒作，他自己“不亦乐乎”，跟进的人却不多。这就像自己不停地吹泡泡一样，吹得越大，越容易破灭，并且一旦资金耗光，必破无疑。
而这时，台湾股市采取的另一个新制度对此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最终让翁大铭栽了大跟头。这个制度就是“自保条款”。
以前违约交割案爆发的时候，由于买方违约交割不付钱，卖股票的一方虽然把股票卖出了，却拿不到钱。这时，为了维持股市的正常运转，证交所只能自己出钱给卖方，最终承担损失的是交易所。
“厚生案”发生后，交易所因此亏了一大笔钱，为了防止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时交易所再出现损失，交易所制定了自保条款，规定再次出现违约交割时，交易所可以把疑似有问题的交易都冻结起来，一一进行排查，将没有问题的交易放行，将有问题的交易直接否决。这样，损失将会由股票炒手承担，而交易所就避免了损失。
该自保条款于1994年10月1日开始实施，成了翁大铭炒作华国饭店股票崩盘的导火索。
在自保条款颁布之前，翁大铭向他的金主借了很多丙种贷款，在自保条款通过后，这些金主害怕一旦华国饭店股票崩盘，交易所动用自保条款，会造成自己血本无归。所以，在自保条款即将实施之前，纷纷要求抽资走人。
翁大铭无奈，只得与金主进行了谈判。他威胁金主们不要撤资，并表示，如果金主撤资，华国饭店股票一定会崩盘，交易所一定会动用自保条款；动用自保条款时，金主们的资金还没有撤完，势必会导致很大的损失。如果金主不撤资，翁大铭表示将把公司向金主们借的钱，用自己的私人支票作担保，担保以后一定还钱。
然而有的金主并没有接受翁大铭的威胁，谈判破裂了。这也使得翁大铭再也无力支撑高昂的股价。
1994年10月5日，华国饭店股票发生了巨额的违约交割。从金额上讲，此次违约交割的影响小于“厚生案”，但也达58亿元新台币。
“洪福案”的爆发，使得新生的自保条款受到了考验。
平心而论，自保条款也是有代价的。如果要动用自保条款，交易所首先要将华国饭店股票交易中疑似炒作的部分（合理怀疑）暂停下来，进行查证，只有查证清楚，才能允许没有问题的华国饭店股票交易继续。这意味着不管是有问题的，还是无辜的投资者，只要交易了华国饭店股票，都有可能被随时暂停。
在“洪福案”中，有4个角色值得注意。一是证交所，二是翁大铭代表的股票炒手，三是翁大铭丙种贷款的金主，四是其余无辜的投资华国饭店股票的人，不妨称之为善意投资者。
如果动用自保条款，证交所的利益可以得到保证，金主们由于股票无法交易，将无法拿回贷款，成为受害者之一。善意投资人本来是局外的，但由于交易所扣押交易时，无法区分善意和恶意，他们也将受到波及。
如果不动用自保条款，证交所将承担损失。而金主和善意投资人则都将因为股票交易的正常进行而得益。
至于翁大铭，不管是否使用自保条款，他都是一个失败者，将受到法律上的追究。动用自保条款并不能使他的日子更难过，不动用也无法使他更好过。
因此，动不动用自保条款，就成了管理者不得不做的选择题。
10月5日下午，台湾证交所总经理林孝达给戴立宁打了电话，戴立宁恰好有事外出，没接电话，他回到办公室，回拨给林孝达。下午5点50分左右，两人进行了谈话。林孝达询问戴立宁，是否使用自保条款。
戴立宁询问：“如果动用，善意投资人的利益是否能够得到保障？他们的钱款是否安全？”
林孝达表示，合理怀疑的一切交割都将暂停，款券都会被置留，交易所无法区分善意和恶意。
戴立宁再问：“如果采用自保条款，能够置留的金额大约是多少？”他得到的回答是8亿～13亿元新台币。
戴立宁建议道：“如果你问我，我的建议是不动用自保条款。”
林孝达听从了戴立宁的建议。
事后，“立法院”、媒体、公众纷纷质疑戴立宁的决定。他为自己辩解说，根据后来的统计，如果动用自保条款，那么反而会造成70亿元的违约，如果不动用，违约金额最后结算出是58亿元。从金额上讲，不动用自保条款损失更小，从法理上，也可以不伤及无辜。他所作的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
他还认为，自保条款有巨大的漏洞，根植于台湾的交易制度之中。根据T+2的交割制度，在T+1天时，投资人已经将股票交给了券商，但是拿不到钱，只能从券商那儿拿到一张第二天才能取款的支票。如果动用了自保条款，那么第二天善意投资人去取钱时，会取不出钱来发生跳票。由于台湾信用交易比例过高，这样的跳票会引起连锁反应，导致一系列的跳票，波及更大的范围。
人们对戴立宁的质疑除了不动用自保条款之外，还包括：为什么没有尽早发现华国饭店股票的问题，一直到等它爆掉才作事后处理？
而事实却是，证管会一直在处理，奈何没有充足的弹药。在“洪福案”发生的前一年，1993年8月5日，证管会已经发现了华国饭店股票炒作问题，但证管会没有司法调查权，只能将材料汇总，移送给了台北地检署，请求地检署起诉涉嫌炒作的人，但11月23日，地检署做出了不起诉的决定。1994年5月18日，证管会再次将华国饭店股票炒作案移交给调查局，希望能够搜集更多的材料，从5月18日到7月21日，先后移交5次。
可以说，华国饭店股票是在证管会的眼皮底下爆掉的，证管会由于缺乏司法调查权，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出问题，并在出问题之后做善后工作。
不过，证管会除了移交司法机关外，还对华国饭店股票交易异常现象对外发出了38次警示，起到了警示投资者的作用。这也是翁大铭炒作失败的原因之一，同时这也反映了，台湾的股市虽然仍浮躁，却开始走向理性。
由于戴立宁在复华投资信托上市问题上被几位民进党籍“立法委员”盯住了，他们也借助这个事件对戴立宁施加了压力。
关于台湾“立法委员”动用立法权干预行政的问题，“立法院”对证管会的干涉是个不错的例子。1994年5月，证管会正在推动新的证交税法修正，修正案最终需要进入“立法院”进行审议，这时，十几个“华隆立委”立即行动起来向证管会施压，他们开出的条件是：如果新证交税法要获得通过，证管会必须暂时推迟新的监视制度。新版的监视制度是戴立宁为了遏制股票炒作而制定的，对翁大铭和华隆集团不利，在“立法院”的压力下，证管会只得将监视制度推迟一个月，给了翁大铭喘息的时间。
“洪福案”一爆破，另一波“立法委员”又来了，这次出面的是民进党的“立委”许添财、沈富雄和黄昭辉，他们认为戴立宁和林振国在处理“洪福案”时有失职行为，应该下台。这时，股市恰好处于“洪福案”之后的大跌之中，三天内下降了1000多点，且每天都会有新的谣言出现。借助这样的时机，“立委”们认为，不使用自保条款涉嫌图利少数人，是证管会早期没有防止弊案的发生。
“我不辞职！”戴立宁在质询会上表示。他认为自己的处理没有问题，没有人比自己处理得更好。针对没有司法调查权问题、无法防止弊案，他甚至举例说，证管会既打苍蝇，也打老虎，但是不能只给证管会一个苍蝇拍去打老虎。
他表示，如果“立委”让他负责，“我当然会负责，但是，‘立委’要告诉我要负什么责任……我不会被打倒，亦不会向部长提出辞呈”。①
他知道这时候必须坚持和发声，并且和林振国划清界限以免牵连对方。他的呼声也得到了老上级们的支持，前部长陆润康表示了对戴立宁的理解；前部长王建煊此时正在担任“立法委员”，虽然两人性格相异，但也站出来表示，如果是他担任部长，也会支持戴立宁的决定。
而一年前，曾经要求戴立宁下台的股民们也行动了起来，这次，他们不是反对，而是给戴立宁送来了花篮。
在股市大跌之后，戴立宁曾经做出了至今他都没有想明白对错的举动。
对于“洪福案”之后股市出现大跌这个现象，他认为，实际上当时弊案已经处理完毕，且影响有限，这时股市的大跌更多反映的是股民的心理层面，与事实及基本面无关。
台湾证管会回答媒体“管理证券市场炒作有责无权”询问后，报纸刊登的一张图片，意为“不要只给我苍蝇拍打老虎！”
到底股市下跌时，监管机构是不是应该救市？按照他一贯的看法，不应该。但这次，他却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给证券自营商们打了电话，表示自营商作为一个做市商，这个时候正是该有所作为的时候。自营商们也很配合，在它们的努力下，股市止跌并开始翻红。
对于戴立宁的电话，即便现在他都没想明白对错，但当时股民们却欢欣雀跃。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决定不动用自保条款，保护了善意投资人；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电话救市。戴立宁已经从一年前的魔鬼变成了一年后的英雄。证管会的门前摆放着无数的花篮，以至于连进门都困难。
当股市上涨后，“立委”们的质疑声小了，也没有人听了。戴立宁的危机过去了。
余波
“洪福案”对台湾真正的影响不是留住了戴立宁，而是促成了一项影响深远的改革：款券划拨。戴立宁早就想进行这项改革，奈何反对声音过大，现在，终于让他找到了时机。他认为，如果要避免下一次违约交割案，最根本的解决之道是证券强制集中保管，交易只在电脑上完成，后台只进行款券划拨而不再进行实体交割。这样的做法实际上对每个参与者都更加方便，交易也可以当天完成，不用再T+2了。
①林文杰，《戴立宁：不会被洪福违约案打倒》，《新生报》第19版，1994年10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