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懒散惯了的华侨银行首当其冲。由于新银行的管理层都要求有金融实务经验，于是新银行们开始高薪向老银行挖墙脚，导致稍微有点儿理想、有点儿才干的人都被挖走了，人才的缺乏、关系贷款问题，使得华侨银行最终举步维艰。
这时，导致华侨银行问题爆发的两件事情发生了。
第一件事是华侨银行因为正常业务不顺利，为了冲高短期业绩，在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的引领下，涉足了它并不熟悉的衍生性金融商品市场。
2007年的金融危机就是因为衍生性金融商品问题而导致的，以至于人们开始发现，对于衍生性金融商品原来这么缺乏监管。而在十几年前，对衍生性金融商品的监管更加微弱，几近于无。
华侨银行涉足的市场叫利率交换，本来是一种对冲利率风险的工具，但也被对冲基金用来赌利率单边升降。
这里可以把华侨银行与在同一时段出事的巴林银行作一个比较。双方都是因为涉足衍生性金融商品而出现问题。巴林银行新加坡分行的首席交易员里森作投资交易时出现了重大损失，他没有将损失上报，而是隐瞒下来，并开始了重大赌博，希望能够依靠赚回的钱填补损失。他赌的是日经指数多头，认定日本股市会上涨。在金融界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一个人在赌博时只要遵循如下原则就可以稳赚不赔：先在一个数字上押一元钱，如果输了，就再在这个数字上押两元，如果再输，就押四元，如此这般，总有押准的一次，那次赚的钱将比前面赔钱的总额还多一元。里森采取的也是类似的措施，一旦日经指数下跌，就继续加码，希望返本。里森的行为不可能完全瞒过他的主管，但金融业者往往不愿意披露亏损，并且相信总有一天会时来运转，即便现在亏损，也会弥补得上，因此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做法。
但这次他们错了，在他们赌博的过程中，美联储史无前例地连续7次提升利率，每一次都对股市造成了影响，导致其下跌。倔强的里森也连续7次加仓，希望返本。
在上述稳赚不赔的故事中有一个漏洞：按照指数进行加码导致资金上升很快，一旦把资金耗尽，就算是未来可能能赢，人们也没有实力继续玩下去了。
但连输7次的里森还在继续玩，他还能撑住。
这时，第8次到来了，并且影响更大：阪神大地震发生了。地震严重地影响了日本股市。人们检视股市，才发现日经指数多头的70%是被一个户头买走的。里森中弹了。他的中弹导致一家百年银行倒闭。巴林银行亏损了6亿英镑，2倍于银行可交易资本。
名气更小的华侨银行与巴林银行的情况类似，只是它赌的是利率，结果导致大幅度亏损，金额达到40亿元新台币以上（处理不良资产后，最终亏损15亿余元新台币）。
根据台湾《商业周刊》1996年1月的一篇报道，这次的衍生性金融商品巨亏和董事长蔡绍华的儿子蔡乃端有关。蔡乃端涉嫌“将亏损金额列入侨银账户，所赚得的钱则中饱私囊，事情爆发后，为了避免事态继续扩大，对蔡氏父子造成不利影响，因此蔡绍华亟思与涉嫌造成侨银巨额亏损的一家美国公司，尽快达成和解”。
这家美国公司就是雷曼兄弟。雷曼兄弟是华侨银行涉足金融衍生商品的推手，也与蔡家关系密切。由于在买卖中华侨银行欠了雷曼兄弟的钱，而蔡氏父子不希望和雷曼兄弟打官司，从而让自己的行迹暴露出来，所以才想尽快和解。
蔡氏父子的一系列腾挪惹怒了华侨银行的另一个股东郑周敏。郑周敏也是着名的金融玩家，甚至比蔡氏父子更加出名。20世纪80年代早期，早在“十信事件”爆发之前，郑周敏控制的亚洲信托就出现过一次危机，因此，对于蔡氏父子的玩法，郑周敏了然于胸。他警告蔡氏父子不能与雷曼兄弟和解，否则会将蔡氏父子告上法庭。
但蔡绍华与郑周敏随即达成了和解，通过幕后补贴让郑周敏闭了嘴。但和解后的郑周敏意识到华侨银行不可久留，于是卖掉股票，离开华侨银行。郑周敏将股票逐渐卖给了一位叫梁柏薰的人，这个人带给了华侨银行“最后一击”。
梁柏薰，房地产企业新偕中集团负责人。由于游资充斥，台湾的房地产一度高涨，梁柏薰因此赚得盆圆钵满，但1995年前后，台湾的房地产市场迎来了一次低潮，梁柏薰认识到如果要长远发展，必须玩金融，拥有自己的银行，才能在企业需要贷款的时候方便地拿到。于是他将手中剩余的房屋尽量甩卖，获得了40余亿元新台币的资金。他按照每股38元的价格，从郑周敏手中购买股票，从而成为华侨银行的大股东之一。
由于梁柏薰进入银行的目的就是内线贷款，因此，一旦进入华侨银行，就开始大肆从华侨银行贷款。他的到来原本是得到董事长蔡绍华支持的，但蔡绍华因为不满梁柏薰的作风，又转而反对他。此时，梁柏薰已经开始向华侨银行内部安插自己的亲信，从“中央信托局”请来了自己的代言人李东烈担任副总经理。
于是，双方的战争引起了一场告状，蔡绍华背地里搜集了梁柏薰不法的证据状告到“财政部”，导致梁柏薰超贷丑闻爆出。事后经过清理，梁柏薰超贷给其下属公司新偕中建设等的总额超过了50亿元新台币。
与此同时，梁柏薰也利用手中的证据状告蔡绍华。双方的斗法导致华侨银行问题全面爆发。不管是梁柏薰事件，还是金融衍生品交易亏损，华侨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已经下降到警戒水平之下，人们已经开始担心华侨银行是否会垮台。
1995年12月4日，华侨银行出现了严重的挤兑风波，国外银行也纷纷断绝了与华侨银行的资金往来。作为大股东的“财政部”这才意识到，是该处理华侨银行问题了。
入主侨银
1995年，“财政部”部长林振国找到了戴立宁，询问他应该如何处理华侨银行的问题。
这时的戴立宁已经担任了“财政部”常务次长。所谓常务次长，相当于大陆的副部长，但戴立宁曾经自我调侃：所谓次长，就是次一等之长；做什么事？专门做部长不愿做的事。与证管会时期的独当一面相比，次长的工作更加琐碎。
在戴立宁常务次长任上，台湾发生了两次着名的金融事件。从1995年7月29日起，由于彰化第四信用合作社传出高层涉嫌违法亏空公款的事件，民众纷纷开始从彰化四信提走存款，在短短数日内，提款总金额高达79亿元新台币。8月2日，“财政部”为了避免彰化四信挤兑事件扩大，冻结了彰化四信的存款，勒令停业清理三个月，并由当时的台湾省财政厅、彰化县政府、合作金库与中央存款保险公司共同成立了接管清理小组，接管了彰化四信，进行资产清理。
政府的做法本意是防止事态扩大，但停业造成了新的恐慌，彰化地区的民众不仅担心在四信的存款，甚至也开始担心放在其他信用社的存款，从8月3日下午开始，民众不仅在四信门口排队，也开始跑到位于同一街的彰化六信门口排队，挤兑的行动感染了越来越多的人，于是全县的金融机构都受到波及，很短的时间内，彰化一信、二信、五信、十信都受到了挤兑，尽管这些信用合作社并没有出问题。
员林、鹿港、东势镇的民众听说了彰化城内的行动，也开始在各自的农会门口排起长队提钱。
到了8月4日上午，挤兑事件已经扩及到彰化几乎所有的信用合作社、农会和渔会组织，一个信用合作社的挤兑事件向整个中部地区扩散，如果不加制止，会演变成全岛范围的金融恐慌。
对于监管者而言，此时最重要的就是站出来讲话，给予民众信心，保证每个人的存款都不会受到损失。手段则是由另一家没有问题的金融机构接管彰化四信，叫作概括承受，承担彰化四信的债务、资产和存款人。
但作为金融主管的“财政部”却迟迟没有动静。当时的“金融司”司长陈冲和主管金融的次长陈木在都没有站出来向民众保证，造成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
部长林振国找到戴立宁，询问该怎么办。戴立宁表示，处理信任危机只有一个办法，即让人们确信自己的存款是安全的，主管机构必须有人出来讲话做出保证。由于每天的11点半是台湾的午间新闻时间，如果不能在这之前召开发布会，让新闻将主管机关的决心散布出去，那么下午的形势会更加恶化。
在林振国的要求下，戴立宁提前半个小时召开了发布会，戴立宁面对记者将情况予以说明，表示合作金库会概括承受彰化四信，保证存款者的利益不会受到损失。如同潮水一般汹涌而来的恐慌又突然退去了，到了下午，挤兑风波已经结束。
与彰化四信的挤兑事件几乎同时发生的还有“国票案”。台湾三大票券公司之一的国际票券金融公司里一位年仅29岁的基层员工杨瑞仁盗用商业本票，冒他人之名领取了100亿元现金炒作股票。1995年8月，杨瑞仁遭到调查，杨瑞仁盗用金额之大引起了台湾货币市场的动荡。戴立宁虽然不直接负责，却凭借和媒体良好的互动关系，成了政府的义务发言人，将最新进展传达给外界。他相信透明可以驱散人们的大部分疑虑。
我们应该看到，彰化四信挤兑事件、“国票案”等案件开启了1995年之后的金融不稳定，从此以后，时不时就会有金融机构遭遇问题，而华侨银行之所以出事，也和当时的金融环境有关。
正是在一次次的事件中，林振国养成了遇到事情先咨询一下戴立宁的习惯，华侨银行事件爆发后，他再次找到了戴立宁。
对于林振国的询问，戴立宁思考之后，回答说，处理华侨银行有上中下三策。所谓上策，就是按照银行法的规定直接把它关掉。他认为既然金融已经开放，牌照已经不值钱，那么经营不善的银行垮台是必然的，监管者唯一要学会的是快刀乱麻处理好这类事件，保证存款者不受损失即可。中策是找一家银行把华侨银行合并掉。下策是找一个人去整顿。
由于华侨银行是台湾第一家民间设立的银行，负有“华侨是革命之母，让全球华侨归心”的责任，纵然发生了问题，也不可能轻易废弃，所以上策在华侨银行身上是不可行的。
至于中策，是找一家银行将华侨银行合并，但当时有实力的大银行都是省属银行，由台湾省政府指挥管辖，当时任台湾省省长的是宋楚瑜，以霸道着称，“财政部”根本指挥不动。中央直属的银行只有交通银行、中国国际商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四家，相对于省属银行，规模都比较小，未必有实力合并华侨银行，而且四家银行里最大的中国国际商业银行是上市公司，如果让它合并华侨银行，需要拿到董事会去讨论，光走程序就已经耽误了时间，错过了机会。这样，中策也是不可行的。
这样，只剩下策，派人去整顿是可行的。
林振国问道：“你去怎么样？”
戴立宁想了想，答应了下来。
此时，距离他到“财政部”任职恰好25年（如果从到土地银行任职开始算，则是27年），按照台湾的法律，25年就可以退休了。戴立宁25年前担任公务员就纯属偶然，任职期间所作所为不时引起争议，并不符合一个本分的公务员标准。如今，他已经是公务员中的最高级别，而台湾所谓的政务官他又看不上，恰好借这个机会闯一片新的天地。
他还认为银行业是一个比较容易赚钱的行当，之所以出现问题，只不过是因为“人”出了问题，只要规规矩矩经营，就不会再出事。
为了限制离任官员担任商业机构的管理职务，当时台湾正要修改《公务人员服务法》，加入了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公务员于其离职后三年内，不得担任与其离职前五年内之职务直接相关之营利事业董事、监察人、经理、执行业务之股东或顾问”。这项条文被称为旋转门条款。一旦拖到第二年（1996年）条款生效，即便离职，三年内也无法在华侨银行担任职务，于是戴立宁迅速办理了离职手续。由于开发基金是华侨银行的最大股东，戴立宁在“财政部”的支持下，以开发基金的代表身份，进入董事会，担任了华侨银行的董事长。
整顿侨银
燃眉之急
戴立宁整顿华侨银行的经历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解决燃眉之急，防止银行倒闭；二，改善存款结构，为了吸纳短期存款，思考如何为客户提供最大方便；三，由为客户提供最大方便，衍生出对整个银行的业务流程进行改造，提出全新的银行观念。到了第三步，戴立宁已经形成了自己对银行业的独特看法。
在进入华侨银行之前，他是作为一个政府官员、监管者来看问题的，进入华侨银行之后则必须作为具体银行的管理者，而戴立宁并没有太深的银行从业经验，他最早在土地银行只不过是一个小职员，没干两年就进入了“财政部”。当他进入华侨银行时，虽然人们早已经熟悉了他雷厉风行的作风，但仍然为他的经验感到担忧。
实际上，进入华侨银行之后戴立宁才发现华侨银行的问题比他想象的要严重。
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如何应对当前的危机：梁柏薰旗下的新偕中建设和尚锋公司都出现了跳票，亏空达几十亿元新台币；衍生性金融商品未清理，与雷曼兄弟的纠纷也没有平复；这两项加起来，华侨银行损失可能近200亿元新台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