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以后的走向也成了疑问，由于成立时就规定了10年的存续期，10年后，这些公司又再将没有处理完毕的不良资产重新剥离出来挂到财政部，而其本身将轻装上阵，或许还有上市的可能性。可以说，一次政策性的剥离造就了四大公司，而四大公司如今却想甩掉包袱，将不良资产重新交还财政部，这笔钱到最后很可能还是全民买单。而那群依靠公众资金孕育成熟的商人们却开始梦想着自己的地盘和钞票了。
与中国大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高成本相比，作为自负盈亏单位的华侨银行和通用电气资本公司都无法承担这样的大气魄，因此，设计出一种双方都能够利益最大化的机制才是根本。
为此，戴立宁提议，由华侨银行将不良资产剥离出来，但不是卖给通用电气资本公司，而是与通用电气资本公司合资成立一家公司，华侨银行以不良资产入股获得50%的股权，通用电气资本公司则出现金购买另一半股权。
但是这个价格并非最终价格，不良资产的价格事先是无法知道的，只有在处理过后才能知晓。如果处理价格高，超过了通用电气资本公司的出资，则通用电气资本公司再将差价补给华侨银行；如果处理价格低，则华侨银行补给通用电气资本公司。
这种根据资产的实际价值双方均分利益的方法得到了对方的认可，也可以给华侨银行直接带来上百亿元新台币的现金①。
然而，这件提议却有一个前提，就是华侨银行必须清楚自己到底有多少不良资产。此时，由于新的不良资产还从四面八方冒出来，戴立宁决定弄清楚这些不良资产是怎么产生的。
他发现，不良资产之所以大幅度增加，也和分行经理负责授信紧密相关。
由于分行经理负责制，每一个分行出现了不良资产时，经理层首先想到的不是上报总部，而是设法掩盖。掩盖的方式多种多样，比如，再借给对方一笔贷款，让对方可以用贷款支付利息，但实际上，这种滚雪球的方式却隐含着新的不良贷款，很可能不仅老贷款无法追回，新贷款又成了呆账。
直到事情恶化到无法掩饰的时候，分行经理们才不得不上报总行。
实际上，这是银行业的普遍行为，特别在台湾的官股占多数的银行里，由于银行董事长都是三年一调，即便知道了情况，他们也会当作没有看见，把问题留给自己的下任。
如果不是为了和资产管理公司合作处置不良贷款，戴立宁也完全可以像其他人一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没有看见。但此时，他却认为，自己担心的不应该是不良贷款多，而是不知道不良贷款有多少。
为了弄清楚到底有多少不良贷款，他下令分行经理必须向总行上报实际情况。为了提高他们的积极性，他规定在一定期限内上报的都会获得宽免，既往不咎，如果超过了期限则严惩不贷。一时间，各分行踊跃地将不良贷款记录纷纷上报。
与之对应的是，在戴立宁自兼总经理后，华侨银行的账面不良贷款大幅度增加，引起了董事们新的猜疑。戴立宁的措施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让人们丧失了信心。这件事连同他将银行IT业务整体委外给IBM，成为他下台的导火索。
2001年7月20日，华侨银行召开了例行常务董事会。在会议上，开发基金代表突然提议戴立宁请辞，他的提议得到了众人的附和。
最初戴立宁是作为“行政院”开发基金代表当上华侨银行董事长的，但此后他买入了华侨银行的股份，以自然人股东的方式再次当选董事长，将开发基金代表的名额让给了前总经理陈丽常和张庆堂。其后，在华侨银行增资时，戴立宁引入了新的股东——亚洲女首富、“小甜甜”龚如心，使她也获得了常务董事名额。
然而此时，陈丽常和张庆堂已经辞职退出了董事会，常董中只有龚如心支持他，属于少数派。知事已不可为的戴立宁请求回避，离开了现场。戴立宁以开发基金代表的身份成为董事长，最后又被开发基金强行解职，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第二天的报纸均大篇幅报道了戴立宁离职的消息。台湾《工商时报》报道：
（台湾“财政部”）官员也强调，戴立宁担任侨银董事长已六年，侨银前后两任总经理陈丽常、张庆堂也都是戴立宁自己找来的，当时开发基金对此并未表示任何意见，但这六年来，侨银资产品质一直下降，逾放比不断升高，若谓责任都是别人的，也讲不过去，戴立宁应自我检讨。官员说，以侨银的经营状况而言，“财政部”已多次协调改善，但始终未见成效，也令“财政部”深感挫折。而“行政院”开发基金身为侨银大股东也有责任改善侨银的经营缺失。
官员说，这六年侨银绩效不佳，外界声称戴立宁是龙困浅滩也罢，或心力憔悴也罢，他此刻离开侨银董事长职务，也是合理的。
更令倔强的他感到难以忍受的是，资本市场将他的离职看作了利好消息，当天华侨银行的股票竟然以涨停报收。当时人们普遍将华侨银行当作被并购的对象，而戴立宁则被认为是并购案最大的障碍，因此，戴立宁的离职导致人们看到华侨银行被收购的希望，使得华侨银行股票上涨。
另一家报纸指出：
对戴立宁的去职，市场人士解读为有利于日后侨银与其他银行合并，因而出现新气象下，吸引特定人士强力抢进。
……虽然市场一般认为，侨银出现连续亏损是戴立宁去职的原因之一，但戴立宁在银行合并案方面，对售价的坚持，以及合并后人事问题，使得侨银合并案一直无法完成，因此昨日传出戴立宁去职消息，市场反以利多解读。
侨银经营绩效虽尚待加强，但侨银是以外汇业务见长，2000年全年外汇累积承作金额高达305亿美元，排名全台湾40多家外汇指定银行中前十名，且海内外资产总额高达2602亿元，是岛内多家需要外汇业务互补性的银行积极合并的对象。
台湾《中国时报》的报道更揭示出背后的原因，也揭示出局外人是如何看待戴立宁关于IT业务委外的努力的。它讲了一个小故事：戴立宁的IT委外总费用为44亿元新台币（10年分摊），又成立一家台联金网公司负责，引起了董事们的猜疑。在董事会上，一位董事不经意地问了一句：这家台联金网公司的资本额有多少？戴立宁回答：6000万元。
一家只有6000万元新台币股本的公司，如何来承包44亿元新台币的生意？既然背后合作的对象是IBM，那华侨银行为何又要透过这家小公司？这些疑点深深地困惑着董事们。
《中国时报》认为，台联金网公司只有6000万元新台币股本的重点被“点”出来之后，成为开发基金火速动刀的导火索。
实际上，IT外包案在华侨银行的董事会和股东会都获得了无异议通过。台联金网公司是用来承受从华侨银行剥离出去的IT人员；而44亿元新台币的费用支付给IBM，看似高昂，按10年分摊下来，和华侨银行每年用于IT部门的费用相当。更何况因华侨银行业务的扩张，旧的IT系统已经不符合需要，必需改造。
很可能实质原因不是外包，也不是费用，而是严重影响到一些别有用心人的利益……
侨银后事
台湾金改始末
如果把戴立宁的去职放在当时台湾的政治经济环境中解读，对于侨银的命运将可看得更加清楚。
2000年台湾政坛发生了一件大事，陈水扁上台担任了“总统”，曾经的执政党国民党成为在野党，这就是所谓的第一次政党轮替。2000年前后，世界经济也发生了一次重大的事件：互联网泡沫破裂了，美国股市泡沫也随之破灭。代表高科技股票市场的纳斯达克从1998年10月7日的1449点骤升到2000年3月12日的5132点，之后一路下跌，当年底，纳斯达克的指数已经跌去了一半多，收于2470点；到2002年10月10日，更是达到了最低的1108点。与之对应，台湾股市也从2000年4月份的万点高峰下滑至年底的4600多点。
此时，台湾的金融业仍然没有从1998年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又担心进入另一次金融危机。
金融业开放10年后，垄断利润不再，本土银行的净值报酬率从1990年的24.79%骤降为2001年的3%，资产报酬率则从0.9%降到0.2%，一般的经合组织成员资产报酬率大约在1%以上。加上日益严重的不良贷款问题，使得台湾当局启动了第一次金融改革（一次金改），又称二五八金融改革方案。
所谓二五八金融改革方案（一次金改），就是要在两年内将金融机构坏账比率降到5%以下，银行资本充足率提高到8%以上。
可以将台湾的金融改革与大陆的作一个比较。同时期中国大陆的银行也陷入了呆坏账频繁的境地，但大陆使用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办法来剥离不良资产以对付呆坏账。
同时，中国大陆的银行业还是国有控股和寡占的，政府又有意压低利率，补贴银行，这与1980年前后的台湾很相似。这样的结果自然是出现了一个发达但不正规的地下金融市场。
从这个角度看，大陆的金融业发展比台湾晚了20～30年。
目标已经有了，如何达到这个目标？台湾当局选择了利用政府的指导，把金融企业做大做强的方法。于是各家银行合并频仍，纷纷成立全业务的金控公司。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局的主旋律是合并，根本不在乎价格是否合理，控制人是谁。这有点儿和当年大陆拍卖国有企业相似了，唯一的目标是卖掉国企，于是造成了一批批和官方有勾结的企业和个人发大财。
戴立宁倔强地坚持不能低价卖掉华侨银行，自然既不为政府所喜，也不为资本家所喜。加上由于政党的轮替，民进党上台了。生于大陆、主张与大陆发展经济关系的戴立宁在政府内已经失去了支持。他的去职也就合情合理了。
他的性格也不招人喜爱，国民党执政时期，他因为直言不讳被边缘化，比如王建煊当台湾“财政部”部长时，时人称他“王圣人”，印制了大量“六亲不认”标语挂在“财政部”办公室各处，谢绝一切说客。在王建煊手下任参事的戴立宁却不合时宜地写了一篇《关说解》发表出来，认为关说是人之常情，即便在民主国家，其议员其实也是各个社会群体的代言人，替他们说话。执政者应该做的不是禁止关说，而是注意不正当的关说，比如行贿。几个月后，他又写了一篇《六亲不认？》，调侃道：“最近突然随处见到些大书着‘大公无私，六亲不认’的标语，让人莫名其妙地、升起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并举春秋时期名相管仲评价齐桓公的三大奸臣易牙、开方、竖刁的例子，说他们为了邀宠于君，都做到了六亲不认，但正因为六亲不认，这样的人才危险到能够祸国殃民。最后，戴立宁还评价说：“法律不能违背人性和人情。在当前当局特别强调‘文化复兴、道德重整’之时，‘中央部会’竟然贴出了‘六亲不认’的标语，毋宁是件绝大的讽刺。”
由此，看过文章的人再看见了王建煊的标语，想到的不再是包拯，而是易牙、开方和竖刁。戴立宁在王建煊手下自然也得不到重用。只不过有一群尊重他理想主义的人支持了他，才给了他一显身手的机会。到了民进党执政时期，戴立宁又开始批评民进党的经济政策，由于政务官们都换了新人，也没人帮他说话。
戴立宁去职时，神秘地说了一句预言：“我是站中间唯一的石头，有一天你会看到一位骑士穿着黑盔黑甲，来拯救侨银。”他不肯再多讲。
继任者张钧（也是开发基金代表）也信誓旦旦地表示，绝不贱卖华侨银行。他同时还表示，身为公务员，他是一枚棋子，被放到华侨银行的位置上就要把华侨银行管好。
事实却是：几年后，华侨银行被卖掉，价格甚至不及当年戴立宁卖一半呆坏账的价格。也就是说，当年仅仅依靠不良资产从通用电气资本公司获得的现金就有175亿元之多，超过了卖掉华侨银行的总价。在继任者手里，当年与通用电气资本公司的协议自然没有履行，那些钱华侨银行也没有得到。
二次金改
关于侨银的最后存在以及被花旗银行合并，可以分为几个步骤。
首先，戴立宁离开后，华侨银行在亏损的泥沼中越陷越深，到了2004年，陈水扁当局正式启动了二次金改。一次金改的盛宴之后，台湾的许多银行和金融集团都变成了所谓的金控公司，同时经营银行、保险、证券等业务。
①最后，在后文描述的查证行动之后，华侨银行NPL总计约350亿元新台币，如果协议生效，华侨银行的NPL不仅归零，还可以从通用电气资本公司手中直接获得175亿元现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