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盘古开天辟地、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里，从后羿射日和夸父逐日的传说里，可以窥见中华民族坚如磐石的意志和想象力。夸父与太阳赛跑，大概是世界上最如歌如泣的比赛了。《山海经·海外北经》说，“夸父与日逐步，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晋代陶渊明欣然写下了“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走。俱至虞渊下，似若无胜负。神力既殊妙，倾河焉足有？余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文学大师巴金在《日》中赞叹夸父，“我怀念上古的夸父，他追赶日影，渴死在山谷。为着追求光和热，人宁愿舍弃自己的生命。生命是可爱的。但寒冷的、寂寞的生，却不如轰轰烈烈的死”。
中华文化基因秘而不宣，需要从民间故事中细心感悟。广为流传的白蛇凄美爱情故事反映出的中国人价值观及民族深层心理，是细心品读文化密码的重要途径之一。据说，一条白蛇，和一条青蛇在深山中修炼了一千年，能变人形，化为主婢，取名白素贞和小青，来到了繁华锦绣的西子湖畔，寻找人间的自由幸福生活。在清明时节，杭州城里一个药铺伙计许仙去灵隐附近上坟。归途风狂雨骤，难以步行，只得在断桥雇船回家。白素贞相中了许仙，在桥边要求坐许仙的船回家，许仙慨然允诺。在涌金门上岸时，雨不停，许仙将伞借给了她们主婢俩，自己淋雨回城。第二天，许仙如约前来白素贞家取伞，二见钟情，互相爱慕。终于由小青说合，二人当晚成婚。婚后，白素贞和许仙开了一家药店，施舍药物，为人看病，很受当地人欢迎，生活美满。
可惜，金山寺和尚法海对这桩姻缘看不惯。法海对许仙讲白素贞乃蛇妖，许仙将信将疑。后来许仙按法海的办法在端午节让白素贞喝下带有雄黄的酒，白素贞不得不显出原形，将许仙吓死。白素贞醒来，后悔莫及。她不顾千难万险，上蓬莱仙岛盗取仙草救治许仙，并与守护仙草的天兵拼打。天兵为白素贞救夫的义举感动，为她网开一面。法海将许仙骗至金山寺并软禁。白素贞前去索夫，百般哀求无效，反遭辱骂。她和小青无可奈何，于是就发动了虾兵蟹将，将长江水倒流，水漫金山，却因此伤害了其他生灵。白素贞因为触犯天条，在生下孩子后被法海收入钵内，压于杭州雷峰塔下。后来白素贞的儿子长大到塔前祭母，将母亲救出，全家团聚。西方文化中更多的是王子公主的爱情故事，还有吸血鬼文化，人妖界限分明。白蛇传说显示出中国人有坚持恋爱自由爱情至上的“梅花精神”，与其他国家文化，甚至与罗密欧与朱丽叶对抗家族反对的爱情故事相比，中国人有敢于突破“天条”和人蛇界限的无比包容的“牡丹精神”。
中华文化是有厚重的历史积淀的，需要一个大历史观来拨开重重雾霭。绵延一万年的中华文化，其生命力如此强大，充分说明了“梅花精神”。考古学证据表明，新石器革命于距今一万至七千年间在世界上6个地区独立发生。中华文化应该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有一万年，而不是通常认为的五千年历史，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化形态在商朝以前没有文字记载，但这不意味着没有中华文化。新石器时代早期，一个黄河部落首先点燃了农业革命的熊熊大火，经济革命造就了文明裂变，这个文明的火种撒播在中国大地上。新石器时代中期，炎帝族和黄帝族的逐渐融合，创建了炎黄部落。炎黄部落在黄河中游崛起，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迅速增长。在新石器后期，形成了中国各个部落的大统一，诞生了早期类国家形态，并与黄河洪水泛滥进行了多次艰苦卓绝的斗争，留下了大禹治水的英雄传说。商朝时中华文化就已经发展成亚洲诸文化形态中最辉煌的文明形态，而世界上其他文明的地基则出现了深刻的裂缝。美国考古学家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发现，“中国文化发展的连续性是独特的。其最显着特点是不曾中断的发展能力。这一特征似乎可以追溯到商代以前华北地区新石器文化中。”斯塔夫理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感叹道，“与印度文明的不统一和间断相比，中华文明的特点是统一和连续。中国的发展情况与印度在雅利安人、穆斯林、英国人到来之后所发生的情况不同，没有明显的突然停顿。当然，曾有许多游牧部族侵入中国，甚至还取某些王朝而代之；但是，不是中国人被迫接受入侵者的语言、习俗或畜牧经济，相反，是入侵者自己总是被迅速、完全地中国化”。在世界最初的几大文明中，只有中国在历史的消长起伏中，以其薪火相传的绵长文化传统，成为整个世界文明史中仅存的硕果。鲁迅曾精辟地用梅花作过一个比喻：“中国真同梅树一样，看它衰老腐朽到不成一个样子，一忽儿挺生一两条新梢，又回复到繁花密缀，绿叶葱茏的景象了”。
绵延一万年的中华文化，随着外界沧海桑田般的环境变化和冲击，历久弥新、与时俱进、创新包容，充分说明了“牡丹精神”。《诗经》中就有“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华文化创新求变精神，是从远古时期就开始的，有商代文字的发明，有周礼的繁盛，穿越悠悠老秦和强汉盛唐等时期，到宋明儒家的出现，再到近代“中华民族”概念在应对民族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中的横空出世，还到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建立和发展，演绎出了一个个文化不断创新发展的动人故事。例如，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命运多舛，这种突如其来的外部冲击导致了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文化觉醒。“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炎黄子孙”等文化概念如井喷般涌现出来，不计其数地见诸民族危亡时刻的书刊报纸，成为广泛使用的流行词语，成为号召与激励海内外华人共同抗战的一面旗帜，成为一个重大的文化创新，成就了“牡丹精神”。
“梅花与牡丹”缺一不可。只选择牡丹，不能真正代表中华民族命运多舛而又多难兴邦的历史；只选梅花，凸显了坚毅不拔的精神，却欠缺了代表中华民族曾几何时雍容大气而且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强烈渴望。唯有梅花与牡丹兼顾，才能在传统与现代中寻求平衡，才是传统文化精神的现代创新，体现中华民族的魂魄和人类社会未来可能的时代精神。
中国立场，国际表达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华文化复兴的大趋势为“中国立场，国际表达”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可遗憾的是，在全球化时代，中华文化还缺乏有渗透力的形象化的代表和国际化的表达，陷入“阐释的焦虑”。毫无疑问，中国有条件有能力为世界提供一个具有影响力和亲和力，且低调的文化身份识别。这关键在于文化创新。
中华文化能绵延万年而不衰，苦难辉煌、古老年轻、统一多元、稳健张扬、传承创新。既是威武厚重的“老古董”，也是嘤嘤啼哭的“新生儿”，即如此古老又如此年轻，既高度统一又海纳百川。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华民族有“梅花与牡丹”精神。
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是不可分的。中国的和平发展，协和万邦，就需要跨文化对话和沟通，就需要进一步增强文化国际影响力。“梅花与牡丹”为理解中华文化提供了一个确切而显现的身份代表，可以成为国际上了解中华文化的一个切入点。“梅花与牡丹”是中华文化身份的诠释与表达，可以张扬民族个性和民族魅力，为人类社会注入时代精神。
然而，自我陶醉于文化身份本身也会失去文化身份。敢于清醒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严重缺陷也是文化自觉的表现。中华文化一大遗憾就是缺乏严密的逻辑思维，直接后果是精于技术但很难发明科学。中华文化虽然不能孕育科学体系，但在教育中的加强数学和逻辑思维训练，能兼容数学与科学，这个曾在百年之前被人们深深忧虑的问题，现在已经峰回路转，否极泰来。中华民族将会以天生的创造力和后天学习而来的思辨力，在不久的将来会展现“科学大国”的卓越风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