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记载，“十一月，安禄山据范阳叛。是日，以京兆牧、荣王琬为讨贼元帅，仙芝为副。命仙芝领飞骑、彍骑及朔方、河西、陇右应赴京兵马，并召募关辅五万人，继封常清出潼关进讨，仍以仙芝兼御史大夫。十二月，师发，玄宗御望春亭慰劳遣之，仍令监门将军边令诚监其军，屯于陕州。是月十一日，封常清兵败于汜水。十三日，禄山陷东京，常清以馀众奔陕州，谓仙芝曰：‘累日血战，贼锋不可当。且潼关无兵，若狂寇奔突，则京师危矣。宜弃此守，急保潼关。’常清、仙芝乃率见兵取太原仓钱绢，分给将士，馀皆焚之。俄而贼骑继至，诸军惶骇，弃甲而走，无复队伍。仙芝至关，缮修守具，又令索承光守善和戍。贼骑至关，已有备矣，不能攻而去，仙芝之力也”。唐玄宗以“儒缓”将中国的“汉尼拔”高仙芝处死。在高仙芝枉死之前，《旧唐书》完整无缺记载了当时场景：“仙芝呼谓之曰：‘我于京中召儿郎辈，虽得少许物，装束亦未能足，方与君辈破贼，然后取高官重赏。不谓贼势凭陵，引军至此，亦欲固守潼关故也。我若实有此，君辈即言实；我若实无之，君辈当言枉’。兵齐呼曰：‘枉’，其声殷地”。从他的遗言可以看出，唐对叛乱毫无准备，“我于京中召儿郎辈”说明出潼关的军队是临时拼凑的，“虽得少许物，装束亦未能足”表明后期补给跟不上。
十二月，安史叛军占领东都，封、高二将退守潼关。不久，唐玄宗听了监军边令诚奏报，以“失律丧师”之罪处斩封常清、高仙芝。
丢失洛阳是严重的失败，不能完全归结为“枉杀”。唐玄宗改派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任兵马副元帅，领兵八万，进驻潼关。同年五月，哥舒翰冒险偷袭，中了埋伏，兵败灵宝，潼关失守。安史叛军突破潼关险隘，向长安逼近，“九重城阙烟尘生”。
长安的地理位置比后来北宋开封好得多，有洛阳和潼关两道防线。只要严防死守半年，安史叛军就会被瓮中捉鳖。为什么历史出现尾部风险？成由勤俭败由奢。大唐如西罗马帝国后期的民族精神，已经远不是“好乐无荒”，而是过于沉浸在百年积攒下的风华绝代中，社会和军队整体上失去战斗力，纵使名将云集，也无力回天。正如“盛世悖论”，民族精神中梅花元素的失落是根本原因。开元之治晚期，承平日久，包括唐玄宗在内的整个唐朝上下都丧失了梅花精神。唐玄宗改元天宝后，更耽于享乐，惰于政务，如《长恨歌》说“三千宠爱在一身”，“从此君王不早朝”，完全沉湎于酒色之中。不光是皇帝，朝廷上下都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民疏于战，毫无战略防御。史称，安禄山反讯传至长安，唐玄宗在华清宫宴请封常清，尴尬地承认，“旬日得兵六万，皆佣保市井之流”，表明士兵从未经过军训，就要出战。安禄山起兵后，在这短短的一个月内，就控制了河北大部郡县，河南部分郡县也望风归降，或互不相救。唐代书法家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有记载，“土门既开，凶威大戚，贼臣不救，孤城围逼，父陷子死，巢倾卵覆。”说明救援不力，或者根本不敢拼命相救了。牡丹虽好，但岂能没有梅花！
然而在这牡丹称道的时代却也绽放出一枝独自开放的梅花。这个人就是张巡。真源县（今河南鹿邑）令张巡率军民坚守雍丘。历史档案记载，睢阳之战，张巡以数千唐军，对垒数十万叛军。交战四百，斩将三百，破敌十二万，力守孤城半年。在存粮耗尽时，“士日赋米一勺，龁木皮、煮纸而食”，“罗雀掘鼠，煮铠弩以食”，“才千馀人，皆癯劣不能彀”。为了守城，张巡等杀掉自己的儿子，相互交换着吃。张巡的坚毅英勇使叛军延误时机，不能无所顾忌地南下江淮，为大唐卷土重来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机会。
电影《一九四二》对冯小刚来说是苦等了16年，反映了他作为导演的历史担当。我期待天宝十四年的故事早日被搬上银幕。只有在民族心灵深处深深刻下这一年的千古悲痛，才能使一个民族在牡丹时代永葆梅花精神。
民族精神“断层线”风险
全世界都听到，中华民族复兴的脚步越来越近了。马克斯·韦伯曾经说过：“任何一项伟大事业的背后，都必须存在着一种无形的巨大的精神力量。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精神力量一定与该项事业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密切渊源。”我们从不缺乏励志的故事、先哲的至理名言，我们需要的是激发流淌在我们血脉之中，却被冲散在历史长河的中华原创精神。这种原创精神就是梅花与牡丹兼备，略偏梅花的长期坚守。但是，人口结构的世代相传必然会有代际差异和冲突，可能导致民族精神传承的“断层线”。
黑格尔曾经写道：“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作家蒋方舟感叹道，“身为人类，最大的悲哀之一是永远受限于自己的时代”。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她的《代沟》一书指出：“整个世界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之中，年轻人和年老人——青少年和所有比他们年长的人——隔着一条深沟在互相望着……因此，人们可以问：‘代沟在变窄吗？代沟在弥合吗？’但是一条深深的、人工的沟壑是人类亲手所挖，它发明了一种技术把四十年代中期以前成长起来的人与此后成长起来的人分开了；这样的沟是不会弥合、不会变窄的。”
中国已经完成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历史性转变，已经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从高储蓄变为较高消费，从传统生产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从以“引进来”为重点的开放战略向全球投资转变。面对这些在较短时间内发生的重大转变，不禁使社会的传统智慧变化多端。由于人均GDP变化快，中国“代际”痕迹和特征前所未有的明显。在时代列车上，每一代中国人即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孤独感，又有“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英雄感。每一代都在一座塔斯马尼亚岛上，互相没有联系。正是“代际”之间如此卓卓不群和相互漠然，反而会有突然失去梅花精神的风险。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从而迎来了新的经济发展阶段，而此时50年代出生的“婴儿潮一代”要么刚刚步入经济生活，要么即将结束“上山下乡”并成为经济活动的主力；而60年代第二次“婴儿潮一代”开始进入社会经济生活的时期。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后迅速增长的新生人口是中国经济“人口红利”的主要来源。正是由于人口结构和快速的收入增长，使得这一代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而这也与目前我国高投资、高储蓄、低消费的发展情况相吻合。因此，我国当前的储蓄消费结构，人口等经济基础因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的两次“婴儿潮一代”主要生长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在改革开放初期进入社会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坚力量。虽然其中一部分人由于历史的原因无法获得高等教育，甚至正常的教学也被人为打断，但他们普遍接受了完整系统的基础教育。与之前的中国人一样，改革开放前的绝大部分中国人都是受到了两种经济体制、两种思潮的影响。特别是对于两次“婴儿潮一代”，在他们的价值观形成阶段，正处于新旧思潮碰撞、新旧经济体制变革的时期，现实环境和他们所接受的价值观之间产生了许多矛盾和冲突。这一代人，一方面有求知与变革的热情，但大多数人更愿意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待在一个安全的位置上；他们喜欢简单的人际关系，但往往表现出来的却是复杂的状态；他们喜欢储蓄、消费思想较保守、依赖经验，注重商品价值。从文化的价值取向来看，新中国成立后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出生的中国人，更多具有梅花特有的坚毅不拔、吃苦耐劳的精神，因此我们将其定义为“梅花世代”。
20世纪80年代的“婴儿潮一代”实际上是20世纪60年代“婴儿潮一代”的回声，2000年以来，第三次“婴儿潮一代”逐渐开始进入社会经济生活。虽然第三次“婴儿潮一代”也会进入婚育阶段而形成一个生育小高峰，但由于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人们越来越偏好于减少生育，这与发达国家（如日本）的“少子化”非常类似。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的结婚年龄大为延迟。许多人选择不结婚，离婚率上升，夫妇减少生育，全国生育率降低，而计划生育政策更是强化了这一作用。20世纪80年代的“婴儿潮一代”可以说是我国非常特殊的一代，也可以说是“独生子女一代”。在他们成长过程中，接受的都是新的观念和事物，更喜欢创新和冒险，对物质追求并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而这也恰恰是牡丹精神特有的气质。因此，我们将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生的人口，定义为“牡丹世代”。
根据联合国人口展望以正常生育率水平估计的结果，我国人口将在2026年达到顶峰，为13.96亿人。根据我们的估算，就是在这一年之后不久的2028年，1980年出生人口将首次超过1980年之前出生的人口。20世纪60年代的“婴儿潮一代”（1965～1973年出生）在这一年正好开始退出经济活动（64岁及以上），并在未来几年陆续退出经济活动。中国在2020年之后将主要依靠“牡丹人口”，也就是第三次“婴儿潮一代”。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中国未来的经济有着深远的影响。
2029年，“牡丹世代”将在劳动力总量上超越“梅花世代”。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代沟》中从文化的传递方式出发，将文化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型：前喻文化，即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第二类型：共喻文化，即晚辈和长辈互相学习；第三类型：后喻文化，即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但在大数据时代，“牡丹世代”比“梅花世代”更有条件和能力接触广泛的信息，知识结构更新，更早熟，但“牡丹时代”生活在幸福中，没经历风雨。中国社会处于“共喻”和“后喻”时代之中，“梅花世代”显然较难再扮演传统中的信息权威的角色。就像票房意外好的影片《小时代》是在定义一个未来，一个不同于以往大时代话语的未来，表现出“牡丹世代”的90后有着独立时尚，既有理性芬芳的追求也有令人迷惑的自由自在。
2039年，“梅花世代”的70后退休了。在中国经济的劳动力中，就基本上没有“梅花世代”了。2039年后，中国能否从“梅花世代”进入不忘“梅花精神”的“牡丹世代”？会不会出现民族精神代际传承的“断层线”？
诚然，肯定有少数“牡丹世代”具有梅花精神。但少数人有梅花精神，也很难改变同代大多数人的思想观念，产生“西瓜靠大边”效应。作家韩寒生动地描写了这种尴尬，“真理往往是在少数人手里，而少数人必须服从多数人，到头来真理还是在多数人手里，人云亦云就是这样堆积起来的。第一个人说一番话，被第二个人听见，和他一起说，此时第三个人反对，而第四个人一看，一边有两个人而一边只有一个人，便跟着那两个人一起说。可见人多口杂的那一方不一定都有自己的想法，许多是冲着那里人多去的”。
一个伟大的民族，是一个居安思危的民族。中华民族精神从“梅花世代”到“牡丹世代”传递中存在着严重的风险点。如果这些风险点不能提前避免和及时修补，“牡丹世代”如何应对那时中国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是个令人忧心忡忡的问题。
为什么要预警风险？“王庆悖论”告诉我们如果大家都意识到风险，就很可能没有风险了。我期望唤起人们对“盛世悖论”的注意，始终不懈地保持梅花精神，打破大国兴衰的历史周期，开创一个长期繁荣昌盛的复兴时代。经济学家科斯说过，中国人的奋斗也是人类的奋斗。我用英国历史哲学家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结尾的一段话表达超越“盛世悖论”的深远意义，“如果中国人真正从中国的历史错误中吸取教训，如果他们成功地从这种错误的循环中解脱出来，那他们就完成了一项伟业，这不仅对于他们自己的国家，而且对处于深浅莫测的人类历史长河关键阶段的全人类来说，都是一项伟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