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的北宋改革家范仲淹、王安石，以及明清之际的大学者黄宗羲几位，在我看都属于梅花精神超强的知识分子。王安石位列唐宋八大家，却一生敬佩法家商鞅的事迹与人格，王安石的果敢和坚毅、不近人情也使得自己在朝廷上非常孤独、缺少人缘，这位千古改革名相也留下了脍炙人口《咏梅》诗一首。王安石身后，他的对手们，也包括理学家朱熹等都一起攻击他“性不晓事”、“囚首丧面而谈诗书”。黄宗羲的长相和读书的样子应该好过前辈王安石，他不仅留下《明夷待访录》批判专制制度，也给后代留下爱梅咏梅的“恋梅情节”故事，《七夕梦梅花》一首中就有“梅花独立正愁绝，冰缠雾死卧天阙。孤香牢落护残枝，不随飘坠四更月”的名句。
早期的儒家大师们对于梅花与牡丹精神分寸拿捏都较好。孔子虽然主张“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其一生坎坷经历与磨难充分体现了困学敏求、坚毅不拔的梅花精神，但孔子也一贯是持有“食不厌精”、喜欢音乐、欣赏美色的生活态度的，这才会留下“子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多次拜会美貌南子等故事，这才会在编辑《诗经》一书中留下许多动人的情歌。孟子在齐国的学宫中虽然生活不愁，但还是留下“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大丈夫爱憎名句，为千古知识分子梅花气节的写照。
这两种基因精神平衡把握的变味该是从宋朝王安石之后的朱熹等理学家起始。一方面，主张“内圣外王”的程朱子们对牡丹精神把握发生偏差，提出了“存天理、去人欲”的伪命题；另一方面，在宋朝物质文明高度发达、佛教消极意识泛滥的氛围下，知识分子在“格物致知”的修身中丧失了不少实践改革的梅花精神。尽管朱熹本人在与朝廷抗争中不屑为官，还保持了一定特立独行的气节，可理学后辈们却完全丢失了儒家传统中承载的两种平衡的文明基因，而演化为缺乏生命的“八股文”游戏，进而堕落为明清专制统治下的礼教。中华文明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境遇也走入几千年历史的最低谷，一直长达800年之久。
在今天，在改革开放30年取得举世瞩目的物质建设成就之后，如何发扬梅花基因精神、平衡好牡丹精神再次成为下一代中国人文化复兴、走向全球文明融合的关键。有理由相信，梅花牡丹精神的复兴与光大将指导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人处理好大同道路上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的关系。
中华文化的内在张力
财政部国际司 孙大海博士
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多极的。一种文化所包含要素的罗列，仅仅能极其有限地标识这一种文化的特质。中华文化的身份认同，不在于中华文化中包含了什么要素，而在于这些要素以什么样的方式处理相互之间的张力，从而在一种动态平衡中体现出怎样的相对性特征。当代很多人关于寻找自身文化身份认同的探索，往往易于陷入要素罗列，而在对于张力的把握上不够。这一缺点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本身对于文化的理解力还不够，无法通过直观有形去体会直觉无形，二是仍然有一种“中央帝国”心态在复活，潜意识里在追求一种静态而固定的标准模式以为天下范。在这一背景下，姚余栋着《梅花与牡丹——中华文化模式》，其中对于牡丹精神和梅花精神之间的张力，有着非常深入的论述，充分体现了中青年知识分子在追寻文化身份过程中的成熟心态和现代性精神。
《梅花与牡丹——中华文化模式》一文中特别提到“盛世悖论”问题，并且以唐代经安史之乱由盛转衰之事为例，说明一个国家或民族以梅花精神开创了牡丹时代，但在牡丹时代逐渐消磨掉梅花精神，进而陷入停滞或危机。“盛世悖论”即是梅花精神与牡丹精神的文化张力及对于这种张力的处理方式之一例。读来亦有所感，故不量轻薄，赘言几句。
任何一种自成体系的东西，如果自己构建得很圆满了，就会具有很强的生命力，自然会对其他的东西产生更大和更有效的张力，牡丹之于梅花就是这样。这一张力并不必然就是排斥力，但的确可能被处理成为排斥力。张力是客观存在的，而排斥力是主观导致的。把牡丹精神对于梅花精神的排斥说成是一种必然，的确是有点诿罪于天了。但是正是这份诿罪于天的心理，体现了我们主观上一定要把张力处理成为排斥力的态度。这个态度，就是我们在不自觉中自我塑造的一种文化身份。恰是这一文化身份认同，才必然导致一些宿命式的情节。再回头看这些反复出现的情节时，牡丹精神对于梅花精神的排斥以及“盛世悖论”时一样，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尽了这样的人事，就该是这样的天命，不要忘记了自己作为剧中人所做的事情，而以观众的心态把一切都说成是与己无关的宿命。品尝一个苹果不会自动创造出一个新苹果，但是品评文化就是在自动创造一种新文化，这也算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之一义。围绕文化模式问题，很大程度上，认识即是创造。
由于决心把牡丹精神对于梅花精神的张力处理为排斥力，那么自然牡丹时代会销蚀梅花精神。关于这一点，《梅花与牡丹——中华文化模式》一文中已经对于唐代由盛转衰有详细的描述与分析。我们未能容纳和驾驭这一张力，只能以排斥进而削弱甚至消除一方来消解相互之间的张力。梅花是一种很消瘦的存在，梅花精神本身就是一种在不完美的世界里生存的精神，是一种残缺境界下的美，所以往往要论为被牺牲的一方。于是，牡丹精神变为不受到外在张力威胁的存在体系，形成了一个自营自足的静态均衡。
但是这一完美状态，是以丧失生命力为代价的。安史之乱的原因和意义并非唐玄宗、安禄山、杨国忠甚至有早死的李林甫等具体个人之间的恩怨，某种意义上是趋于完美的盛唐体系无法再继续吸收和整合新生的边缘力量。先看安禄山叛乱初起时承担平叛任务的三位将领，高仙芝是高句丽人，哥舒翰是西突厥人，封常清来自世戍西域的社会最底层，均是唐朝早期吸纳的来自边缘的精英力量。再看到了安禄山崛起时，本来也是循了这个路子的。后人说安禄山天生狼子野心、几十年心怀叛志委身谄唐，在演义和评书里讲是可以的，论史则没有多大意义。安禄山竭尽全力却只能先危栖于李林甫足下，后见恶于杨国忠之侧，并非是个人恩怨，体现了唐朝已经无法容纳新生力量的结构性矛盾。
正视和承认文化张力及其价值，并且处理好这一张力，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张力的存在，是对于彼此的撕裂，暴露了我们永恒的不完美，以及对于更美的持久追求。拿捏对待好这不完美，是处理好文化张力的关键。看历史上各种群体的命运：衰落中的人们把追求完美作为求得拯救和解脱的途径。从未崛起的人们以固守甚至张扬不完美作为扞卫自身尊严的防线。崛起者不以自己的不完美为意，而更在意创造新的美。不以不完美为意，则这种不完美便在心外，就无法渗透扎根成为自身文化的内在基因。持久繁荣时期的人们，则不以完美为意，不否认不完美，依然在意创造新的美。这样的人们，绝不允许某种特定的不完美持久，也绝不相信不完美这一状态本身是可以消除的。
最后说一句题外话。如果能够怀了这样一种张力的心态看唐朝，我们的视角也许会有更多新的收获。唐朝立国大约300年，实际上安史之乱后唐朝的持续时间还要略超过安史之乱前的时间。即使是安史之乱前的137年里，也并非全是盛世，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之间，即使算上武则天，好日子也不过一百年。但是人们只记得这一百年，安史之乱后的历史是一团雾水，只隐约记得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似乎是这个时期的。这一种选择性记忆，体现了我们作为当代人对于牡丹和梅花张力的无所适从。唐盛世的香风里也不乏了清苦和血腥，玄武门之变是否让人们想起罗马的狼性基因？唐衰世的惨雾里也依然燃起明亮的灯火，韩愈37岁在县令任上所作《原道》、《原性》、《原人》等文，是否让人们感到了兼合命理与心性的文化复兴的潮声？
经济转型时期的文化思考
中关村民政局 黄伟
经济转型不是企业转产，它本身具备丰富性和独特性，包涵促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和共同进步。
历朝历代对文化都有自己的实用性，即“各取所需”，我认为正是这种连绵不断的实用性，也许在历史的沿革中，丢掉或淘汰很多东西，但保留下来的确是“精华”，这好比烹饪中的煲汤，用微火煮的时间越长，汤味道就越浓、越鲜、越美，回味无穷。余栋先生把这种文化“精华”比喻成“梅花与牡丹”精神，折射出中华民族“勤劳、智慧、勇敢、善良”的品格。这是“梅花与牡丹”的精髓，对中华文化的比喻和阐述，非常准确。她具有：生命的力量。梅花与牡丹都是植物，都有生命力，国人喜爱，世人羡慕。梅花无论生长环境多恶劣，都能“凌霜斗雪，迎春开放，风骨俊傲，不趋荣利”。乃国人坚贞不屈，坚韧不拔之精神。牡丹素有“国色天香，花中之王”的美称，乃国人高贵坚定，卓尔不群之品质。
“梅花与牡丹”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单摆浮搁的，而是温故华夏人几千年有文化的发展历史，从人类生存环境，地理变迁，生活磨砺，生命力量，社会变革，国人喜好，文人赞美的融合与交汇中，客观而深刻的提炼。甚至国人血管中流淌的血液都含有“梅花与牡丹”的“因子”。因此，这种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文化的传承。中国文化中有一种说法“用道家之机敏做人，用儒家之中正做事，用佛家之超脱修心”，梅花与牡丹文化模式，不仅包含道、儒、佛的文化精髓，还有中国文化与国外文化的碰撞、借鉴与交融，更有时代的呼唤。正如余栋先生讲的：“中华文化复兴不是复古，而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同现代生活结合中创造的飞跃，并引领人类社会的时代精神。”因此，“梅花与牡丹”文化就凸显了“大气庄严，雍容富贵”。
时代的魅力。我们生活在一个经济和科技全球化的时代，在享受着科技成果给我们带来现代生活方式的同时，还感受到了时代的“浮躁”。很多人为生存而过分打拼，为享受而过分沉沦。时代的主旋律似乎极度热情奔放，但细细听来，确实还缺少一些震撼心灵的文化的音符。时代给我们带来太多的时髦和流行，使人眼花缭乱。
我要说，给时代注入“梅花与牡丹”精神，是我们这代人的社会责任，义不容辞。我们不排斥所谓的**丝文化“活在当下”，它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形式，一种潮流，但是它总还是缺乏时代责任感和与时俱进态度，不是中华文化的主干，因此，无法同“梅花与牡丹”PK。
弘扬梅花与牡丹精神，就是弘扬时代的主旋律，弘扬改革与创新，传统与文化，进步与发展。
因此，我也要尽微薄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