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广州亚运会对小爱来说又是一场与第二故乡相逢的机会。亚运会开幕之前，福原爱有一次跟其他日本国家队员、教练等轻松坐着聊天的时候，被中国电视台跟踪拍摄了。她拿着一张纸和一支笔，写着“我爱亚运会，我想奥运会”，从中不难看到她此刻激动的心情。我当时祈祷，她在北京奥运会后紧接着迎来的幸福时刻能够好好发挥自己的潜力，享受故乡的体育盛典。
我听着她对中国媒体提问的回答，发现，她的普通话好像又进步了。说内心话，从中国话的表达能力看，对我来说，福原爱是个“可怕的对手”。真的，从与中国打交道的身份认同来说，我把小爱作为一起奋斗的同胞来看待的。我们唯一的不同是，福原爱跟东北教练交流多了，实际上说的是半个东北话，她的中文就“土”一点儿；我在央视评论多了，实际上说的话不得不是半个官方话，我的中文就“正”一点儿。
11月14日，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A组的一场小组赛中，福原爱率领日本队以3-1战胜了中华台北队。比赛中出现的福原爱让球的“插曲”却在赛后引起了各方争议。在与中华台北队选手黄怡桦的对决中，福原爱明显占据上风，尤其是在比赛进行至第二局时，福原爱未失一球，将比分一直打到10-0，就在福原爱手握局点将要送蛋对手的关键时刻，她却故意发高球出界，主动送给了对手一分，最终以11-1拿下了这一局。
福原爱似乎模仿了她好姐姐张怡宁以前温情的一幕。此番“让球”举动后，在现场赢得了观众的掌声，却也在赛后受到颇多质疑。有媒体评论说，“在竞技体育的赛场上，运动员本应该尊重比赛，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的潜能，胜固惊喜，败亦欣然”。
在赛后采访中，福原爱对此做出解释，“自己不能打对手11-0，‘吃鸭蛋’会让对手很难看”。这无疑是她在赛场上做出的“人性化”选择，也比较符合日本人做事的风格。反对的声音不要紧，任何文化作风都有矛盾的一面，希望小爱能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
之前，由福原爱率领的日本队以0-3的成绩败给中国队。对此，福原爱表示：“与中国一战我完全打不出自己的水平。光从分数来看，虽然是输了，但我觉得还是打出了一些好球的。”
福原爱终于真笑了。
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女子团队比赛上，福原爱率领的日本队首次夺得了奖牌，还得了银牌，虽然在决赛中败给中国队，但在半决赛中强有力地打败了新加坡队。
我从自己上小学的时候开始在电视上看小爱打乒乓球的情景。
如今，我也在电视上看了长大的福原爱接受电视台采访的光景。
她说，“我打乒乓球，已经20年了。我这些年的奋斗，终于有了回报。只要努力，梦想成真。”
我虚心向她学习。
日本年轻人要走出去
2011年11月26日，我参加了东京大学“驹场祭”，做了一场主题演讲。
本活动是东京大学驹场校区一年举办一次的，由大学生自己打造的节日盛典，有学术讲座、体育活动、文化节目等，内容丰富多彩。“学园祭”也是穿梭中学、大学的日本校园文化的象征。
这次的主题是：“年轻人如何走出去，该怎样成长？”东大的教室变成了人海，除了东大学生，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等学生，还有众多向往东京大学的高中生以及其家长在场。
日本至今未能走出“失落20年”。“3·11”大地震发生后，社会依然缺乏活力，难以把坏事变成好事，年轻人更无法认识到“危”中有“机”。主流媒体天天讨论“日本年轻人为什么一直向内看，而不向外看，生活在自身世界里，而不主动走出去，在广大的国际社会寻找谋生机会？”对此，年轻人始终没有给予带着行动的回应，而在沉默中过日子。
与其教理论，不如讲故事。我跟在场的学子们分享了我18岁单身走出去，从没钱、没朋友、没中文的“三无状态”走进中国。
“没什么不安，从零开始嘛，一张白纸有力量。高中时我想去联合国工作，成为国际化人才，去中国时有点担心有可能被‘赤化’，那毕竟是社会主义国家。没想到，北大相当国际化，留学生宿舍勺园初步实现了联合国。在中国推进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我不知不觉地成了在主流媒体写作、评论的人。环境改变人，时代造就人。但愿大家也能感受到这些。”
同学们反驳：“在国内也可以好好过日子，出去不一定能找到工作。日本比国外和平。”这是日本年轻人普遍持有的观念。与中国、韩国等学生相比，日本年轻人缺乏危机感、好奇心和向心力。
我说，“你们在国内不是很郁闷，找不到自己的快乐和动力吗？那你可以走出去看一看，会有很多发现。日元不是在升值吗？对旅游留学有利啊。日本人去哪里都不用护照。不要以为如此方便的护照从天掉下来的。现在不走出去，何时出去？即使出去后什么收获都没有，你们失去什么？对我们来说，走出去是低成本、低风险、高收获、高回报的事情”。
“富二代”离“剩男”多远？
“在日本最有可能成为‘剩男’的是富二代，很正常。
富二代是依靠父母留下来的人脉财产谋生的，比啃老族还丢脸。一个男人没法靠自己，只能靠父母谋生，哪个女人愿意嫁给这些无能的男人？他们只有金钱，没有别的，魅力、能力、魄力都严重欠缺。我到中国后发现富二代最受女人欢迎感到惊讶，这个社会有问题。”
中国朋友们告诉我说：“加藤，前一阵子你发的微博引起大争议，你怎么回应啊？”
我是彻底的IT外行，不太会操作微博上具体、复杂的功能，包括转发、回复、评论等，平时也不习惯做。我做事不是为了引得第三者的好评，而是为了说服自己。说的社会一点，作为一名“第三者”，向中国所谓的主流社会和舆论环境提出一些与众不同的问题意识属于理所当然，否则本人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我只能对朋友们说，“我没什么回应”。
不过，微博毕竟是微博，只能用140字来表达，过于简单，易于片面。相信，有微博做不到，专栏做得到的事情，就从多媒体角度出发进一步解释一下发这条微博的意义和背景。
首先，我不得不承认中国网民想象力的丰富和精明。“剩男”也好，“富二代”也好，许多词汇或概念，我是来到中国后才接触到的。在日本，连类似的说法都没听说过。很有趣，我是拿中式的思维来反观日本社会，并对两国的社会现象进行对比。中国实实在在、时时刻刻地影响着我，既可怕，又感激。
“剩男”凭什么“剩男”？
一个男人对异性的要求过高，因而始终找不到合适的对象，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不可否认。但我想，大多数“剩男”是因为自己不够有“魅力”，而不被女人理睬，这种找不到不是主观，而是客观的。
在日本，最普遍被女人认为“不够魅力”“很丢脸”，甚至“愚蠢臭味”的男人是那些依靠着父母留下来的财产和影响力、人脉和资源的人，尤其是那种大胖子。这帮人，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的话，应该是属于中国人所表述的，或所理解的“富二代”。
我相信，不少中国人，尤其是有良心和智慧的人，不管男人还是女人，都或多或少从“讽刺”的角度去谈富二代，其思维背景几乎是跟日本人一样的。这不是嫉妒，而是讽刺。在他们眼里，那些只能靠父母谋生来吸引异性的人值得同情，并内心想着“我千万不要成为只能靠钱吸引女孩子的大胖子”，或“我千万不要嫁给那些只有金钱，毫无魅力的大胖子”。我不否定，中国社会也有既有人格魅力，又有金钱财富的“富二代”。这当然是最好了，有钱总比没钱好。至于能否得到有魅力的富二代的青睐，就取决于女人的努力和魄力了。
内心与表现、愿望与现实，往往是互相脱离的。以讽刺心态观察的旁观者不用说了，我还是相信，连“富二代”当事者们都或多或少抱着一种愧疚感，甚至罪恶感：“我只能拿着父母留下来的、现成的东西去取悦女人，真是没用的男人。”或者说，“我在背叛自己的心声去嫁给这位无能的富人，真丢脸。”
但做不到。
因为，“这个社会有问题”。在中国社会处于快速、复杂的转型当中，尤其年轻人总是没有安全感，压力太大。上学，就业，结婚，来自父母的、学校的、社会的……中国青年出生至今一直面临着高度的紧张状态，因此，长大之后，倾向于想方设法、不择手段地去寻找一点能给安全感的对象，人也好，物也好。
富二代的安全感是“我有钱”，嫁给富二代的女人的安全感是“我将有钱”，当今中国社会就是在拜金主义与互不信任的蔓延下强有力运转的。“富二代离‘剩男’最远”是极端不健康、脱离本质的一条逻辑，但如果放在当今缺乏安全感、充满压力的中国社会去思考，我想也是正常的了。
不过，富二代也好，嫁给富二代的女人也好，倘若连上述一点愧疚感或罪恶感都没有，而不知不觉、开开心心地宣扬“富”，行使“嫁”，只能说，这个社会更有问题了。
中国人有看病的权利
在中国的十年期间，我目睹了中国社会经历的改革历程，很幸运。
每年的新春是政治的季节。
“两会”闭幕的时刻，我经常感慨，党和人民对“民生”的意识和需求已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峰。在数不清的民生议题当中，医疗——用更习俗一点的话讲，“看病”，对大多数老百姓说是体会最直接而深刻的。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城市居民还是农民，看病对一个人的生活永远意味着基本需求。我认为，如何完善“看病体系”必将成为中国民生改革的核心。这也是我对2011年中国“两会”的最大关注点之一。
我在中国看过四次病——北大校内医院、北医三院、同仁医院以及前年去西藏自治区考察的时候，因高原反应很严重，为补充氧气去了当地农村的小医院，住了半天的院。在中国看病，给我留下最直观的印象为：医院等于人海。我不是专家，不懂得具体、专业的医疗体系如何。不过，在中国任何城市的医院里，我们都能明显感觉到一个事实——供不应求。
中国的寿命水平不断提升，卫生环境正处于发展中，坦率说，还没达到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看病的需求依然是庞大的。与此相比，医院的规模和医生的数量，在我看来，明明是不够充分的。
中国医院里面的“软件”设施与日本截然不同。我很惊讶，在中国看病是需要挂号的，而且要挂几次号。在此耐人寻味的过程中，还要排很长的队，令人困惑。那些老头老太太是有着足够的时间，无所谓，大部分时间里扮演闲人的角色，很早就到医院门口排队，还带着笑容。但像我们这样年轻一代，工作忙碌，生活压力大，不可能为看病本身而付出太多时间和精力。一目了然，排队过程较为混乱。人们不太讲究秩序，只考虑自己利益，而不太习惯为整个医院的和谐环境而着想。我在北京的医院看到的是个人主义，而不是集体主义。
在日本看病，到了医院后，我们也要注册，这应该等同于中国的挂号。每一个患者都有“诊察卡”。一般看病的前几天给医院打电话预约一下，然后带着卡准时到医院。卡号已在医院电脑系统里登记好，不需太多解释。看病对医院、医生、患者等所有利益攸关方来说是动态的过程。前面患者看病看得长一些，或短一些，下一个患者到医院后要等上10分钟，这些情况属于家常便饭。但一般来说，预约好的时间和实际看病时间之间的误差不会超过半个小时。
诊察卡是拿医疗保险这一日本每位国民所享有的公共物品申请的。这是国民的义务，保险是为使得国民生活变得更加安稳、安心、安宁而存在的。那么，别说政府要求，每一个国民都主动通过公司或个人渠道去申请它。据我所知，如果一个人在企业上班，每个月从工资里扣除不到百分之五的数额，而看病时，患者所付出的费用大概为实际诊察费的10%-30%，根据不同的年龄，承担不同的比例。劳动者承担多一些，退休后的老年人少一些。
在日本看病，患者一点压力都没有，不用排队，按部就班去注册、看病、结账就可以了。这是程序化的过程。保险体系也相对完善，每一个国民看病不害怕，不逃避，不焦虑。围绕看病体系的所有利益攸关者都“心里有数”，这一点很关键。
日本的一些经验值得中国借鉴，中国人也有安心看病的权利。解决供不应求等硬件建设之外，医院里的预约、挂号等软件措施有待一步步改善。最后，所有合法的国民都能享有国家赋予的、比较公平的保险，从而能够安心看病，度过安宁的日子。
在我看来，这是未来中国看病体系的基本方向。
中国媒体的新闻专业主义
我正在家乡伊豆写此文。
明天是2011年4月11日，是日本大地震、海啸整整一个月的日子。我一会儿将从家里出发，坐车到灾区进行报道与观察。我将抱着真诚的心态，亲自了解一下真相是从哪来的，真实是往哪去的。但愿将来有机会能够跟中国读者朋友们分享我的抗震救灾体验。
这一个月以来，中国媒体对地震、海啸、核泄漏的日本“复合型危机”的关注度格外高。不管是电视台、报纸、杂志还是互联网，事件发生后，不少媒体立即申请签证，把记者派遣到灾区现场去进行报道。我收到了无数电话和邮件，内容高度一致：“加藤，我们报纸打算派记者到现场去，你有没有什么建议，或能否介绍什么熟悉当地情况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