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有些同学很自卑，觉得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甚至无路可退。但我告诉大家，不管是以色列的、法国的、美国的、新加坡的、埃及的、韩国的还是日本的，当今其他国家的你们同行们都很仰慕着你们，羡慕着你们能有这么快速发展的土壤和庞大的市场以及无限扩大的机会。许多国家、社会早就失去了你们正在面临的这种活力和动力。你们要记住，不是所有国家的年轻人能面对像你们这样的浮躁、迷茫和纠结的。难道你们不幸福吗？如果是我，我会很幸福。”
我也指出一些问题。在当今积极挑战国际交往的中国大学生圈子文化里，狭隘的民粹主义与盲目的崇洋媚外引起我的关注，这两个极端或这两者的并存状态是很危险的。不少同学一方面天天抱怨“他妈的西方不了解中国，中国人是不欠美国人的”，另一方面在心理上觉得“西方的体制就是好，那里的大学就是先进的，中国的国情反而是糟糕，在这里生活是不幸的！”
我想，对于即将走出校园、走向社会的大学生们来说，在转型中的社会环境和不确定的国家未来当中，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和灵魂是极为重要的。在信仰相对缺失的时代，我们需要不断地去回答“我是谁”的价值问题。每一个中国公民都能相对理性地回答“我是谁”的时候，才是中国真正崛起的时候，才是外国人真正开始恐惧中国的时候。
大学生怎么谈恋爱？
告别艰难的高考，拿到录取通知书，走进校园。新生们对大学生活充满着希望和期待。毕竟从小学-初中-高中走向大学这一青春阶段，终于感到“解放”。离开父母身边，追求独立、自由的生活。而最令人兴奋的，应该是谈恋爱。
北大学生对谈恋爱的激情绝不亚于对求知的渴望。中国大学生通常在校园里解决“衣食住”，遵守着中国大学的传统生活节奏。对我来说则是够新鲜的：早上起来到食堂吃早餐；吃完后到教室上课；下课后到食堂吃午餐；接着到空教室自习、看书；吃晚饭后再上一门课；九点后回宿舍与同屋聊天；十一点熄灯后睡觉。北大本科生基本上都四个人住一个房间，每一个学生不太可能在寝室里谋求什么“私生活”，只好“互相监督”。
由于这些“特殊原因”，学生们只好在校园里，而非宿舍里寻找与女友或男友的浪漫时空。同学们在有效的时空里尽可能满足、表达爱情的姿势很令人钦佩：尽量选修同一门课；两个人都没课时找个空教室一起看书；每一顿都一起吃；在宿舍-教室-食堂间的移动时间内、公共场所上，两个人始终手拉手，这时拥抱，那时亲吻。
日本大学生面对的青春生活与中国大学生有着很大的不同。最大的差异在于“住”方面。在日本，除了能够从老家上学的当地学生外，外地学生一般都在校外租房住。因为大部分大学在校园里不具备自身的宿舍，即使有所具备，也绝不可能满足所有学生的需求，只能针对一部分家庭条件困难或体育特招等学生服务。
凭我感觉，住在宿舍里的外地学生应该不到全体学生的10%。对于住在校外的学生来说，除了上课、在图书馆查资料、去咖啡厅与同学聊天、在食堂简单吃便饭等外，活动地点都在校外，即“充满诱惑”的社会空间。它是相对宽松而自由的，因此，对谈恋爱本身不抱有像中国大学生那样“压抑”或“迫切”的态度。与住在宿舍的中国学生不同，日本学生随时能确保私人空间。
他们怎么谈恋爱？
与中国学生相同，毕竟从高中走向大学阶段，终于离开父母，获得了自由，大家对谈恋爱表示格外的激情。不过，谁都随时能保证自由环境，所以男女学生之间谈恋爱的情景没有那么集中、显眼，反而比较分散、低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因为大部分学生住在外面，一般跟其他大学的学生之间的交往也相当普遍，如此一来，与其他高校的男女生谈恋爱的情况也相应变成普遍的了。
至于中国大学生在校园里展开的“三大表现”——拉手、拥抱、亲吻上，中日大学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拉手是能看到的，毕竟是男女朋友，在校园、商店、游乐园还是教室里，“牵着手走路”的情景随处可见，但却很罕见拥抱和亲吻。除非是晚上某公园的某角落，周围人看不到为前提。大家一般不太可能在公共场所不顾周围随意拥抱或亲吻，这些行为的确到自己房子里再说了。
书店等于超市，书籍等于大白菜？
有一天，我去北京西单图书大厦。
偶尔路过附近，顺便去逛逛，了解最近有哪些新书，消费者关注哪些书，还有，自己新书被摆得怎样，被卖得怎样。
书店是社会的缩影。
它能告诉我们，社会正在流行什么、酝酿什么，人民正在重视什么、缺乏什么。更吸引我去书店的，则是书店的气氛，那种能够令人感到正在接触知识、吸收营养、积累思想的氛围本身，或许才是书店应有的内在价值。
逛着图书大厦，虽然以前也有所感觉，但此次开始对书店更加持有怀疑。书店本质上是买书和卖书的商业场所，供应和需求之间达到平衡，图书市场才可持续。从此角度看，难免感到，书是否太多，大家能买得了、看得了那么多书吗？如今又是网络能够给百姓提供图书内容的时代，大家更不愿意买书了。“书太贵，越来越贵”的声音也听了很久。
这是表面现象，与时代、市场状况息息相关。在我看来，更加内在而严重的是，在书店，售货员也好，消费者也好，都不把书当回事。
首先是大家对书店秩序的不尊重。那些大型书店已经彻底变成了大型超市。售货员对消费者的态度相当恶劣，不认真对待读者。我问，“我正在找XX书，能否告诉我它在哪里？”，对方很冷漠回答，“我不知道，你问问那边的人，或用电脑查询”。女售货员没有具体指哪一位人，也没有告诉我电脑的位置。难道消费者处于劣势吗？要那么对供应方客气吗？与其被那样对待，不如不问，自己寻找。售货员与消费者之间缺乏根本的沟通。
大家为什么随便坐在地上看书，还待那么久呢？“没钱买”是你的问题，那样一整天坐着看书既阻碍其他消费者正常购物，也影响书店秩序。售货员为什么不注意、不提醒他们不可以在这里坐着看书呢？难道每一个书店有统一规定允许消费者那样做吗？还是变成书店的“潜规则”了？那样做能为国家贫富悬殊产生的弱势群体提供生存空间吗？问题性质绝不是短暂的经济发展，而是长远的社会秩序。
其次是大家简直把书看作大白菜一样对待。随便放来放去，投来投去，翻来翻去。难道你能那么迅速判别一本书的价值吗？看了封面标题，看了封底价格，就决定要不要吗？我看着售货员和消费者都轻易而无情对待书的场景，作为一名图书的作者，感到悲伤，过意不去。作者的信念和心血被抛弃到哪里去？作者、售货员、消费者理论上应该是“三位一体”的，但现实是，三者之间没有任何健康的沟通。出版社和编者则困惑着看待此现状，从中获利。
我决定以后尽量不要去那些大型书店，影响情绪。也开始更加认真地思考写书的意义何在，那些在书店发生的泡沫现象，何从何去。
我上次回日本，逛着位于东京涩谷和丸之内的大型书店时，也产生了一种感觉：书太多了，根本不知道该买什么书、看什么书。好像缺乏有效信息使消费者明白如何与图书打交道。不过，书店保持安静和秩序，售货员很礼貌，消费者很客气。大家也很慎重而自然地对待书。
我只是摆出亲自看到的事实，进行对比而已。
读书是公民一辈子的事
就像产业结构、治理模式、外交风格等一样，中国的教育体制也似乎正在遭遇着结构和观念的双重瓶颈。
我原来就知道，中国政府把教育看得很重，认为搞好教育是国家的根本利益；中国家长把上学看得很重，认为孩子上不好学，就没有出路；中国老师把高考看得很重，认为高考是证明学校实力的唯一途径；中国孩子把文凭看得很重，不拿好文凭，人生就失败。
不过，情况正发生着一些微妙但深刻的变化。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不需太多讨论，中国只能走“以人为本，靠人发展”的道路。但在国家经济快速转型，众多社会矛盾集中凸显的复杂时代，老师、家长及孩子们越来越意识到“文凭不是绝对管用的，不是所有问题都能靠上学来解决的”。
在“劳动市场不需要那么多大学生”的时代，文凭也好，上学也好，这些玩意儿的价值逐步遭受质疑，连“文凭不过是一张废纸”“上学无用论”等极端言论都纷纷出现。我认为，中国人近年以来围绕“如何让孩子成长，如何培养人才”的争论颇有意义，没什么标准答案，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本着上述的问题意识，2011年7月16日，应中山日报报业集团的邀请，我走进了第三届中山书展，做了一场以“读书是公民一辈子的事”为主题的讲座。至今走过不少城市，说实话，适合读书，即拥有读书氛围的城市不多，但我想中山是与南京、杭州等一样罕见的，有可能成为“读书城”的城市。生活节奏慢，绿化程度高，适合养老，毕竟是孙中山先生的故乡，市民对文化传统的认同度也相对之高，令人欣慰。
我在讲座中强调：“我不是成功的读书人，甚至是失败的。在日本的18年没怎么读书，没看过教科书外的一本书，来到中国后狂补，今天又碰到了如何吸收和输出知识之间的失衡，接下来要充电，沉淀下来积累知识，建立价值体系。”
什么是读书？
这个问题很复杂，一言难尽，可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买书不等于读书是肯定的。记得，在日本上中学，尤其准备高考期间，周围心里焦虑不安的不少同学动不动就跑到书店买那些灌输学习方法的参考书，买到后感到安心，不知不觉以为“我正在读书”，不知道在中国有没有这种现象。
在我眼里，“阅读图书”和“与人交流”这两块无疑是读书的核心组成部分。不落实这两点，什么也谈不上。因为，若不把你所吸收或积累的书本知识转换成自己的言语去表达出去，并与他者碰撞，那无法建立自己而非别人的思维方式和知识结构。另外，就像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曾指出的那样，“人是社会的动物”，一个人活在当下是动态的过程，那么，我们平时经营生活、参与社会的状态中，“感受”、“观察”、“思考”、“探索”这四种要素应该也成为一个人读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想跟中国年轻人分享的是，只有这样立体地读书，我们才能慢慢建立理性的判断能力，在信息爆炸——什么也是，什么也不是——的无序时代，不被那些真假、善恶混淆的信息和环境淹没下去，正确判断我要什么、能做什么、想做什么、不想做什么，逐渐回答“我是谁——Who Am I？”的核心价值问题。
总之，读书是公民一辈子的事。
《建国大业》观后感
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国庆过去了。
我在电影院看了《建国大业》。之前看过此片的多个中国朋友劝告我“最好不要看了，没什么意思”，我就决定不看了。但后来又觉得，它毕竟是“国家”趁着新中国成立60周年国庆制作的纪念片。对我这个老外来说，则是更深层地了解中国的机遇。无论其政治目的多深，商业利益多少，文化水准多高，我还是要看，应该不会白看。所以我就去看了。
看完了。印象很不错，不像周围中国朋友“鼓吹”的那么差。我的审美观和理解方式肯定与中国人不一样。我毕竟从海外的角度去解读异国现象，抱着好奇心和新鲜感，否则有何意思呢？对于《建国大业》，我也抱着同样的姿势。
这部“献礼片”是以毛泽东等开国元勋们联合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等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组建新政府为故事主线的。毛泽东和蒋介石明显处于对立。与前者不同，后者始终未能解决“举党一致”的问题。蒋介石最终只好放弃“夺取政权”的目标。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毛泽东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我在这里不展开讨论影片的真实性如何。今天的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有以政治的方式宣传历史的目的；总导演韩三平作为艺术家有以个性化的方式解释历史的权利。我作为一个来自外国的外行，就不干涉内政和内幕了，就谈谈很直接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