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业余研读近代史之余,尤爱收集轶闻遗事,积以时日,集腋成裘,这便是本书的由来。轶事一向为传统史家所重,虽常见于稗官笔记之书,不为当今所谓的正史多所撷取,但它无疑又是最具历史底色的。对这些历史的“碎片”,司马迁曾在《管晏列传》中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着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太史公之论,提升了轶事对于史学的作用和价值。故后代的史家大都留意对轶事的搜求整理,并有人编成专书,与正史相参,以补正史的不足。
这本书主要选取了与北洋系相关的15位将军轶事,时间跨度为晚清与民国时代。历史本是人和事的集合,事因人起,人以事存,书中所辑侧重人物言论与史实细节,体例则为史料性笔札作品。书中记述的北洋将军事迹,均收辑自近代史料、笔记丛刊、馆藏档案、口述回忆、历史传记、论着等,文艺类作品一概不选。其旨在拾遗补缺,辑残存轶,以传述人物言行,兼及晚清与民国时代的许多重要史实。因所涉史料有文言也有白话,且叙述风格不一,为求得相对和谐,除人物言论外,在不违背原意前提下,大多进行了改写润色。近代笔记、杂录及文集汗牛充栋,编着者虽耗时数年,因受学力、眼界所限,亦难巨细毕具,网罗无遗。至于对同一人物、同一事件的记述,即使时人所述,常常也会莫衷一是、诸说并存。若论见仁见智,辨明真伪,还是留给读者自己吧。
说到近代中国,常绕不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语。“大变局”中最扣人心弦的高潮一节,无疑是民国初年的这段历史。帝制倾覆而共和肇建,中国处于急剧的大转型中。内忧外患方殷,奇劫大乱已至,人物却竟兴迭起,正所谓时势造就英雄。肇端于19世纪末、崛起于辛亥革命之际的北洋集团,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也无疑是那个时代的骄子。这个统治中国16年之久的政治军事集团,曾经的荣枯兴亡、聚散离合,演绎出了荡气回肠的历史乐章。随着北洋时代的终结,其后却愈来愈被政治化、概念化、妖魔化了,使曾经的辉煌褪尽,只剩下耻辱与罪过。当今天的人们即将迎来帝制终结与“共和”之始的百年,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窥见到历史的某种延续性,即使对“北洋军阀”这样一个已被污名化的群体,他们对制度“革故鼎新”的尝试,直接或间接地启示着今天正创造的历史。北洋时代又何尝不是历史链条中的一环,勾连着逝去的旧王朝,又接续了共和新时代。如果仅用“反动军阀”一语便将其勾销,怎能不令人为之唏嘘!走笔至此,不由想起钱穆先生曾说的话:“所谓对其本国以往之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那么,我们对历史该有怎样的温情与敬意呢?
回望历史,在宏大的历史叙事观照之下,去聚焦作为个体的历史人物不同命运、际遇与选择,将历史还原为细节,让人物重归于人性,去体察百年中国的跌宕变幻、云诡雾谲。在民国初始武夫当国的时代,北洋系军人固能称雄于世,自然与它的人才之盛密切相关。一代枭雄袁世凯编练新军,开启了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先河,其间着名人物,沉雄刚毅如段祺瑞,圆融大度如冯国璋,敏达淡泊如王士珍,忠诚无畏如吴佩孚,才气纵横如徐树铮,等等。他们在政坛军界,或纵横捭阖,互争雄长;或吊民伐罪,励精图治,各自书写了多姿多彩的人生传奇。同时这些亦新亦旧的人物,又充满着复杂性和多面性,以致他们在千里涌泻的时代潮流中逐渐淡出。今天我们评说其是非功过,不应受政治成见的影响和时人毁誉束缚,唯有“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方能洞悉人性本真,见到历史真相,了然成败因由。
历史虽已消失在辽远深邃的时空中,深入它的隐蔽之处并非容易。昨天的那些“事”,总是扑朔迷离地隐伏于历史的尘埃之中,有种种疑障与重重迷团。历史的细节虽然为我们提供了发现真相的钥匙,但打开这扇门,仍需“下穷碧落上穷天”,
钩沉求索而不止,才会认知历史发展的关节脉络所在,为后人提示有价值的殷鉴。我们对于历史的任何看法,其实对于它本身已无意义,但对于我们今天却十分重要。换言之,对于历史的态度,并不能改变历史本身,却能够改变我们自身。以这样的态度谈史论事,公允而宽容地对待我们的先人。
这就是我们对待历史的最大的温情与敬意吧!
杨潜2010年5月于烟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