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博友发帖说“该叫你爷爷了吧”，我看差不多。我1936年生，眼看就73周岁了，博友们大概才20来岁，若是在街上向我问路，叫我声“爷爷”，没叫差辈吧！
还有位网友说，玩电脑，上网，都是青年人的事，不少青年还不会呢。我这么大年纪了，还玩这些时髦的洋玩意儿，还建博客写博文，着实让这位博友吃惊不小。的确，比我年龄大的年龄小的我的同事我周围的人，绝大多数在过着打打麻将，玩玩扑克，冬天拿个马扎儿在墙根晒晒太阳，夏天在树荫下摇摇蒲扇这样的生活，对我这样整天关在家里玩电脑很不理解，甚至很是不以为然。
我倒觉得，退休后年届70找到了电脑这玩意儿，顿觉自己进入了一片新天地，自己的生活发生了质的变化，好像重新开始了一段生命历程似的。2005年夏我刚买来电脑，主要是用它来打字，在上边敲文章。在我敲完了我那30余万字的个人文集后，我上网了，进而又在不同网上建了三两个博客。这一来，我又有了进入新境界的感觉，现在是一天不上几次网，觉得这一天像没了生命似的。
我是个教书的，自1960年秋开始，直到1996年退休，在这30多年中，除了假期，我天天和青年人在一起，特别是长期当班主任，可说是和青年人朝夕相处。学生一茬一茬送出去，自己由青年教师渐渐成了老教师，而自己的工作对象却总是年轻人。老厕身于青年之中，好像自己的生命也染上了“青”色，有一种永远年轻的感觉。一旦退休了，离开了青年人，顿时觉得自己像一棵草到了秋天，褪去青色，枯黄了……
在经过几年的苦闷和挣扎之后，突然又在网上混迹于青年人中了，我又可在博客上和青年人说说话，让他们读读我写的文章，看看我拍的照片，同时也听听青年人在和我说些什么，看看他们青春靓丽的倩影，感受一下他们蓬勃的朝气。我仿佛又回到了退休前的那种生活，又可用他们的青春染“青”我的生活，我的生命了！
当然，我时时在提醒着自己，不要让自己变得老气横秋，染上暮气，从而去影响了青年人。自认为，我的观点、我的思维，还蛮能与时俱进的，相信不至于那样。但我的文字，不会也不喜欢青年人那种调子，我写不来那种东西，也不想写那样的东 西。
（2009年4月26日于平度文丰居）
春树桃李何所图
晚上，我的1985级七班学生姜维义请我到青岛路上的“小盖”餐馆吃饭，去的学生还有姜飞、赵海青、尚琳琳、李正波。原来是在黄岛的尚琳琳开车回来，到南村拉上在那里工作的姜维义在回城的路上临时定的今晚这小型饭局。
1978年春天我从乡下调来平度一中，到1996年退休，共任过4个班的班主任：1977级一班、1978级三班、1981级六班、1985级七班。另外1980级三班当了两三个月后我就被借去县教研室办的复习班教课了，这一班就可略而不计了。
这几个班的学生待我都很好，尤其是我最后当班主任的1985级七班学生，与我交往更频繁一些，经常请我相聚。倒不在于喝几盅酒，主要是一种情谊，一种深厚的师生情谊。就像孩子，日子多了不见父母，他们有种需要“常回家看看”的情愫，这叫我十分感动。
在那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时代，教师是个没人爱干的行业，“家有半斗粮，不当孩子王”嘛！改革开放之后情况变了，教师成了令人羡慕的职业。有的人是着眼当教师收入稳定且不算低，一年又有两个长假，我着眼的却是能教出一些没忘了我的学生。别的行业生产出的产品它不认识你，譬如建筑师和工程师，你盖起些高楼大厦，它们不会去看看你，你想它们了，只能是你跑去看看它们。到了那里，它们不会向你握手鞠躬，相反，你还得低头哈腰地走进去，好像是你去膜拜它们一样。教师就不一样了，教师的“产品”是些有思想有感情的人，有感恩之心，会一辈子感激你对他们的培育之恩。有骂领导的，有骂上司的，有骂其他什么人的，你可曾听见骂老师的？不能说绝对没有，可也能说基本没有。不但不骂，还会常常地来看看你，不时地请你一聚，就像今晚我的学生之与我一样。
自从西汉年间文学家韩婴在他的《韩诗外传》中拿“桃李”比喻教出的学生以来，至今“桃李芬芳”、“桃李满天下”这些赞美老师的说法经常被人们运用。韩婴在那本书的卷七中说：“夫春树桃李者，夏得阴其下，秋得其实。”其实韩婴这个比喻太功利主义了。辛辛苦苦地教学生就是为了有朝一日乘他们的凉吃他们的果实吗？一般教师都不是这样的。教他们的时候，只怕误人子弟，一心要教他们学好做人，学好本领，将来有点出息，根本就不想将来沾他们的什么光。要是图将来沾光，对那些品学欠优明知道将来无光可沾的学生往往费心更多，这作何解释？
说什么也不贪图，只为为国育材，这未免调子过高了，我贪图的是将来他们还想着自己，能抽空来看看我。当然，不指望全部，教一个班，能有几个做到这样，也就于愿足矣了。
（2009年4月27日于平度文丰居）
故乡行
昨天刚从老家回来，很疲惫，很困倦。两三天没写博客了，晚上想写一下这次故乡之行，只写了一行就觉脑子像钟表没有弦了一样，发动不起来，于是作罢。今晚脑子清醒一些，重写。
写故乡，照例要写一下故乡的变化。这次回去虽离上次回家仅隔半年，但看到的变化真是不小。回家的第二天清晨，和妻到村里去转转，想给她指点我童年生活的地方。沿着向西的大街走，走着走着，眼前突然出现了一片平地，以为是走到村西头了，见远处有零星的一点房子，以为那是西边邻村的房舍。而我在小说《蓝池小屋》、《蝶儿》中反复提到的那座“小南门”，“蝶儿”家所在的那条巷子，在《我的兄弟姐妹们》中描写过的我家的老宅，通通找不到了，承载着我儿时美好回忆的那些巷陌、农舍，通通不见了。我心里一阵怅惘，伫立在那里，半天心里不是滋味。
幸好，一个本家弟弟站在不远处。经他指点，我才知道了我家老宅、小南门等等的位置，但也只是些“位置”。
多少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有钱了，纷纷盖新房，而新房都不愿在局促的老宅那儿翻盖，都在村南村东另由村里划地盖又宽又大的新房。新房盖起来了，老宅一般不拆，年青人结婚到新房里住，老头儿老太太还住在老宅里。老人渐渐的少了，有的为使老人发挥余热看顾孩子，也有把老人接到新房里去的。这样一来，村里的那一片低矮的老宅空起来了，有的已经墙倒屋塌，老村里一片破败景象，惨不忍睹。
今年以来，年轻有为的村支书王君恩与开发商联系开发老村的土地，把村里的旧屋拆掉，不多的老人迁出，当然，这都按农民满意的办法办理，于是，老村的街巷农舍通通不见了，我作品中时时写到的那些老景没有了。
这当然是一种进步，没有了那些老景，却能出现一片崭新的景象，这是好事。至于我再写作品要用到的那些场景没有了，并无关系，因为那些都印在我脑子里的“底板”上，永远不会消失。
（2009年）
叶圣陶的一个“缺点”
今晚在网上读了刘原的博文《叶圣陶与蒋介石的那些事儿》，文中说叶圣陶拒绝了蒋介石的宴请，表现了一身凛然正气。还说他在几十年文坛纷争中不是主角，连配角也不是，在那些害人的事件中，都没他的事，等等。总之叶老是个完人，找不出他的半点缺点。
叶老的道德文章，我一向是十分佩服的，刘原给了他这么高的评价，我是赞同的。若刘文不是说他一点缺点没有，也就罢了，刘文说他完美无缺，倒引起了我的一段由于年代久远已变得相当朦胧的回忆，那回忆的内容应该说是叶老的一个“缺点”。
那是上世纪60年代初的事，我那时刚当教师不久。刚从高校毕业分来当教师的，大都不是很安心教学，常常是不知吃了几碗米的干饭，想入非非，不安心当一辈子孩子王。我好不容易说服了自己，安下心来当教师，甘愿尝尽教师的酸甜苦辣，就在这时，我读到了一本《中国新文学史料》，那上面登有叶圣陶的日记。叶老是教师出身，在年轻时进入商务印书馆当编辑以前，一直在小学和中学当教师。我读的那日记，正是他当教师时写的。记得那日记中极尽能事地写当教师的乏味、无聊、苦恼、郁闷，整天和一些无知无识的顽童绞在一起，简直是浪费青春，无意义地耗费生命。具体内容记不清了，反正中心意思是这样。
不读还好，读了这日记，像找到了知音似的，叶氏那厌恶当教师的情绪，一下子撩起了我好不容易安抚下的不愿当一辈子教师的心结，变得不安心起来。
可是不安心又有什么用？还不得照旧教下去。叶圣陶那些话，很起了拂乱我心的作用，是不是因此影响了我的教学，我忘记了，反正带着那样的情绪，是教不好的。但是，那段时间不长，以后就忘掉了那日记，安心教下去了，一直教到了退休。
是怎么摆脱了那日记的影响？是我自己想过来的。在我读了叶氏的《倪焕之》等文学作品，教了他的《多收了三五斗》、《夜》等文章后，我想，人家是叶圣陶啊，能写出这么好的文学作品，当然不愿当教师了。若真的当一辈子教师，一天到晚和孩子讨力气，就未必有个叫叶圣陶的作家了。找个教师容易，找个叶圣陶，难啊！而我，算什么？像我这样的平庸之辈，有个教师当着就不错了，还能干什么？而人家叶圣陶也幸亏了他厌恶当教师，才走上了当作家、当编辑的道路。若他一辈子像我一样只求当好教师别无他求，中国现代文学馆院里也就不会有叶圣陶的铜像坐在那儿了。
但今天看到刘原这则博文，还是触起了我的一个想法：人无完人，作为著名教育家却厌恶当教师，叫人心里总还有点疙里疙瘩，所以我在这里针对刘文指出叶老一个不算什么缺点的缺点。
（2009年5月1日于平度文丰居）
有一帮老友
上午我在家接待了一下老朋友杨新民。
杨新民是平度的名人，参与过创办平度县报工作，主持过平度县志的编纂，执掌过县政协文史办并编辑了多集《平度文史资料》，又曾为平度广播电视作出过很大贡献。他20几岁就出过不少作品，后曾为张文秋（刘谦初夫人）、乔天华、陈波浪（常溪萍夫人）、王景坤等老革命捉刀写过多篇回忆文章。他足迹遍全国，认识很多名人，尤其与老革命、大学问家罗竹风是挚友。杨新民朴实厚道，为人正派，谦和平易，很早就是有口皆碑的平度文化名人。
我蜗居乡下半生，无缘结交名人，对杨新民，自然是只闻其名，无由识荆。直到我在平度一中教他女儿了，大概这时他才知道我。有一年他到北京参加一个学习班，当时我已退休在北京孩子那里闲居，他不知怎么知道了我的下落，打电话约我同游潭柘寺、戒台寺，这才算有了交往。以后不知怎么越来越熟，竟至于成为朋友了。
这几年他到青岛做“寓公”去了，很少回平度，每当回来，必来看望我，我很觉出彼此间的真挚友情来。今上午，突然打电话，说要来看我和我的同事李树先生。我赶忙洒扫以待。一会儿他和李树来了，我忙把珍存的“大红袍”开封沏好，3个好友品茗闲谈，心中惬意极了。
常听人说，人上了年纪，需要“四有”：有一个老窝（有房子住），有一个老伴，有一个老底（得有足够的积蓄或稳定的退休金），有一帮老友。越来越觉得这四者缺一不可。比起前三者来，老友看似可有可无，其实没有是不行的。这关乎精神方面的问题，人老了，最怕孤独，而解决这问题光有自己的妻子儿女是不行的，只有老友才能给自己精神上的慰藉，才能使自己觉得是活在社会上，活在人群中，才能觉得精神上有所依托，才能觉得活得有些意思。
可惜我的老友不是很多，甚至还够不上“帮”，但曹子建有诗曰：“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辛稼轩也说：“知我者，二三子。”今天来访的新民李树，就是这“二三子”中的一“子”，这也就很够了。
（2009年4月29日于平度文丰居）
我与季羡林大师的一面之识
今天中午打开电脑，一则噩耗映入眼帘：上午9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季羡林先生在北京301医院辞世，享年98岁。
季羡林，字希逋，又字齐奘。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梵文和巴利文专家、作家。精通12国语言。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科学部委员，曾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季羡林被人尊称为“国学大师”、“学术泰斗”，是“国宝”级的人物。
大师的逝世，引起了全国学界的震惊，人们以无比沉痛的心情悼念大师的离去。我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学退休教师，又不懂他研究的学问，仅只读过他的《留德十年》、《牛棚杂忆》和几篇散文，照说不会引起心情的多大异样，但我心湖里却分明地有种老熟人突然走了的波动，生出许多痛惜来。
原因是我见过这位大师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