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有一方人的持质与秉性。胶东也不例外。笔者生在胶东，长在胶东，对胶东人有些一知半解，这里姑妄言之，诸君姑妄听之。
黄县人
秦设郡县，就有黄县（今龙口市）。秦置黄县是胶东半岛上历史最为悠久的县之一。黄县自古“境内人稠地狭，民多逐利四方”。黄县人以“勤学业，敦名义，善经营”而著称。黄县人的经商是“存在决定意识”的有力注脚，“黄县嘴子”、“黄县套子”是“形式为内容服务”的突出表现。
历史上，黄县人经商的主要地区在东北、北京。在沈阳，有“先有‘老天合’（黄县人开办的商店），后有奉天城”之说。黄县人在北京主要是开粮店。自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之后，北京城里人口激增，米店粮铺应运而生。黄县人经营的这些粮店大都是代客买卖，本身并不需要雄厚的资金，所讲究的一个是信用，另一个便是经商的手段，这也是黄县人“善经营”的明证。黄县人经商，沉着老练，遇变不惊，稳打稳扎，处处为营。地处齐鲁，他们又受传统的齐鲁文化影响，特别是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影响，在“诚信经商”、
“重利更重义”等口号下，走出了一代一代的商人巨贾，成为“鲁商”的典型代表。
“逐利四方”的黄县人练就了经商的头脑，练就了能说会道的“黄县嘴子”。经商需要与人打交道，那些三棍子打不出个屁来的闷葫芦，那些“嘴笨得像棉裤腰一样的人”，是做不了买卖的。关于“黄县嘴子”，人们比较认同的出处是，黄县人卖光板皮袄。有道是卖什么吆喝什么，黄县人边用手扑簌着毛皮边说：“你看看这毛！”没想到皮货陈旧，毛絮纷纷落下，见此情景，黄县人便翻过来拍拍皮子，嘴里说道：“你看看这皮子！”没想到皮子竟然裂开口子，正在人们普遍认为，黄县人这下可没话说的时候，没想到，黄县人竟将裂口处一掰，将碴口递到人们面前，理直气壮地说道：“你看看这碴儿！”随机应变地本事真让人叹为观止。
“黄县套子”的说法不一。有说是指经营套路有一套，有说是指待人接物讲客套。无论指哪一种，都与经商有关。无论是在生意场，还是在交际场，言辞彬彬有礼，举止文雅得体，是大多数黄县人的共性。虽然有人对黄县人的客套颇有微词，但黄县人的公关交际能力，公认是首屈一指的。黄县人能说会道的“嘴子”，讲究礼仪的“套子”，那是融化在血液里，渗透在骨子里的东西，不是什么人随便就可以学到的。在经济十分匮乏的年代，我曾在黄县人家中做客，同样是民间交往，同样的经济匮乏，一碟面酱，一棵大葱，一碗咸菜，黄县人必定切成段，切成丝，装在一个个干干净净的小盘子里，吃饭的碗筷也擦拭得一尘不染，显得精致而婉约。不像我的家乡招远，面酱盛在陶瓷碗里，大葱剥去外皮，整棵横陈盘中，显得粗狂，不修边幅。
在胶东，蓬（莱）黄（县）是一个语音体系。同样的话语，从黄县人嘴里说出来，就显得婉转悦耳。而在黄县的语音体系中，我发现，黄县话语中的一些字眼显得比较婉转。如“有没有”三个字，到了黄县人的口里则变成了“什有？”，简洁明快，而且音调上分别是一声和二声，如此读来，就显得十分的婉转和悦耳。同样的一个疑问句“有没有肉？”在黄县人那里就成了“什有由（肉）？”“什”和“肉”的卷舌音没有了，但是后两个字的三声转二声让人听起来悦耳中听。
黄县人的精细表现在各个方面。经商自不必说，就是种地，黄县人也是讲究到了极点。20世纪70年代，笔者曾在县政府机关工作，每年都要被派到农村支援“三夏”或“三秋”，我们曾不止一次地到黄县参观学习黄县人种小麦，且记住了至今难以忘怀的八个字“埂直如线，土细如面”。当我们一行人站在黄县人种的麦田边上，看到数十米、乃至上百米长的麦田埂，就像几何图上的一条直线，再低头看一看麦田里的土，真的就像过过筛子一样，一般粗细。同行的一些老庄稼把式哑口无言，只剩下竖大拇指的份儿。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有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经商做买买是一件不怎么光彩的事，“千买卖，万买卖，不如回家弄土块”，这是大多数农民的共识。打击投机倒把，割“资本主义尾巴”，肯定让黄县人很不爽，很压抑。改革开放以来，黄县人经商做买卖，发展经济的聪明才智火山般地爆发出来，黄县人在发展经济上的大手笔、大动作接连不断，南山、丛林等企业集团在黄县大地上迅速崛起，动辄数十亿、数百亿的经济规模，每每令人叹服。最早进入全国“百强县”行列，财政收入连续多年名列全省前茅，真令黄县人扬眉吐气。管他“嘴子”还是“套子”，只要不昧良心不违法，又能挣到“票子”，就是好“嘴子”，好“套子”。
做自己的买卖，让别人说去吧！
掖县人
在胶东，掖县（今莱州市）人的知名度很高。掖县人以讲究谋略，富有智慧而著称。“掖县鬼子”之说在胶东几乎家喻户晓。这里所说的
“鬼子”，主要是指经商做买卖时“点子”多而言。在全国，有个“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之说，大意是说湖北人心眼多，生命力强。以笔者拙见，掖县人就是胶东半岛的“九头鸟”、“湖北佬”。
历史上，关于掖县人特点的记载，不绝于史册。《莱州府志》记载：“力于耕桑，不贱商贾，乡党岁时相会，贫富相资，有蓝田乡约之遗风”。《掖县志》写道：“凭负山海，民负鱼盐以自利……”。《元史》记载“男通鱼盐之利，女有纺绩之业，士淳朴而好经术，矜功名近颇奢”。
绵绵不绝的史实一次又一次地证实了掖县人的这些特点。
掖县人做事以讲究谋略而著称。发生于抗战初期的一件大事足以证明这一点。1938年2月初，日寇在掖县扶持成立伪政权。以郑耀南为首的共产党人发动了震惊胶东的掖县玉皇顶起义，起义队伍在兵临城下之际，没有立即攻城，而是展开猛烈的政治攻势，城内人心大乱，起义指挥部又将伪县长的老母及家眷带到城下，朝城上喊话。伪县长见大势已去，遂开门投降。震惊胶东的玉皇顶起义，就这样不费一枪一弹，拿下城防坚固的县城，实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上上策。这不能不说是掖县人的真杰作、大手笔。
掖县人特别具有经济头脑。玉皇顶武装起义后，掖县成立了山东最早的抗日民主政府，这个人民政权刚一成立，立即着手建立自己的金融机构。1938年8月，成立了“北海银行”，总行设于掖县，在蓬莱、黄县（今龙口市）设立分行。10月，北海银行首次发行北海币，俗称“北海票”。此后，随着解放区的扩大，“北海票”在华东、华北各省抗日根据地流通，甚至在敌占区也有着很高的声誉。1947年，北海银行合并了华中银行。1948年12月1日，以北海银行、华北银行和西北农民银行为基础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人民币”。现在的人们很少知道，诞生于掖县的北海银行曾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前身之一，流通于华东解放区的“北海票”曾是人民币的先驱，那个并不起眼的北海银行，在新中国金融史上有着何等辉煌的地位！莱州人的经济头脑可见一斑。“力于耕桑，不贱商贾”，“男通鱼盐之利，……士淳朴而好经术”绝非妄言。
关于“掖县鬼子”之说，虽然没达到“地球人都知道”的程度，但在胶东乃至全国知名度相当高。关于“掖县鬼子”之说，人们比较认同的来源是掖县人买大葱的故事。说有个黄县人拉了一车大葱到集上卖，遇上了两个买大葱的掖县人。两个掖县人嘀咕一阵后，以葱白、葱叶分开来买的伎俩，结果以一斤一毛钱的价格买走了黄县人原定两毛钱一斤的大葱。黄县人事后发觉上当，慨叹：真是三个“黄县嘴子”不如一个“掖县鬼子”。故事真实与否已不可考，但是掖县人的精明，却在胶东半岛得到广泛的认可。
据记载，世界上第一个提出“珠算”概念并记载算盘样式的人叫徐岳，他是1800年前的东莱郡掖县人，被称为“珠算鼻祖”。今天，尽管计算机风靡世界，但是世界上仍有许多国家在传授和普及中国的珠算。美国还将珠算纳入美国算术教育之中。早在1800年前，掖县人就发明并广泛使用算盘，可见掖县人的精打细算渊源深厚。
在人际交往中，掖县人的“鬼”颇受诟病。当然，在人际交往中，是推心置腹，还是话到嘴边留半句，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标准，尺度要靠自己把握，不必以他人的评价为准绳。别人怎么看，那是别人的事情，交自己的朋友，让别人说去吧。
在我接触的掖县人中，许多人似乎更喜欢人们称他们为“莱州人”，不知是因为“州”比“县”高一级，还是莱州比掖县更能摆脱“鬼子”之嫌。我想，掖县也好，莱州也罢，还是那方水土，还是那群人，不必沾沾自喜，也用不着暗自伤悲。这是我，一个非掖县人的忠告。
招远人
地处胶东半岛西北部的招远，山多地薄，自然条件较差。金天会九年（1131年）置县。《金史·食货志》载：“金起东海……初入中夏，兵威所加，民多流亡，土多旷闲。”“太宗天会九年五月，始分遣诸路劝农之使者”，招集流亡远方者，劝其回乡安心农耕，遂取名“招远县”。《山东通志》载：“招远者，招携怀远之意也。”从历史上看，招远自古就是一块贫瘠的土地，其民也多为因战乱而流亡他乡的苦命人。
正如清顺治十七年版的《招远县志》序中所言：“招，偏邑也。其境多山，其土瘠，其民贫，其俗敦庞而淳朴。”在胶东半岛，招远人的性格特点和民风民俗是一个类型的代表。
“招远人的优点是实在，缺点是太实在。”说起招远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位在招远工作多年的“县官”这样评价。实在与老实有着密切的联系。有一个传说流传很广。说黄县一个地主家招聘长工，考题是腰上绑一根扁担，从大门进去就行。招远人没有想到可以侧身而过，愣是将扁担撞断后进到院子里，着实老实得有些愚笨。在现代，招远人的实在，表现在遇事不会变通，不会拐弯，多了一些死板和教条，少了一些灵活与变通。改革开放初期，招远组织一部分领导干部到南方参观学习，解放思想。回来后谈感受，那些“诸侯们”似乎茅塞顿开，大谈感慨：“怪不得，人家是除了上面不让干的，都可以试，可以干；咱们是上面让干什么，咱就干什么；上面没说的，不敢想，更不敢干。”墨守成规，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这就是南方人和招远人在思想解放上的差距。
与实在有着密切联系的，是招远人的吃苦耐劳。既然招远人的老祖宗就是一些逃荒要饭的，因朝廷“招携怀远”来此开荒务农，因此，能吃大苦，肯出大力，是招远人的又一特点。
众所周知，招远出黄金。招远与黄金有着不解之缘。史料记载，宋朝即有开采，且“岁益数千两”。“金城天府”“中国金都”是招远最耀眼的名片。但是，富也黄金，穷也黄金；福也黄金，祸也黄金。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金矿并没给招远带来富裕和繁荣，既－
没有产生像牟二黑子那样的大地主，也没有出过像丁百万那样的大商人。这固然与体制有关，在历史上，金矿的开采权多数归国家，或由大财团经营，民间极少染指，其实也与招远人缺乏经济头脑不无关系。因此，除了冒着生命危险下矿井，出大力之外，金矿对于招远的百姓而言，益处不大，倒是环境的破坏让百姓深受其害。
久负盛名的龙口粉丝，其主要产地是招远（约占总产量的70%）。别看粉丝白生生，亮晶晶，轻飘飘，可是加工粉丝，却是个需要起五更，爬半夜，出大力，流大汗的苦营生。1934年出版的《中国实业志》，在总结为什么龙口粉丝的主要产地在招远而不在龙口时，有这样一段话：“考其致盛之由”，在列举了“销路之扩大，技术之进步”等条款之外，第七条是这样记载的：“勤苦耐劳之民情。查该地农村，无日不在劳动力之总动员状态中，绝无游手好闲之人。比之其他各地，迥然不同，实为勤苦耐劳之表现……”
由于吃苦耐劳是特长，种地和当兵是招远人的强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就有3万多招远儿女光荣参军，有4000多名烈士血洒疆场，2万多民工随军支前。在这些当兵的招远人当中，一些人后来成了功勋卓著的将军，仅上将就有四位，如国防部长迟浩田、总政治部副主任王瑞林、空军司令刘舜尧、二炮政委隋明泰等。据不完全统计，从招远走出去的将军约有数十名（含副军职军官），有人称招远县为“将军县”，此话让招远人颇感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