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莱市区有条府门南街，街中部有个旧式院落，门上有匾额，上书“表功祠”，黑漆街门上刻有楹联，上联为“千秋隆祀典”，下联为“百战著勋名”。这个不到近前看不见的小院，便是戚继光祠，戚家后人称它“家庙”。
盛夏的一天上午，在戚继光第十一世孙戚兆华先生的引导下，我拜谒了戚继光祠。
戚继光祠系三进院落的家庙式建筑，砖、石、木结构，没有飞檐斗拱、雕梁画栋，处处显得庄重肃穆、朴素大方。作为驰骋疆场战功赫赫的一代名将，戚继光祠的规模似乎小了些。
走过门房，是三间过堂，过堂的廊柱上是1934年冯玉祥将军拜谒祠堂时撰写的楹联，上联为“先哲捍宗邦民族光荣垂万世”，下联为“后生驱劲敌愚忱惨淡继前贤”。过堂两边，陈列着戚氏族谱和戚继光的兵书，墙上挂着几幅反映戚继光征战的画，看得出，绘画并非出自丹青高手，装裱也显得粗糙。
出了过堂，便是三间坐北朝南的正祠，正祠中间悬挂着大幅戚继光全身画像，画像中的戚继光身着官袍，手抚玉带，头戴乌纱，足蹬朝靴，面带微笑，全然没有一丝将帅的威严，让人很难与传说中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戚继光联系在一起。戚兆华告诉我：“这幅画像也是复制品，真品让博物馆收藏了，‘文革’前，家庙里供奉的戚继光和他的父母的画像有十几张，每到过春节，我都得忙活十天半月，把这些画像从箱子里请出来，挂到墙上，以为后辈供奉。”
正祠的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是银杏，足有一抱粗，枝叶繁茂，微风吹来，树叶沙沙作响；还有一棵名曰鹤松，有水桶那么粗，几乎没有什么枝杈，只有一根侧枝傲然地伸向天空，整棵树显得孤独、倔强。戚兆华告诉我，这是日本鬼子的炸弹给炸的。他还说，在“文化大革命”时祠堂里的太师椅、大条几、画像，一夜之间都砸的砸了，烧的烧了。现在留下的那盏灯笼，是他当时偷出来珍藏至今的。
当我们来到戚继光祠的第三进院落，这里原有两个碑亭，分别立着“忠”字碑和“孝”字碑，是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重新修葺祠堂时建的。如今只立着一尊“忠”字碑，据介绍还是祠堂宣布对外开放后重新刻制的，原有的“孝”字碑亭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再建。
站在狭小的第三进院落里，时近中午，周围很静，看着历尽沧桑仍孑然而立的银杏、鹤松，我想起了戚继光的一生。
这位17岁承袭父职，担任登州卫指挥佥事的青年军人，胸怀“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壮志，在山东沿海抗倭11年，28岁奉命赴浙抗倭，入浙后，创建戚家军，转战浙闽粤，练兵著书，每战必胜，杀得倭寇闻风丧胆，感动得百姓为之建祠。39岁那年，戚继光又被委以重任，奉调北上，镇守蓟州，担负起保卫京畿的重任。上任后，他修长城，造武器，研兵法，练精兵，戍守北边16年。到了万历十一年，年已56岁的戚继光遭贬斥被远放广东。两年后，他想告老还乡，但朝廷对他的迫害不断升级，已不允许他保持功名。万历十三年，皇帝革除了戚继光的职务。这年冬天，戎马一生的戚继光在凛冽的寒风中回到故乡。两年后的腊月初八的凌晨，一代名将戚继光病逝家中。这位“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的一代名将，临终时竟“野无成田，囊无宿金，惟集书数千卷而已”，在被罢官后妻子离他而去，朝廷也未予分文资助。英雄末路，如此凄凉，令人唏嘘。
戚继光去世30年后，腐败落后的明王朝官兵与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努尔哈赤部队交锋，一个腐败的王朝此时已失去了起码的防御能力，结果众不敌寡，连吃败仗。
此时此刻，奄奄一息的明王朝才想起了昔日镇守北边16年的戚继光，崇祯八年（1635年），朝廷敕建表功祠，也许想以此鼓励人们为保卫封建王朝而出力，然而为时已晚。朝廷失去了忠贞报国的戚继光，却滋生了卖国求荣的吴三桂，一个封建王朝的覆灭便成为历史的必然。
谒戚继光祠，我仿佛在阅读一页沉重的历史。封建王朝的更替，长者数百年，短者几十天，无不如过眼烟云，而民族英雄们为祖国、为民族立下的不朽功勋，终将与日月同辉。
离开戚继光祠后的好长一段时间里，不知为什么，我的眼前经常浮现出戚继光祠院里那两棵饱经沧桑的古树，一棵是银杏，一棵是鹤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