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居正用人“六原则”说起
领导者要成就一番事业，需要拥有一批有真才实学、有作为并能与自己同甘共苦的人才。身边人才济济，事业如日中天。明朝首辅张居正就是一位识人用人的高手。
明王朝经过200多年的风风雨雨，到了嘉靖年间已是百病丛生，危机四伏。紫金城里每日设坛修醮，青烟缭绕。幻想长生不死的嘉靖皇帝陶醉于《庆云颂》的华丽词藻，闭着眼睛将朝政托付给奸相严嵩。严嵩父子趁机为非作歹，贪赃枉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平民出身的内阁首辅张居正被推向了历史的前台。他借助当时年纪还小的万历皇帝对自己的信任，开始施展自己的政治才华，以其非凡的魅力和智慧，整治朝纲，巩固国防。他重循吏治清流，推行一条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勃勃生机。
张居正改革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在于用人得当。张居正升任首辅后，在皇太后李氏、司礼监太监冯保的支持下，对吏治、财政、军事等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收到良好的效果。他认为，要做到公平选人、用人，必须遵循6条原则：一是“毋徒炫于虚名”。不为人的虚名所迷惑，而考察其实际才能与成绩；二是“毋尽拘于资格。”不为资历、资格所限，而要看有无生气和发展潜力；三是“毋摇之以毁誉。”不要轻易地被舆论的褒扬贬斥所左右，要实地考察，决定弃舍；四是“毋杂以爱憎。”评判人才时不要参杂个人好恶的感情；五是“毋要以一事慨其生平。”不要因一事一时的成败评判一个人，而要看全面与发展；六是“毋以一告掩其大节”。人无完人，难免有过，不要因一次过错而全盘否定。
解读这“六原则”，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不要用只会夸夸其谈，徒有虚名，不干实事的人；用人不要拘于资历、学历、名望和出身等种种“格”；不要不敢用那些有能力但也有争议，有突出成绩但也有明显缺点的人；不要掺杂个人好恶来用人；不要以一时一事来决定一个人的使用与否；不要因为犯一次过错、出一次失误就一棍子把人打死。不难看出，这“六原则”言简意赅，标准清晰，见解独创，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海瑞可以说是清官形象的代表人物，他当了应天府的巡抚后，管南京周围几个最富的州府。海瑞在任两年中，当地的赋税减少三分之二，大户人家都跑了，没有了税源。他自己倒是非常清廉，八抬大轿不坐，骑着毛驴上班。这样，他内府里的其他官员很不满意，因为他是一把手，既然他骑驴，那二把手岂敢坐轿？因此，都想方设法调走。富人都很怕他，穷人和富人打官司，不管有理或无理，都是富人输。海瑞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人物，但他对行政管理缺乏经验，工作搞不上去，气得骂“满天下都是妇人”，愤然辞职而去。
在张居正看来，像海瑞那样的官员可以破坏一个坏的制度，但不善于处理好与上级、同僚和下属的关系，没有能力建设新的业绩，是不能得到重用的。
反观现今，我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等不同时期，围绕德才兼备这个方针，提出了一系列明确且各有侧重的用人原则和标准。为正确选人用人、打造高素质干部队伍提供了保障。但由受到传统观念、错误思潮和利益驱动的影响，加之用人机制特别是监督机制不尽完善，在用人的具体标准把握上仍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只看是否能说会道，善于造“势”；有的片面强调资历、学历、年龄；有的求全责备，使一些人才无端耗费；有的以个人好恶亲疏用人，挫伤了人才的积极性；有的识人用人缺乏全面、历史、辩证的眼光，即使一些人才被淹没。这些问题如不能有效解决，必将影响甚至危害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后果无疑是严重的。
人才是宝贵的财富，也是难得的财富；人才的缺乏是最大的缺乏，人才的浪费也是最大的浪费。作为领导者，应该学习张居正的用人之道，让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脱颖而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各得其所。只有这样，党的各项事业才能健康有序发展。
得人才者得天下
古语云：“国之兴亡，务在得人，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
人才是一种宝贵的资源。斯大林曾指出：“人才是世界上所有宝贵资本中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本。”美国一企业巨头在他的《谈人管理》一书中提出：“优秀的人才是公司最重要的资产，留住好人才是优秀公司的标志。”日本人对人才更为重视。日立公司自创建以来，就把“事业即人才”作为经营信条，坚信事业的成败归根结底取决于能否培养出公司支柱的有用人才。
历史上，楚国由弱而强，秦灭六国称雄，隋朝过早衰亡，唐朝开元盛世……这些事实都雄辩地证明人才关系到国家的安危、事业的成败。古代帝王早就认识到，要使“家天下”的统治格局永恒存在，单靠自己的才能和力量是不够的，非得有大批的贤臣良将辅助不可。汉武帝在求贤诏书中特别注明了贤才良将对于夺取天下的意义：“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非常之人才成就非常之伟业。
不管是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无一不说明民族兴衰与人才兴旺密切相关。15世纪意大利成为欧洲文化中心、文艺复兴的摇篮，离不开芬奇、哥白尼、伽俐略、布鲁诺等思想巨人和科学泰斗的卓越贡献；17世纪大不列颠的远洋舰开始驶向世界的海洋，是因为当时的英国有牛顿、波义耳、洛克、培根、托马斯等科学巨匠，才创出了举世瞩目的科学成就。
外国的总统，凡是成功者，都是善于将人才变为已用者。美国总统罗斯福，他在施政期间，大胆任用路易为自己的助手，从而在竞争中一路获胜。罗斯福善于聚才、用才，像伟大的军事统帅艾森豪威尔、马歇尔都是他重用并塑造成功的。于是，他在任的12年内，美国经济迅速崛起，成为称霸世界的头号帝国。
综观古今历史，不难发现：人才聚、事业兴；人才散、国家亡。得人才者得天下。
历史进入现代化建设新时代，各行各业竞争日趋激烈。表面上看，竞争表现为技术竞争，产品竞争，实质上是人才竞争。人才是当今最大的竞争力，谁在竞争中拥有了人才，谁就能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美国钢铁大王卡耐其说过：“将我所有的工厂、设备、市场、资金全部拿去，但是只要留下我的组织人员，4年之后，我仍将是一个钢铁大王。”无独有偶，汽车大王斯隆也说过：“你可以拿去我的资产，但将组织留给我，5年之后，我还可以将这些资产再赚回来。”
人才的竞争，已经不是企业之间的竞争，也不是一国之内的竞争，它已成为全球范围的角逐和较量了。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人类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科学技术、信息技术越来越进步，人才的争夺战尤其是科技人才的争夺战越来越残酷，“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世界人才争夺大战越来越白热化。
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一直在拼命加大招揽世界人才的力度。他们突出“人才激励管理”，把开发和激活人才放到了至关重要的位置。美国摩托罗拉公司每年用于人才培训的开支高达10亿美元，通过电器公司投入4亿美元用于员工的培训计划。世界顶尖企业均在大力开发人才，保证快速推进技术创新。如今，在上海等大中城市云集了很多外企，他们不仅想占领中国的经济市场，更重要的是占领人才市场。
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精辟地论述：海尔集团追求的“第一产品”是企业人才，而销出去的家电则是“第二”产品。的确，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源泉在于拥有与激活人才，这是高科技发展必然强化而不可动摇的理念。
总之，人才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对于人才的争夺战，不再是小区域，小范围的事，而是国际化、全球性的大事。谁赢得了人才优势，谁就赢得了市场优势，进而赢得了天下。
人才在茫茫人海中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但人海茫茫，哪个是你所需要的人才呢？这需要靠智慧的眼力去识别，去发掘。
找人才是当今领导一项重要工作。但又往往出现这种情况：投入大量的精力物力，但效果不佳；启用成熟的良将，却又难得人心；自己挖掘新人，又本末倒置，不识庐山真面目。所以，好多时候只能望才兴叹。
一个成功的领导者必然是胸怀博大，视野开阔的人。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百废待兴，急需大批治国之才。傅作义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曾任张家口绥靖公署主任兼察哈尔省主席和华北“剿共”总司令驻守北平。但基于他有爱国之心，还以保护北平20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古都文化遗产为重，于1949年1月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毛泽东认为傅作义即使是有过的话，也是功大于过，是有功之臣。所以，毛泽东根据傅作义的要求，而委任其担任政务院水利部部长的重任。
不拘一格降人才，这是古今中外成功领导者大都谙熟的道理。唐太宗李世民就是运用这一原则的典范。他选拔人才的原则是“提拔人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不论在即位前或即位后，他都重视人才的选拔，注意搜罗各方面的人才为已所用，而又从不计较人才来源于何种背景。康熙在这一点上也有独到见解，他严厉斥责有人以地域为由诽谤人才不贤，轻浮人才不可用之奇谈怪论。提出选贤决不能考虑地域，穷山僻壤照样有贤才。“为政之要，惟在得人”，他抱着“善相马者天下无弃马；善相士者天下无弃才”的信念，很快聚集了一大批能人贤士，出现了清王朝“太平盛世”的景观。
独辟蹊径是一种胆识，一种眼光，一种智慧。倘若真做到了独辟蹊径选人才，就会感到人才“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世界著名的第5大百货公司，创业之初只有萨耶和卢贝克2个人，后来，他们打算寻找个能干的老板，以重金收买人才，但因公司规模较小，难以吸引成功的将相之才。于是，他们便独辟蹊径深入到一般商人中寻觅潜质颇佳的人才。
萨耶终于发现一个推销手段十分高明的布贩子路华德。见面后他开门见山地说：“我们真诚地聘请你参加我们的合作，坦白地说，请你为总经理，恳望你能接受我们的诚意。”路华德要求考虑3天，之后便走马上任。路华德的确不凡，担任总经理10年中，公司的营业额竟增加了600倍。现在，该公司拥有员工30多万人，每年售货额70多亿美元。萨耶用自己的方式赢得了优秀人才，也拥有了成功的事业。
华罗庚是著名的数学家。其实，他在读初中时，数学成绩很差，很多时候要经过补考才能勉强过关。他的作业经常涂涂改改，但他善于用多种方式去解题。20多岁时，华罗康首篇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不解成立的理由》发表在上海《科学》杂志上。清华大学教授熊庆来对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一眼看中，使这位江苏金坛县一杂货铺的小店员一跃成为清华大学的学子，并成为世界闻名的数学大师。
倘若熊庆来只是坚持从数学教师、高考拔尖生中选用人才，那么，中国将失去一位数学大师。
很多事例证实，另辟蹊径，将给你带来柳暗花明的惊喜。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通过走群众路线选拔人才，借助于群众的耳目去观察、听取不同意见，着实不失为选人的一种好办法。这样选出来的人才群众一般都服。
选人征询民意古已有之。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产生，导致古代用人上的民荐思想和做法的产生。《管子》说：“我有过，而民毋过命，民之观也，察矣，不可循逃。”意思是说，人民对各级官吏的功过得失是明察秋毫的。“故我有善，则立誉我；我有过，则立毁我。当民之毁誉也。”意思是说，人民对各级官吏的善恶是非是会作出公正评价的。
古代贤君明臣，之所以重视民荐的做法，因为他们看到了民荐至少有两个优越之处：一是“民观善过，不可循逃，毁过誉善，十分公正”；二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符合民意的人才顺民心，得民意，对维护封建统治大为有利。其民荐的形成大致可分3类：
第一类是征询民意。早在管仲的《小匡》中就记载：“公宣问其乡里，而有考验。”“退而察问其乡里，以观其所能。”即到乡里群众中进行考察了解一个人的才能。时至今日，征询民意已成为普遍做法。第二类是民主推荐。《周礼·地官司徒》记载；乡大夫每年正月要对本乡中较优秀者“考其德行，察其道艺，三年则大比。”意思是：大比之年，地方官员必须深入民间，发动“乡老”，推荐贤能之士进献于大王。这与现在有组织地民主推荐已无区别。第三类是个别举贤。中国古代不少隐埋在民间中的贤能之士，正是由于贤者的推荐而得以闻达于世。诸葛亮原是一介布衣，躬耕于南阳，后来司马德操两次向刘备推荐，徐庶临去曹营前又竭力推荐诸葛亮“有经天伟地之才”，这样才有刘备三顾茅庐而得主西蜀。同样，不少怀有大志的君主或掌权者，也是由推荐而获得人才的。三国时期的曹操和孙权也正是经人推荐得到了许多人才，而且由此引起连锁反应，被推荐者又推荐别人，人才就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曹操经荀彧推荐，得到程昱，程昱又推荐郭嘉，郭嘉推荐刘晔，刘晔又荐满宠，满宠又荐毛玠……这些人都成为曹操的智慧团和英勇将领。数千年后的今天，个别推荐和群众自发推荐已较为普遍，成为选拔人才的一条重要途径，应以很好地加以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