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语
“公生明，廉生威”，为政廉洁，自古以来就是为官者的操守和美德。
领导者廉洁自守，就能严于律己，清明生威；领导者廉洁自守，就能不为权所动，不为物所惑，不为利所诱，不为名所驱；领导者廉洁自守，就能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真正经受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永保共产党人和人民公仆的本色。
人是有欲望的，尤其是领导者对权力欲望的追逐，往往是不遗尽其全力而为之。权力，作为一种充满诱惑的社会现象，它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也给人类社会造成了深重的灾难。至今，对普遍中国人来说，一提起权力，便会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悚惧和崇敬。
对今天的人们而言，权力已成为一种活生生的东西，它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却能感觉到。在一个良性运行的社会中，权力就是理性的载体，在其社会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然而，权力又是一把双刃剑，它即可以成为为人民服务的工具，也可以成为谋取私利的手段；既可以促使人奋发进取，也可以诱使人腐化堕落。两种可能如何发展，完全决定于自己能否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
第一节 争权于朝——政治腐败
政治腐败是一切社会腐败的罪魁祸首。
从腐败动机看，政治腐败的特征是以权换权，是权力再分配过程中的权力交易。从腐败行为的目的看，政治腐败是在权力再交易中谋求权力的最大化。从腐败行为的本质看，政治腐败是利用公共权力来维护或扩大个人权力。公职人员提升任命中的裙带风、权力行使中的专横与残暴，以及官场上的各种卑鄙伎俩，对其一个社会的政治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因此，要实现社会的健康发展和长治久安，必须从根本上防止政治腐败。
有感于衙役的“做官要道”
为官应德才兼备，择官在选贤任能，这是古今通用的法则。有法则，就有“潜规则”。在官员任用上私定标准，暗箱操作，这在封建社会已司空见惯。一些封建帝王贵族，凭借一言九鼎的独裁大权，在官场上为所欲为，其封官“标准”也十分荒唐。正因为如此，迎合了一些投机钻营之徒的心理，研究出一套讨好衙门的“做官要道”。
《红楼梦》中写了两个很有特色的衙役，一个是贾雨村二次为官时遇到的那个向他出示“护官符”的人；一个是贾政放任时从家中带去的那个李十儿。这两个人虽居下位，又无什么法定权力，但都有些本事，弄得“上级”也只好就他的范。
贾雨村已经吃过一次被罚的苦，落得失业一年。通过走贾府的门子，不仅复了职，还升了官。升官后接手的第一个案子就是薛蟠殴伤人命继而又公然逃逸。此时的贾雨村是很想耍一点官场威风，即喝令追查逃犯，严加惩办。不巧，偏偏有个衙役及时向他递了个眼色，又及时向他提供了由“四大家族”组成的“权力网”的内幕，使贾雨村一下子改变了主意，也改变了命运。
这个小衙役虽然位卑，但很有心计，他手中掌握着贾雨村两大秘密：一是贾雨村当年受过甄士隐的恩惠，而此案的受害者之一英莲便是甄士隐的女儿；二是贾雨村此次为官，走的是贾府的门子，而此案的凶犯薛蟠又恰恰是贾府的亲戚。眼看贾雨村要治薛蟠的罪，客观上也是为他的恩人之女伸冤。若这个小衙役是个寻常百姓，一定会拍手称快，因他本人也属于下层百姓一类。但在这种关键时刻，小衙役显示出作为衙役的第一特征——虽然位卑，但心向官场，视老百姓生死为儿戏。他不但制止贾雨村依法办案，还出徇情枉法的主意，教他如何开脱薛蟠。作为衙役本身，绝非“权力网”中的实际成员，但他对“权力网”的精通往往比他的主子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并以此向他的主子邀功讨赏。
试想，假如贾雨村不听那个衙役的话，坚持为民伸冤，依法办案，虽然可能获个“清官”名声，但很可能又一次被罢官，此后的荣华富贵也就不存在了。可见这小衙役的能量何等之大。
然而，比他精明甚远的是贾政手下衙役李十儿。此人对“上级”不太讲求忠诚，只讲求“利用”。贾政放了外任，这是肥差。但这个贾政偏偏又很迂腐，一心只想做清官，严禁手下人勒索地方。李十儿虽然位卑，也没有什么权力，但他会利用官场的“场惯性”要挟他的上级。他有他的“网”，即一群吃闲饭的“利益网”、“势力网”，足可以让他的上级就范。他将一伙衙役统统发动起来闹事，出贾政的丑，让贾政外出时没有鼓乐，没有轿夫，连礼炮也只响了一声就哑了。在贾政尴尬万状之际，他再向贾政讲“做官要道”——清官如何站不住脚，不清不浑更容易腾达等等，弄得贾政也没办法，只好妥协地说：“随你们去吧！”这就表现出了衙役的又一个醒目特征——能把清官腐蚀，制造官场的“浑”，并从中浑水摸鱼。
在官与民之间，往往隔着“衙役层”。如果做官的人是个昏官、贪官，他们就为虎作伥，狐假虎威，助纣为虐；如果是个清官或想做清官，他们就装神弄鬼，阳奉阴违，千方百计地把其身上的清气污染、腐蚀掉。
衙役精通“做官要道”，而皇室君臣凭着手中一言九鼎的大权，更是肆意封官许愿，其提拔的标准十分荒唐。
南朝的宋孝武帝刘骏是个禽兽不如的昏君，不但生性残暴，而且荒淫无耻。凡被他看上的女人，无论亲疏远近、长辈少辈，都要弄到宫里玩弄糟蹋，连自己的亲生母亲路太后也不放过。就是这样一个乱伦败德的家伙，封官时不但看送钱多少，还要看哭得如何。只要在他面前哭得好就能升官。刘骏最宠爱的妃子殷淑仪去世后，他痛不欲生。一次，他率领群臣到墓前凭吊时，对秦郡太守刘德愿说：“卿哭贵妃，若悲恸当有厚赏”。话音刚落，那位“善解人意”的太守就嚎啕大哭起来，他又是捶胸，又是顿足，鼻涕一把泪一把，哭了个昏天黑地。刘骏见他哭出了“忠心”，哭出了水平，很是满意，立即提升为豫州刺史。
昏君干昏事，也许并不为怪，可是一些“明君”，也一样干出昏事来。武则天，这位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算得上是响当当的杰出政治家。毛泽东曾评论说：“武则天确实是个治国之才，她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然而，就是这样一位雄才大略的女皇，却喜欢阿谀奉承，并对溜须拍马之徒大加提拔重用。
曾有一个叫朱前疑的猥琐小人，极善于拍马邀宠。他摸透了武则天的心理，一本正经地上书说：“我做了一个吉祥梦，梦见皇帝陛下活到800岁。”武则天听后甚为高兴，立即赏给他一个“拾遗”的官。这家伙尝到了甜头，过了几天又上书说：“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陛下白头发变成了黑头发，掉了牙的嘴又长出了新牙。”武则天听了更加高兴，又提升他为驾部郎中，掌管全国驴马牛羊及武则天出入的车乘驿马。朱前疑见当官这样容易，自然越发来劲。过了几天，他又来到武则天面前，编造了一通谎言：“臣自河南返京，路过嵩山的时候，清清楚楚地听到嵩山在高呼‘圣神皇帝万岁’，四面群山一齐呼应，万岁之声响彻云霄！”这几句并不高明的颂词，却把武则天捧得晕晕乎乎，分不清东南西北，遂又慷慨地赐他“绯算袋”，相当五品官的标志，并叫他当场佩戴起来。就这样，一个缺德少才的市井无赖，靠着并不高明的吹牛拍马骗取了女皇的信任，摇身一变成了位高权重的朝廷大员……
武则天毕竟是封建皇帝，喜顺恶逆是其通病。但在今天，选拔干部“暗箱操作”仍不鲜见，靠歪门邪道当官的也不乏其人。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落马就是个典型。此人只有初中文化，其德识才学都乏善可陈，唯独拍马功夫堪称一流。据说他每一升迁，都离不开奉迎巴结；每有领导出巡，他总是亲自出马，全程陪同，嘘寒问暖，殷勤备至。利用手中掌握的巨资“联络感情”，平衡关系，更是他讨好上级的拿手好戏。另有一位“拍马大员”江苏省前建设厅厅长徐其耀，贪污受贿达2000余万元，其人不但拍马有术，还将此术上升为“艺术”。他写信中告诉儿子：“要相信拍马是一种高级艺术。拍马就是为了得到上级的赏识。在人治的社会，上级的赏识是升官的唯一途径，别的都是形式，这一点不可不察。”这番恬不知耻的“谆谆教诲”，可谓当今官场的真实体验。
笔者不怀疑这位贪官讲的是真话，但绝不是真理。因为只有在权力高度集中，民主形同虚设，民意得不到尊重的政治环境中，这种“做官要道”才能大行其道。一旦民主加强了，干部任用的监督制度健全了，高度集中的权力被“关进笼子”，这一套官场“潜规则”便会一钱不值，寸步难行。
权力是一柄双刃剑
权力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可以构筑人民事业的丰碑，也可以挖掘自我毁灭的坟墓。在人类社会的文明史上，没有任何事物像权力这般具有复杂的双重性。它既可以成为令人敬仰的天使，统领整个社会如精密仪器般地运转，亦可能堕落成令人恐惧的魔鬼，酿就坑国害民的恶果。
权力作为一种政治上的强制性力量，离开了它的协调和指挥，社会只能是一盘散沙、一片混乱，这一点是众所共知的。权力作为一种强制性支配力量，一旦自我扩张超越了限度，拥有者随意地滥用，人民就要遭殃，这一点已被历史事实所证明。正因如此，提起权力，人民便会产生一种难以名状的畏惧。
权力可以培养人，也能腐蚀人。有的人拥有权力后，可以在人生的舞台上施展才华，为人民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自己也得到提高和锻炼。而有的人经受不住权力的诱惑，成为权力的俘虏，在拥有权力后，大肆攫取财富，给社会给人民带来危害，也使自己遭受其害。
权力本身没有过错，并无正邪之分，关键在于谁来掌握使用它。用它锄奸惩恶，这是正义的利剑；用它陷害正义，它是邪恶的凶器。奸佞小人向来喜欢耍谋，玩诡计，欺善隐恶，正义君子要想不为所害，就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曾权赫一时而又对权力有着论肌浃髓般感悟的朱振江，在狱中写道：“权力不仅代表着地位，也意味着责任。领导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必须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如果权力和责任脱节，权力就会成为腐败、谋私的工具。”
现步入而立之年的朱振江，幼时是念着“一切权力归人民”的课本长大的。20世纪60年代，他带着终日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父母的殷殷嘱托和全村人民的希望，离开了生他养他的家乡河北鹿泉县农村，踏进了天津南开大学的校门。几年里，他以农家子弟特有的勤奋和吃苦精神，完成了大学的全部学业，毕业后分配到一家化工厂工作。
“人民送我上大学，我上大学为人民。”刚参加工作的朱振江，立志要用自己学到的知识报答人民。他勤奋工作，刻苦钻研，先后取得了30多项科研成果和发明创造，2项获省重大科技奖，1项填补国家空白，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同时，他结合经济管理工作的实践，写出了5部100多万字的学术著作，并与中国科学院专家教授合作主编了《走向市场经济的思考》一书，在全国产生极大的影响。当然，人民也是公正的，朱振江先后被授予全国技术革新能手、全国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为研究员。与此同时，党和人民又把象征着权力的一项项桂冠戴在了他的头上：厂长、局长、县长、副市长、市长。
朱振江手中有了权，不可避免地向“外延”扩伸。有些昏昏然、飘飘然了。
1991年9月，刚刚被任命为安阳市副市长的朱振江还沉浸在弹冠相庆之中。一天晚上，家里突然来了两个不速之客，一阵寒喧后，方知是省某建筑公司的两位大员。朱振江单刀直入：“什么事，请讲。”两位就把公司想竞争卷烟厂的二期工程欲请他帮忙的想法说了一遍。“试试看吧。”朱振江不加思索地丢出一句。二人切喜：“有门儿，”随手掏出一个信封：“初次见市长，一点小心意。”说罢走人。朱振江打开信封一数，整40000元，转手交给了自己的“内当家”，不久，这个公司如愿承揽到这项工程。
马到成功的喜悦，使这个公司的决策者们感悟道：原来领导吃这“壶”。慢慢地该公司与这位副市长的关系越来越近，其工程的安排以及该公司头头的工作调动，都把筹码投到了朱振江的“秤盘”里。
一旦是非颠倒，道德失衡，人就会失去自控、自制。朱振江正是被那颗永无休止的贪心逼得步步走进深渊。在向他行贿送礼的人中，有求官的，有求财的，有揽工程的还有求批规划的，朱振江都有求必应，而条件仅此一个：得有点“意思”。至于数量当然是多多益善。有位副乡长想当乡长，给朱家送去5000元人民币，朱振江随即给当地的县委书记打招呼，让其很快当上了乡长兼党委副书记；有位副局长想当局长，朱接受了10000元的贿礼后，不到一年，就坐了局长的交椅；在市政府工作的一位科长“原地踏步”多年，总想找个机会动一动，于是3次送给朱振江人民币16000元，不到一年便如愿以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