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它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布和演变，是民众的日常生活的具体反映。民俗一旦形成，就成为规范人们行为、语言和心理的一种基本力量，同时也是民众习得、传承和积累文化创造成果的一种重要方式。民俗是人类各级社会集团的共同生活里具有普遍性的重要社会现象，是人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重要载体。从民俗与文化的关系看，民俗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民间文化。我们每一个人一生下来就在民俗圈里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生活习惯、思想观念，以至心理结构、思维方式等无不打上民俗的烙印，代代传承，在一定的范围内共同遵守，共同实践。
民俗事象纷繁复杂，包罗万象，它的内容也在不断地变化，或扩展或消失。总的说来，大致可以分为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语言民俗四大类。物质民俗指人们在创造和消费物质财富过程中所形成的民俗。主要包括生产民俗、商贸民俗、饮食民俗、服饰民俗、居住民俗、交通民俗等。社会民俗指人们在特定条件下所结成的社会关系的惯制，它所关涉的是从个人到家庭、家族、乡里、民族、甚至国家在结合、交往过程中使用并传承的集体行为方式。它主要包括社会组织民俗（如血缘组织、地缘组织等）、岁时节日民俗以及民间娱乐习俗等。精神民俗指在物质文化与制度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有关意识形态方面的民俗，主要包括民间信仰、民间巫术、民间禁忌、民间伦理观念以及民间艺术等等。语言民俗指通过口语约定俗成、集体传承的信息交流系统。它包括民俗语言和民间文学两大部分。民俗语言如民间俗语、谚语、谜语、歇后语、社会流行语、黑话、酒令等。民间文学主要有神话、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说唱等形式。
吉安古称庐陵，地处江西的中部地区，境内多盆地，吉安的民风民俗有着赣中地区的明显特色。在地里环境上，吉安的庐吉泰盆地几乎是千里赣江的分界线，庐吉泰盆地以南，赣江水流的落差较大，是江西南面高山深谷之地。而盆地之北，赣江水流趋近平缓，山地低矮，峡江、新干地区与南昌几乎连成平地。山势与水形等地理环境是地方民俗习惯形成的重要因素，而山水交错的吉安境地，也由此产生了比较明显的区域风俗的特点。
吉安的东面是永丰县。永丰县与抚州市相邻，山脉相依，河水共饮，是贛中两个重要的区域文化地区吉安、抚州的连接地。江西古代号称三个重要文化区域：庐陵、临川和豫章，而庐陵与临川市江西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从这一点说，永丰的风俗是庐陵临川两地的风俗的过渡地带。但是，从历史渊源上看，永丰县原属吉水，是吉水县的一部分。北宋至和元年（1054年）析吉水县的报恩镇与云盖、龙云、兴平、永丰、明德5个乡建永丰县。过了近一百年的绍兴十八年（1148年），永丰云盖乡划属抚州乐安县。永丰县对于抚州与庐陵之间民俗的渗透与促进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抚州宜黄的戏曲流入到吉安来，是有一条明显的线路。清道光年间（1821—1850），宜黄三脚班流入永丰藤田。1845年，永丰层山村郭銮龙向宜黄人学戏后，自组成三角班。光绪年间，宜黄潭坊三角班来永丰县城传艺。很快，永丰三角班艺人传入吉水，吉水传进吉安城。民国时期，吉安有了本地色彩的三角班，抚州的民间艺术之花便在吉安各地绽放。民间风俗，大概都是这样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
吉安南面是遂川、万安两县。在宋以前，均属万安，与赣南相邻。至今，两县中说客家话的人占有很大的比例，与赣南通婚的现象很普遍。因此，两县受客家风俗的影响特别大，尤其是在山区，几乎就是客家民俗。在吉安境内的山区，都要客家人居住。客家人恪守祖俗，尽管吉安本地的民俗对它产生影响，但主流不变，带着明显的客家民俗色彩。从这一点说，客家民俗是吉安民俗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相互影响，共同发展。
西面的安福和永新，从江西的地里位置上看，属赣西。安福的沪水和永新的禾水都是从两地的西面高山发源，向东流淌，分别注入赣江。尤其永新、宁冈与湖南省交邻，受湘文化的影响大，其民风民俗难免杂着湘俗。安福古代一部分隶属长沙郡，秦汉时代叫安成县，直到隋开皇九年（589）才与安平合为一县，隶属吉州。由于历史、地理的原因，安福也有着明显的楚风湘韵，赣西的民俗色彩比较浓。
吉安北面的新干、峡江，隋唐时代隶属吉州，北宋淳化三年（992年）被划归临江府管辖，加上地势与南昌地区连为一片，语言属南昌方言区，自然地新干、峡江的民俗和吉安其他地区有明显差异。尤其是新干县，其乡俗更多地带着樟树地区的色彩。虽然民国初年，新干、峡江又重新归属吉安，至今才百来年，其乡风民俗没有什么变化。比如庐吉泰各地农村，女儿女婿在娘家住宿不可以同宿一间房内，而新干、峡江就没有这种习俗。
尽管如此，正如民俗专家所言，任何一个区域的乡风民俗，它的演化和发展都主要地受这个区域中心城的影响。吉安的中心城是吉安城，它是吉安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的中心，其属县区的经济与文化主要受它的影响，这与历代的官方政令、地方绅士的观念倾向有直接的关系。属县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方面的形成，首先是接受中心城的影响。这种中心城的辐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从这一点说，本书所述叙的吉安民俗现象，不对边缘地带的异俗作描述。吉安四界地带的异俗不是吉安民俗的主流。在研究过程中，对此我们在舍取时作了处理。
吉安地区在唐代以前，生产技术、文化教育等方面相对滞后，这与当时我国政治文化中心的位置有直接的关系。唐以前的京都离吉安遥远，吉安是所谓的偏壤远地，读书人少，记录本土风俗的文献极其稀少。最早记述吉安地方民情风俗的典籍有《安成记》，晋宋之际安福人王孚撰写。魏晋以前的文字罕见，无法描述当时的社会风俗状况。唐代中期以前，吉安地区仍然处于辟野之地，是朝廷官员被贬的流放地区，如杜审言、颜真卿都是从朝廷高位上谪贬到吉州的。唐代后期，北方大乱，战争不断，民不聊生，北方的士大夫们携家南逃，吉安成了北方客民南下的重要居住选择地。北民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与思想观念，对吉安的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尤其在五代十国时期，江南的社会相对安稳，经济发展迅速，地处赣中地区的吉安经过几十年的开垦发展，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仓廩充实，百姓安居乐业，北方的世家大族南下后，他们办起了书院，开始书写吉安文化教育的新篇章。到了北宋初期，吉安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面貌有了历史性的巨变，出现了大批的读书人。从文献记载看，唐代时期，吉安没有考取进士的记录，南唐时代，才有了吉安籍的进士。虽然南唐的进士对社会影响不大，它的进士称号甚至不被历史所承认，但它毕竟开了科试中举之先河。在科举考试时代，要跻身仕途，科举是最重要的途径。从此，通过科举之途而在朝中任官的吉安籍的人不断增加。北宋建立，永新人刘沆官至右丞相，是吉安历史上第一个官至丞相之人，继之有欧阳修，文章道德，号称庐陵第一人。自欧阳修后，吉安人通过参加科举考试而进入朝官者难计其数，簪缨相继，代不乏人。读书入仕，致仕归乡，是移风易俗的重要因素，也是形成具有吉安区域特点的风俗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在历代吉安人的著述中得到充分的反映。
自北宋后，吉安地区的民俗风情受读书入仕风气所影响，民风淳厚，力耕其田，勤诵诗书，历代府志县志对此都有记载，见附录乾隆《吉安府志》卷二《风土》。《风土》让我们看到了吉安历史上的风俗概貌，观照今天，使我们能够知道吉安民俗发展变化之概貌。
《风土》中的记载，上溯唐宋，下至清初，文字不多，但意义重大，至少说明了三个问题，一是古人已注意到民俗问题，民俗是一个地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二是古人注意到民俗的形成与历史人物的教化有直接关系；三是古人注意到了民俗对教育、生活、生产等会产生重要影响。
吉安是江西的腹地，在民俗表现方面显得比较封闭，很少受外地因素影响，变异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