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番大清理后，楚国的政治倾刻间从贪浊混乱变得清明而富有活力了。接下来，楚庄王又着手开疆拓土，平定了周围附属小国的背叛，又挺进中原，夺得了霸主地位，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春秋五霸”之一。
[总结]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则成语典故，就是源于楚庄王的亲身经历。这个典故几乎是尽人皆知的，然而他的深刻内涵，却不是一般人所能真正领悟的。楚庄王即位时，不理朝政是有着大道理的，一方面他要暗中细心观察国内国外的动向，另一方面要细察哪些是忠臣哪些是奸臣。初时不理朝政，是因为各方面的时机尚不成熟，待到时机成熟，便“一鸣惊人”了。
光武帝闭关拒使不逞强
光武帝刘秀削平群雄后，建立了后汉政权。在他的治理之下，出现了“汉室中兴”的大好局面，国家走向富强，人民安居乐业。
封建君主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已是无法更上一层楼了，便往往贪得虚名，喜欢附近邻国都臣属于自己，尊自己为“天朝上国”。哪个帝王不乐于以上国自居呢？即使英明如唐太宗，也不免陶醉于“天可汗”的称号。永乐大帝派郑和七下西洋，无非是想让岛屿小国都臣服于自己，认可自己“天朝上国”的地位，虽然费尽民力物力，土地没得到一寸，赏赐给各国的物品比各国上的贡品多百倍甚至数千倍，也乐此不疲。为的是什么，不过是虚名而已。
光武帝刘秀刚刚建立起后汗政权之时，西域各国都感念从前汉朝的恩德，同时不堪匈奴的残酷剥削，主动要求内附。后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西域十八个国家各派使臣携带重礼，千里迢迢到洛阳朝见光武帝，说明来意：希望能重新附属于中原“天朝上国”，同时各国国王也都派出了自己的儿子到汗朝做人质。
群臣们纷纷上书，表示乐于接受西域各国的归附，说如今汉室中兴，各国思慕恩义，远道入关，求为附属，应该答应他们的要求，恢复旧时疆域。
光武帝刘秀当然也爱慕“天朝上国”的美称。但他沉思多日后，觉得中原战乱刚刚平息，民力物力都损耗殆尽，急需休养生息，
假如答应西域各国的请求，势必和匈奴发生冲突，一场大战在所难免。况且，西域各国内附，朝廷所得到的，仅仅是“天朝上国”的美名，而为此却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实在是得不偿失。
光武帝刘秀权衡利弊后，下诏拒绝各国附属的请求，好言抚慰使者，归还礼品和人质，并回赠一份厚礼，派人护送他们出玉门关。随即下令关闭玉门关，拒绝西域各国的使者，以此向匈奴表示，自己和西域各国断绝往来，绝无染指匈奴势力范围的企图。同时还卑辞厚礼地结交匈奴单于，好使国家能够专心休养生民，增强国力。
因为当时的后汗，实力并不强盛，国内的战争刚刚平息，人民刚刚恢复平静的生活，刚刚得到喘息。后汗朝中，勋臣猛将尚有余勇可用，但光武帝认为不能不顾虑民生艰难，不能不爱惜士兵的伤亡，也不能不在乎财物的损耗。如若集中力量大举讨伐匈奴，未必就不能置匈奴于死地。
但是，即便是最终获胜，国家的元气也必然会因此而消耗殆尽，百姓的负担过重，死伤累累，必然会有内乱，如此一来，汉室的江山怕又要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了。
刘秀是从马上百战而得天下的君主，在他起兵之初，就十分重视安民养民，所到之处以收揽人心为第一要务。当时建立旗号的英雄有几十位，有许多人实力都比刘秀强盛，最终都被刘秀逐一消灭。刘秀成事的关键在于，他能得民心，而得民心者得天下。
建武二十七年，匈奴境内遇到灾荒，同时疫病流行，各种族间亦发生争斗，形势一片混乱，实力也大为削弱。
光武帝知道这情况后，便询问臧宫有何想法，臧宫自告奋勇地说：“臣只需要五千兵马，就可乘虚击败匈奴立大功。”
光武帝听后，却并不赞同。
当时后汗的功臣猛将们长期闲居于洛阳，好久没有仗打了，未免闲得难受，纷纷上书，欲率兵攻打匈奴再立战功。理由是当时匈奴自相争斗，内部不团结，实力大为减弱，正是一举歼灭匈奴的大好时机，千万不能错过。
光武帝经过深思熟虑后，下诏否决了众将的请求。他认为当时后汗国力尚弱，百姓尚未得到足够休养生息，国家政治也还不够完善，国内的事务，还需要很多努力，不适宜马上和匈奴开战。
虽然说匈奴是汗朝历代的大患，如若真能一举歼灭匈奴，当然是天大的好事。但若是时机尚且不到，倒不如休养生民，培植国力。众将见光武帝态度坚决，便无人再敢提发兵攻打匈奴的事了。
建武二十八年，匈奴单于也担心大汉会乘自己的内乱之机攻打自己，便主动遣使通好，上贡良马和裘皮。
光武帝刘秀回信说：“单于境内也很贫穷，礼物不过是表达情意而已，何必要送良马和裘皮呢。”便回赠给单于绢帛五百匹，斩马剑一柄。
一直到光武帝刘秀去世，也没有同匈奴开战。边陲长久安宁，烽火不举使得百姓们得以休养生息，因此国家元气得以大大的恢复，出现了“汗室中兴”的大好局面。
[总结]
光武帝刘秀这位帝王，与其他一些好大喜功的帝王是大不同的，他治理国家求的是稳稳当当，使天下百姓安居乐业。可以说，这才是治国之本。若是一味地讲求功绩，不顾国家损耗和百姓生活，盲目地卷入各国纠纷和战争中，虽然可能会换来一些虚名虚利，但终究是免不了劳民伤财的，这对于刚刚建立起来的后汉王朝，将是沉重的负担。光武帝刘秀深懂其中的道理，因此只求后汉能稳步发展，而绝不逞能，不去做那些“舍本逐末”的事情。
强行者有志——立大志还需执之以恒
[原文]
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
[译文]
战胜他人就是有力量，战胜自己的弱点，才算做刚强。知道满足的人才是富有的。持之以恒的人是有志气。
《道德经》 第三十三章
[评析]
一个人立下志向并不难，难的是能够持之以恒、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直到志向得以实现。天下的成功，很少有一帆风顺的。在奋斗的路上，难免遇到各种挫折和困难。在挫折和困难面前不退缩，不屈不挠地坚持下来，时时刻刻都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这样的人才叫做“有志气”。
[实例]
曾国藩好学不倦文武兼能
清代名臣曾国藩的一生，可谓成就辉煌，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学识上，其才学都达到了顶峰。之所以能够如此成就辉煌，并非他生来就学识渊博、超出常人，而是得益于他永不自满、勤学苦读的结果。
曾国藩的好学是出名的，他一生读书的经历就是一个由低到高的转变过程。道光十五年他入京参加会试前，读的是子曰诗云，眼界还不广，学识并不宽。十五年会试报罢，他暂时留在京师，开始涉猎诗、古文，尤其喜好韩愈的文章。
第二年会试报罢后，他买回一套二十三史，孜孜不倦地细读，将近用了一年的时间。这使得他的学识逐渐开拓了。
道光十八年入翰苑后，趁着清闲少事，他更加励志学习，广泛阅览，且勤作笔记，分“茶余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钞、诗文草”等五门，手抄笔摘；加上他在京都有不少良师益友，切磋扶持，从不间断，因而学识大有进步。可以说，京宦十二年间，他学到了渊博的知识，为后来成为一代大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后来，他还通过勤学、苦学丰富了自己的用兵知识，为指挥用兵作战打下了基础。
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并不是由武人组建起来的，而是由—批学养深厚的文人组建起来的，其中的骨干人物甚至可以称得上“道学家”，如罗泽南、江忠源，李续宾，李续宜，其中罗泽南则是一位号称“罗山先生”的道学大师。
曾国藩任京官十四个年头中，主要攻读的是理学和诗古文，虽然曾当过一年多兵部左侍郎，却未深习兵法。
到了咸丰二年底他出任帮办团练大臣，咸丰四年正式带勇作战，这个书生才真正接触到军事。他的军事知识首先是从史书中学来的。例如，他赞叹说：“我以为先哲经世的书，最精深的是司马光公的《资治通鉴》，它专长于叙述军事得失的缘由，脉络分明……实在是六经以外没有得到重视的经典。”
通过对书本的研读，曾国藩从古代的战例来熟悉战争，这是曾国藩步人军事大殿的主要途径。他根据《资治通鉴》所纪的兵事，概述道：“行军之道，有依次而进者；有越敌人所守之寨，而先攻他处者”；“张兴世守据钱溪，宋子仙取郢州，许德勋下黄州，都是水路越攻而胜；王琳下金陵，以水路越攻而败，尉元取下郢四城，李塑下蔡州，郭崇韬策汴梁，以陆路越攻而得；李道宗策平壤，李泌策范阳，以陆路不越攻而失。成败得失，固无一定的轨辙。”
曾国藩通过书中读到的军争实例，联系到湘军的实际，回忆道：
咸丰四年十月，湘军越过陈玉成占据的蕲州，直攻秦日纲占据的田家镇，结果田家镇一破，蕲州也不战而溃，曾国藩总结说：“这是越寨进攻而取胜的”；
同年十一月，林启荣占据九江，湘军水师越过九江，直取下游的湖口，陆军也会师于湖口，结果水陆两军都不利，曾国藩总结说：“这是越寨进攻而败的”；
咸丰六年五月初二日，武汉、黄州未破，杨载福以舟师驶下，直到九江；七年九月二十八日，九江、安庆未破，杨载福以舟师驶下，直至旧县，往来如飞，曾国藩总结说：“这是越寨进攻而胜的。”
曾国藩虽身为湘军统率，但他深知自己的军事学问和经验很不足，为了攻克金陵，积累攻城的经验，他翻阅大量的古籍，写下数十篇越镇或越寨进攻而胜或败的战例，从中总结成功或失败的教训。
在所有关于战争的古书中，曾国藩最欣赏的就是《史记》和《二十三史》，他所积累的许多知识都是间接地从书本中来的，并与实践相结合，来总结和概括自己的兵法思想，从而完成了从一代大儒到军事家的转变与升华。
曾国藩是由一位纯文官转变为武官的，之所以能够胜任其职，靠的就是多学习、多钻研以及坚持不懈的精神，才由一名地地道道的军事门外汉，成为深谙其道的内行人。
曾国藩的晚年，也是在读书中度过的。同治十年 （1872），是曾国藩在世的最后一个年头，当时他衰病已经多年了，但仍不忘记读书。这年正月二十三日，他忽右足麻木，回到内室，对二女纪曜说，“吾适以大限将至，不自意又能复常也。”二十六日，前河道总督苏迁魁路过金陵，他出城迎接，在轿中还背诵《四书》。
到了二月初三，他还阅看了《理学宗传》中的《张子》一卷，写了日记。这天的日记，他在上面留下了他生平写的最后一个字。第二天午后，他由长子曾纪泽陪同，在总督府后的西花园散步时，屡向前蹴，忽喊足麻，即已抽搐，儿子急扶他至花厅，他已不能说话。后立刻更衣端坐，家人聚集在左右。三刻钟后，即目暝气息。
[总结]
可以见得，曾国藩的一生是何等地好学，直到死前，他还放不下书卷，这也正是他能够出人头地、文武兼能的原因所在吧！一个人好学也许不难，难的一生都这样如醉如痴、坚持不懈地读书。曾国藩做到了，因此他的人生是辉煌的人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大成就。
司马迁渝志不移写《史记》
闻名古今的《史记》，是司马迁在受到宫刑之辱后写出来的。他身虽受辱，但志不可夺，所以因一部《史记》而名垂千古。
司马迁自幼受其父影响，诵读古文，熟读经书，二十岁时就周游了全国，考察了无数的名胜古迹、山川物产，了解到了各种各样的风土人情，访求了许多前人的轶事掌故。司马迁任太史令后，又有便利得以博览朝廷藏书、档案典籍，这使得他所掌握的知识和史实就更加渊博了。
太初元年，司马迁决定根据父亲遗志，着手编撰一部规模宏大的史书，让中国的历史得已流传下来。
正在司马迁努力写作之际，一件意想不到的祸情发生了。
天汉二年，名将李广之孙李陵率兵五千进攻匈奴，开始时捷报频传，满朝文武都向武帝祝贺。但不久，李陵被匈奴兵围困，以至于寡不敌众，在士卒伤亡殆尽的情况下，李陵被匈奴俘虏了。
这样一来，前几天还称颂李陵的文武大臣们，又都反过来怪罪李陵了，只有司马迁坚持替李陵辩护。
司马迁直言不讳，特别是指出了汉武帝宠妃李氏夫人的哥哥李广利的失职，令汉武帝大为震怒，认为司马迁有意贬损李广利的功劳，而为李陵开脱罪责，便将其下狱论罪。依当时的刑律，犯死罪之人可以用50万钱赎罪，或是用宫刑替罪。司马迁虽学识满腹，却家无闲资，没有那么多钱来赎罪，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慷慨赴义，要么接受宫刑。
司马迁想到“草创未就”的《史记》，就心如刀绞，最终选择接受奇耻大辱的宫刑，留得性命在，继续撰写《史记》。实际上，这是比选择死更艰难的抉择。
出狱之后，司马迁又担任中书令。这种职务，历来都是由宦官担任的，对士大夫来说可算得上耻辱，司马迁的朋友表示对他的行为深感不解。
司马迁说：“我并非怕死，每个人都有一死，但死的价值和意义却大不同。有的重如泰山，有的轻如鸿毛。如果我现在死了，就如同死了一只蝼蚁。我之所以忍辱苟活，是因为撰写史书的夙愿还没有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