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获奖理由：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
主要作品：《寂静的房子》、《白色城堡》、《我的名字叫红》、《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纯真博物馆》
作家是一种能够耐心地花费多年时间去发现一个内在自我和造就了他的世界的人。当我谈到写作时，我脑子里想到的不是小说、诗歌或是文学传统，而是一个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单独面对自己内心的人；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他用言语建造了一个新的世界。
——诺奖演说《父亲的手提箱》
简言之，我，在画坊中和画师们当中被称为高雅先生的这位，死了。然而我还没有被埋葬，也因此我的灵魂尚未完全脱离躯体。不论命运决定我是去天堂，还是去地狱，我的灵魂要想到达那儿，我的躯体都必须离开那肮脏的地方。尽管我并不是唯一一个遇上这种处境的人，但它却使我的灵魂感受到难以言喻的痛苦。
——《我的名字叫红》
做梦的时候，我们以为梦境是真实的。这就是梦的定义。阅读小说时，我们同样以为小说是真实的——但是我们心里也明白这种想法纯属虚妄。这种悖论源自小说的属性。我们在此强调指出，小说艺术依赖于我们可以同时相信两种矛盾状态的能力。
——《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
该用什么语言来表达我将她拥入怀中时感到的安宁呢？人群里发出的不断在我脑海里萦绕的嘈杂声、乐曲的喧闹声、我以为是城市呻吟的无情噪音，原来只是远离她而产生的不安。就像只能在一个人的怀里才会停止啼哭的婴儿一样，我的内心一下子被一种深切、温柔的幸福静谧包围了。
——《纯真博物馆》
打开一本我在佛罗伦萨花大价钱购买的书时，我的眼眶盈满了泪水。我听到了外边传来的哀号声，来来往往的急促脚步声。我脑子里想着的是一会儿就会有人从手中把这本书夺走，但我不愿想这件事，只是思考书里的内容，仿佛书中的思想、文句及方程式中有着我所害怕失去的所有过往人生。
——《白色城堡》
这房子不是为一般人建的，而是为侏儒们建的。这房子完美无缺，只是房间、门窗、楼梯的大小是按照侏儒们的尺寸设计的，普通入必须弯下腰才能进门。根据我们艺术史老师苏黑尔·恩维尔教授的研究，这房子是麦赫梅特二世苏丹的妻子、阿赫梅特一世苏丹的母亲韩丹皇后令人建造的，她非常喜爱侏儒。
——《寂静的房子》
作家小传
费利特·奥尔汗·帕慕克，1952年出生于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一户富裕人家。从小，他在一幢以家族姓氏命名的公寓楼房中长大。
帕慕克的祖父是一个工程师，在20世纪土耳其政府大笔拨款修建铁路的时候致富，因此一家人得以在伊斯坦布尔的豪华住宅区修建了公寓楼。帕慕克的父亲是一个建筑商，家境比较优越。当帕慕克出生时，家族已经开始败落。叔叔、婶婶、堂兄堂弟等人一起住在祖父留下的公寓里，亲戚们每天抽烟、打牌、聊闲话的生活，就是帕慕克最初对社会的认识。
高中时，帕慕克的父母离异，他跟随母亲一起生活。因为母亲没有工作，所以那段时间他们的生活比较困难。这时，帕慕克开始尝试写作，却遭到了整个家族的反对。受祖父的影响，帕慕克的父亲和叔叔都是工程师，外公家也是经营纺织厂的实业家。家人理所当然地希望他和哥哥能成为工程师，因此将他们送到了伊斯坦布尔昂贵的私立学校接受教育。
高中毕业后，帕慕克选择去伊斯坦布尔理工大学习建筑学。这一选择，一方面是出于家人的期望，另一方面来自他自己的梦想——修习绘画艺术。三年后，帕慕克中途退学，想要成为一名全职作家。后在家人的劝说下，他转入新闻系，最后从伊斯坦布尔大学新闻专业毕业。
大学毕业后，帕慕克并未从事记者工作，而是直接开始文学写作。他把自己锁在卧室里开始创作，在近八年的时间里几乎与世隔绝。他的母亲对此非常担忧，不时来劝他改行报考医学院。帕慕克对此毫不理会，专心投入创作。1979年，他出版了第一部小说《塞夫得特州长和他的儿子们》，并获得《土耳其日报》小说首奖和奥尔罕·凯马尔小说奖。
《赛夫得特州长和他的儿子们》讲述了伊斯坦布尔一个富裕家庭祖孙三代的故事，故事主角的家就位于帕慕克公寓所在的豪华住宅区。不得不说，从小生长在大家庭的经历给帕慕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素材。帕慕克自己也承认，第一本小说就是以他自己的生活为原型的。
1982年，帕慕克30岁，这一年他与历史学家艾临·图拉根结婚。这段婚姻维持了十九年，两人于2001年离婚。他们有一个女儿，名叫吕雅，土耳其语是“梦”的意思。2010年1月，帕慕克承认，他正在和一位来自印度的布克奖得主基兰·德塞交往。
自从第一本小说出版后，帕慕克毫不间断地写作。1983年，他的第二本小说《寂静的房子》出版，这本小说后来被翻译成法语，1991年获得欧洲发现奖。在两本备受好评的小说之后，真正让国际读者认识帕慕克的是他的第三部小说——《白色城堡》。
1985年，《白色城堡》出版后获得美国外国小说独立奖，《纽约时报》评论说：“一颗新星正在东方诞生——土耳其作家奥尔汗·帕慕克。”《白色城堡》奠定了帕慕克的写作风格，在这部小说中，帕慕克将西方小说叙事方式与东方文化神秘主义和象征主义融为一体，让他获得了国际声誉。
此后三年，帕慕克到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其间他还访问了艾奥瓦大学，并开始在美国居住。虽然他人在美国，笔触依然在写土耳其，写他最熟悉的城市——伊斯坦布尔。这三年的时间里，他完成了第四部小说《黑书》的大部分。
这部小说真实再现了伊斯坦布尔的过去和现在，文中充满对伊斯坦布尔街头巷尾、社会氛围的描写。帕慕克在2005年出版的回忆录《伊斯坦布尔》中写道：“我的主题就是我的城市。探索我的城市中私密角落里的隐藏图案和隐蔽、神秘的地方，这是我的工作，是我的所爱。”
《黑书》在1990年出版，并且成为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这本小说让帕慕克在土耳其文学圈备受争议的同时也广受一般读者喜爱。小说的法文版获得了法兰西文化奖。1992年，他以这本小说为蓝本完成《隐蔽的脸》的电影剧本。
1995年，帕慕克完成了小说《新人生》。1997年，此书一出版就在土耳其造成轰动，成为土耳其历史上销售速度最快的书。一年后，《我的名字叫红》出版。这本书确定了帕慕克在国际文坛上的地位，让他获得2003年都柏林文学奖，拿到高达10万欧元的奖金，同时还赢得了法国文艺奖和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
帕慕克坦言，他是受讲述伊斯兰故事的细密画启发，写下了《我的名字叫红》。在这部小说中，既有帕慕克自己，也有他的家人，他甚至还用到了母亲和哥哥的名字。他这样做的用意，就是想赋予历史小说丰满的人物性格，令历史变得更具体。
就像他每创作一部作品时都会花大量时间研究土耳其历史一样，在写作《我的名字叫红》之前，帕慕克就花了六年时间做研究，读书、查找资料、参观博物馆、浏览美术作品等等。回顾这段经历，帕慕克说：“土耳其人是优秀的收藏家，许多古老的政府文件和艺术作品都保存完好。在这些故纸堆里游荡，我发现许多有趣的事情。在西方化的大趋势下，已经很少有人记得这些故事，我的小说，就是想对那些被遗忘的故事和美轮美奂的图画致敬。”
2002年，帕慕克完成了《雪》，获得畅销，并被选入2004年的《纽约时报书评》“年度好书”。2005年，他写了一本自传性质的小说《伊斯坦布尔》，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奖提名，可惜最后与诺奖擦肩而过。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十天之后，帕慕克获得了德国书业和平奖，这是一个分量仅次于诺贝尔文学奖的国际性大奖。2006年，帕慕克在被两度提名之后，终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回顾帕慕克的作品，可以说他的小说本本畅销，有的引起轰动，有的赢得大奖，他因此成为土耳其在国际文坛上的代表。同时，他的作品情节曲折，语言简洁而有诗意，富有情趣，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少有的几位容易被普通读者所接受的作家。
帕慕克在国际上屡获大奖，在土耳其国内，他却是一个引起争议，甚至惹上官司的作家。2005年，帕慕克对有关亚美尼亚人九十年前遭到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种族灭绝的言论表示了支持。帕慕克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土耳其在二战期间屠杀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的历史事件，并且说道：“三万名库尔德人和一百万亚美尼亚人在这些地方被杀，除了我，没人敢谈及此。”他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和政客们的激烈回应，进而被控告侮辱国家，一位地方官员甚至下令查禁并销毁他的作品。
实际上，对于努力争取加入欧盟的土耳其，曾承诺土耳其国内将享有言论自由以及进行民主改革。多年来，土耳其一直致力于改善其人权纪录，因此对亚美尼亚和库尔德问题极度敏感。2005年12月，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出庭受审，出于法律条文的不具体，“帕慕克案”被无限期推迟。对此，帕慕克解释说：“我只在乎写作，我是一个陷入政治局势中的文学人。”
和在政治上发表尖锐观点的帕慕克相比，生活中的帕慕克近乎是一个自闭者。他长年住在伊斯坦布尔一栋公寓中，很少公开露面。这栋公寓可俯瞰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一座桥梁，这座桥梁连通欧亚两大洲，就像他的思想和创作一样，连接着西方和东方的不同文明。
他每个星期工作七天，每天从早上九点工作到晚上八点，烟不离手，长时间写作。他认真观察和记录身边人的生活，很少有自己的社交生活。帕慕克说：“不是因为不喜欢，而是代价太大。一个派对回来，我两个星期都没法工作。”
到目前为止，帕慕克已经写作三十多年，写作已然变成了他生命中“唯一的慰藉”。在他所关注的题材中，伊斯坦布尔是他永远的最爱。他的书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文学的角度，让人们可以更加细致地了解这座世界上最典型的双重城市。
作品赏析
我的名字叫红
帕慕克将小说的背景放在了16世纪的奥斯曼帝国。故事借一位被抛弃在枯井中的尸体之口，慢慢揭示出当时宫廷画师们的生活场景和一场谋杀案背后的文化冲突。
被谋杀的人是国王苏丹的细密画师高雅。高雅生前参与了一个秘密的任务，他和其他三位最优秀的细密画家分工合作，用欧洲的画法为国王苏丹绘制一本旷世之作。可是，这样的画法违背了细密画的传统，也违背了高雅本人的信仰，他心中惶惶不安，不小心将这个秘密说了出去，因而招来了杀身之祸。
随后，一位离开家乡十二年的青年黑回到了伊斯坦布尔。当年，他因为爱慕漂亮的表妹而被姨父拒绝才远走他乡，多年来，他游走在世界各地，见识了丰富多彩的世界，同时无时无刻不在思念自己的爱人。十二年后的第一次见面，黑再次疯狂地爱上了她。
此时，表妹谢库瑞已经结婚，生了两个儿子。丈夫上了战场后音讯全无，谢库瑞为了摆脱丈夫弟弟的纠缠，带着两个儿子搬回到父亲的家中。谢库瑞的父亲是参与秘密任务的长者，他联络着几位顶尖的画师，同时也担忧着高雅被杀的原因。
黑拜访过姨父之后，开始参与高雅死亡事件的调查。为了了解到细密画的创作过程，黑住进了姨夫家里。黑的到来打破了谢库瑞原本平静的生活，她对黑的感情也慢慢地发生变化。紧接着，父亲在家中惨遭杀害，谢库瑞一时间陷入了绝望，所有牵涉其中的细密画师也开始人人自危。每个人都不再相信任何人，除了他自己。
危急之下，黑和谢库瑞结婚，并担负起保护她和孩子的责任。不过，谢库瑞拒绝和黑圆房，她说，直到黑将杀害父亲的凶手绳之以法，才能和他真正开始新生活。
国王苏丹要求宫廷绘画大师奥斯曼和黑一起查出谋杀案的凶手，并且限时三天。奥斯曼大师和黑分析后得出结论：线索很可能藏在书中未完成的图画某处。
于是，奥斯曼大师与黑把能搜集到的秘密绘制的图画都拿来比较，试图找出凶手偷走最后一幅图的根本原因。这当中，他们面临了绘画生涯的巨大冲击。奥斯曼大师和黑都是传统的细密画师，严格地遵循着“风格即瑕疵”的传统进行绘画，可是那些用西方透视法画出来的作品却充斥着风格和变化。这些图像令他们感到了对神的亵渎，他们没能找到凶手的蛛丝马迹。
后来，他们在死去的高雅先生那里找到了一幅草草绘就的马。这是一匹骏逸的马，但是它有一个不易被人察觉的缺陷——裂鼻。他们知道，只要找到和这幅画相似的作品，就可以找到事情背后的凶手。
大师和黑进入苏丹的宝库，将宫廷收藏的各种画册和国外绘画的赠品一一进行对比，希望从中找到裂鼻马的出处和画派。在苏丹的宝库中，奥斯曼大师饱览了大量的绘画珍品，并在心满意足中刺瞎了自己的双眼。此时，奥斯曼大师已经找出了判断凶手的方法。
从宝库出来后，黑先后拜访了三位画师，并且按照奥斯曼大师讲述的方法与之交谈，最后果然找到真凶。可惜，凶手夺走了黑的匕首，并刺伤了他。凶手匆匆赶到码头想要逃走，却被黑的情敌拦住。他以为凶手是黑的同伙，轻松地结束了凶手的性命。
黑血肉模糊地回到家中，向谢库瑞说明了真相。谢库瑞践行了她的承诺，成为了黑真正的妻子。从此以后，黑和谢库瑞一起生活，并且养大了两个孩子。多年后，谢库瑞的小儿子奥尔汗成为作家，他在自己的小说里将父母的故事写了下来。
阅读完《我的名字叫红》，不得不感慨，如今的小说创作已然变成了一件费神又费脑的体力活。这部小说最为称奇的就是它的写作手法。作者在每一章里都会变换一个叙述的人，让一具尸体、一棵树、一幅画上的狗，甚至一枚到处流浪的假币发出声音，从不同的角度讲述同一个故事。
读者一定是觉得作者是在炫技，精心编排一个思维的迷宫引导读者进入。其实不然，它只是提供给读者一个更全面、多角度看事情的方法，就像欣赏细密画一样，让人醉心于故事本身的同时，不要忽略掉场景中任何一个微小的物品。作者不厌其烦地重复也不是赘述，而是作者真的有那么多的东西需要表现。
整部小说中，最容易找到的主题一个是凶杀，另一个则是爱情。帕慕克在第一章就借着高雅先生的尸体之口道出了一场谋杀的存在。探寻凶手的真面目，这一类似侦探小说的技法很容易成为读者读下去的动力。
令人奇怪的是，凶手在小说的第四章就开始现身，随着情节的发展还不断出现在读者面前。他诚恳地讲述自己的内心想法和真实经历，一边让读者对他的内心世界更加了解，一边越发增加他的神秘感。在这一点上，《我的名字叫红》和杰出的侦探小说并没有任何分别，在构思上甚至显得更为精致。
另外，分别了十二年的恋人，黑和谢库瑞在一轮轮的猜忌、试探和怀疑中重归于好，单独作为爱情小说来看，它有所有爱情小说的优美和动人之处，同时具备对人类情感的细腻描绘，在心理描写上也称得上是细致入微，纤毫毕现。
话又说回来，如果《我的名字叫红》可以单纯地被贴上“爱情”、“侦探”的标签，那这本书不过是一本平庸的通俗读本，就不会有作者对细密画文化的巨大关怀，也就不会有今天的帕慕克了。
朱光潜先生在《谈文学》中说：“第一流小说家不尽是会讲故事的人。第一流小说中的故事大半只像枯树搭成的花架，用处只是在撑持住一园锦绣灿烂、生气蓬勃的葛藤花卉。读小说只见到故事而没见到它的诗，就像看到花架而忘记架上的花。”帕慕克不过是用“爱情”和“侦探”的故事来编织了一个花架，真正的花并不在此。
分析最初那起谋杀案的来源，我们就可以看到本书的精华所在。奥斯曼时期的细密画讲究的是重复，不断地重复。即使是宫廷里最高级的细密大师，一辈子也只能复制前人的作品，直到他们花了一辈子的时间，累瞎了双眼，也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可是，当国王苏丹看到法兰克的肖像画后，他被那精细的手法震撼住了。他渴望像威尼斯的贵族一样，在豪华的宫廷中挂一张惟妙惟肖、和自己一般高的肖像。这个想法激起了细密画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和法兰克肖像画的碰撞，也引发细密画家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不以精确见长的奥斯曼细密画和使用透视法与精确度的法兰克肖像画法相比，到底哪个具有恒久的生命力，哪个更能体现奥斯曼文化中的精微部分？
传统的画家坚守着古老的信念，不忍让法兰克的画法冲击细密画多年的传统；被金钱收买的画家则开始偷偷地学习精细的肖像画，甚至在细密画中添入被认为是“瑕疵”的个人风格。两起谋杀案的发生，正是这种观念争斗的外在表象，也是细密画衰败的到来。而作者想要表达的，正是对在土耳其日渐西化的过程中，被外来文明冲击而日益式微的传统艺术的关注。
帕慕克从六岁开始学习绘画，并且一直幻想成为一名画家。少年时期，他临摹过土耳其的细密画，后来也受到了西方绘画的影响。成年后他选择了写作，不得不将绘画的爱好放置一边。为了写这本书，他花了六年的时间做研究，观察各种美术作品。在深入了解土耳其的传统绘画后，他领悟到，对传统的土耳其画师而言，西方肖像画的绘画方式是个极大的挑战。
虽然帕慕克个人觉得所有优秀的艺术品都来自不同文化的混合，却也忍不住为土耳其文化中传统技法的没落感到悲伤。当西方文明渗透到土耳其人的生活中，人们习惯将西方文明当成是先进的，自己的文化当成落后的。对此，帕慕克也在书中提到：“西方的真的就是先进的吗？如果在科技上是，那么在艺术上也是吗？”
就像前面提到的一样，书中曲折的故事不过是作者精心构建的花架子，真正的繁花似锦是作者对细密画和细密画家的描写。书中涉及信仰，涉及对传统的坚守，也涉及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看、绘画的方式。
经过翻译的文字可能失去了原来的文本美感，但毋庸置疑的是，这本书足以为读者打开一扇窗，透过这扇窗，读者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世界：一个既不属于东方传统，也无法融合西方哲学，带有悠久历史，却又难以简单说明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