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业作为当时中国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制造产业，其资产在全国工业总资产中占到36%还要多，纺织工人就占到全国全部工人总数的56%以上，长三角作为中国纺织业的中心，有80多家纺织厂开在这一带。当危机到来之时，它受到的冲击也最为巨大。
在生丝业，随着需求的日益减少和丝价的不断降低，上海的丝厂从1931年鼎盛时期的107家减少到33家。在面粉业，到1933年10月，上海所有面粉厂停止营业，正是由于国民政府对日本面粉的低关税从而造成了民族面粉业的绝境。民族企业家们紧急上书南京政府，要求对进口面粉进一步提高关税，在橡胶业，由于产品价格的急剧下跌，全国30家橡胶厂中有3/5破产倒闭。在商业领域，单是上海一地在1934年就有254家商业企业宣布倒闭，1935年更是有469家破产倒闭。
在金融业之中，由于白银的不断增值和大量外流，特别是在金融中心上海，短期内使得银行业表现出了虚假的表面繁荣。全国各地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向这里，通过市场交易甚至是直接走私出境。因公债的日益下跌而出现低迷的投机生意开始活跃起来，此时上海主要银行的利润在1934年突破了3120万元的历史纪录，还成立了11家新的银行。当然，这是短期投机造成的虚假繁荣。随着白银的大量外流，中国的银根开始吃紧，虚假繁荣过后，中国的金融业开始处在了风口浪尖之上，大批量银行开始破产倒闭，这场由于白银投机而产生的经济危机在给银行业带来繁荣的同时也掘好了坟墓。
在这场经济大萧条之中，中国的国民经济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经济社会在萧条与复苏之中不断徘徊前进，这场由于白银投机而造成的苦果最终还是要由国人来独自承担。
一波三折逃出虎口的荣家
荣氏企业以规模庞大、资金雄厚而居于中国近现代工业史的龙头地位。作为民族企业，它非常具有代表性，既有与其他民族企业所共有的特点，也有着与其他民族企业所不同的特色，荣家正是利用这些经营特点和特色，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夹缝之中勉强生存下来。作为中国民族资本工业史的典型代表，抗战爆发前后荣氏企业的发展可谓是一波三折，起伏不定。
1934年7月4日，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孔祥熙宣布了对日本有利的新税政策，随后的第二天，当时中国最大的民族纺织企业上海申新总公司便公开登报，宣布“搁浅”。荣家企业陷入了创业以来最大的一次危机之中。
两年之前，荣家的企业还处在巅峰的发展时期。当时申新纱厂的总锭数占到了全国民族资本棉纱厂纱锭数的20%左右，布机数占到全国的28%，福新和茂新面粉厂的规模在全国同行业之中占到1/3左右，其旗下企业总数就有21家之多，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民营实业集团。荣宗敬也曾经无比骄傲地宣称：“当今中国人，有一半是穿我的、吃我的。”
荣家企业得以迅猛发展依靠的是疯狂举债扩张的战略。当时的申新资产估值为6898万银元，但是他的负债也达到了6375万银元，处在一个收支非常敏感的状态之中。在随后的市场巨变之中，荣家企业首当其冲。1934年初，荣家的面粉工厂已经全面停产，申新各厂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到1934年3月，随着白银投机的盛行以及上海银根吃紧，上海所有银行之中已经没有一家敢向荣家放款了，就连荣氏参股的16家钱庄也早已关门大吉。面对产业的不景气，荣宗敬一度抱有自杀的念头，好在宋汉章和陈光甫两人在荣宅陪他，好言相劝，他才没有走上不归路。
从客观上来说，荣家企业之所以会陷入到如此巨大的危机之中，与荣宗敬的激进做法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陈光甫就曾经评论过荣宗敬的激进做法，他说：“荣宗敬的申新企业是全国纺织企业中最大的，为了增加银行存款，巩固我们的地位，我们乐意与他合作；而他当时急需资金来更新扩大，自然也希望与我们合作。结果，没有充分调查他的实际需要和个人性格，我们就提供了大笔贷款给他，导致我们资金周转困难，甚至影响了活期存款的运行。”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荣宗敬想到了自己的弟弟荣德生。6月28日，荣宗敬派人到无锡向弟弟求援。族内都有许多人担心，一旦到上海去救申新会将无锡的产业拖进泥潭之中。荣德生则将一个茶壶放在手中说：“我与哥哥好比这个壶，一经破裂，虽持半壶在手，亦复何用？”他当天便将家中所有地契以及有价证券全部收集起来，第二天清晨便赶到了上海，在宋汉章、陈光甫等人的斡旋之下，中国银行和上海银行联合借款220万元给申新，这才稍解了燃眉之急。
但是，申新公司每年单是利息和通税支出就有1000万元，200多万元的贷款实在是杯水车薪。一个星期之后，申新不得不宣告“搁浅”。
对于刚刚起步的中国民族企业来说，一旦荣氏家族的企业垮掉了，纺织业和面粉业的半壁江山就会塌掉，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两个市场上与民族企业竞争最为激烈的是日本企业，当时的情况是日本企业已经在棉纺织业中拥有了1/3左右的市场份额，抵制日货运动以及宋子文的反日政策曾经让它们元气大伤，但是孔祥熙的新税出台以及经济危机给了日本企业一个翻盘的绝佳机会。面对着这样一场没有硝烟的“抗日战争”，拯救荣氏企业成为当务之急。
这时候，只能依靠国民政府出面帮助荣家渡过难关。但是当荣氏最为困难时，国民政府开始觊觎荣氏企业，试图吞并。国民政府实业部对荣宗敬的申新系统纱厂作了一番调查，提出了一份《申新纺织公司调查报告书》。这份报告书将申新定为“资负倒挂”，也就是说申新实际上已经破产，须由债权人接管。实业部开始对外放出“收回国有”的舆论。荣宗敬当下表示要以死抗争。后来经过陈光甫的巧妙周旋，使得政府放弃了吞并申新的想法。
又过了一年，到1935年的时候，汇丰银行与日商联合，不顾法院的干预以及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打算强行对申新七厂实行拍卖。在荣氏家族上下呼吁、职工誓死反对以及舆论的纷起声援之下，汇丰慑于民愤，不得不取消了这次拍卖。1936年，随着全国棉花的大面积丰收，纱布又开始畅销起来，纺织业骤然起色，申新终于转亏为盈。
荣家经历了三年地狱般的煎熬之后，终于坚持了下来，申新公司从1936年秋天开始重新步入正轨。1937年7月1日，荣德生的四儿子荣毅仁被派到茂新面粉二厂担任助理经理。他兴致勃勃地草拟了一份计划，准备在全国建几十个面粉厂，形成“面粉托拉斯”。然而，1937年7月7日的炮火打断了这所有的一切。淞沪会战时，日军与抵抗的十九路军在闸北和沪东一线展开激战，荣家的几家工厂都在战区内，成为日军攻击的目标。荣家经略了30多年的庞大产业聚集于上海和江苏，全数都在日军的炮火覆盖之下。
1937年8月13日，申新五厂遭到日军的攻击，中日军队在厂区附近进行了激烈的交战，工厂被迫停产，随后日军占领了全部的厂区，设施全部被摧毁。在此之后，申新六厂、七厂也遭到日军的洗劫，多部机器被日军拆毁；除此之外，福新一、三、六厂还被日军强行侵占为办事处和军用材料的仓库。日军的飞机向当时荣家企业之中设备最为先进的申新一厂和八厂投下了18枚重磅炸弹，当场造成70多人死亡，350多人受伤。到11月，上海失守之后，荣家在上海的最强对手日本丰田纱厂利用混乱局面聘用一批日本浪人和地痞流氓来到申新八厂，将残余的126台精纺机用重磅榔头全部予以砸毁，马达、车头、油箱等部件全部敲碎，滚筒、皮带盘等也都被打得粉碎，甚至连仓库里的棉布、棉纱和棉花也不放过，全都掠走。11月15日，无锡沦陷，日军先是将茂新一厂仓库之中的4万袋面粉全部抢走，然后又将厂房里面的机器全部放火烧毁，荣氏家族的发祥地由此变成了一片瓦砾。由于申新三厂曾经为国民政府的军队生产过一批军用服装，便成为了日军的重点报复对象，他们用柴油、硫磺和火药纵火焚烧了仓库和厂区。
至此，荣家在无锡、上海两地的企业设备被毁纱锭18.7万枚、布机2726台、粉磨36部，荣家产业仅剩下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面对惨景，荣家兄弟束手无策，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情是，尽量把工人疏散到安全的地带，把茂新四厂库存的数千担小麦和几万包面粉，全部抢运出来给中国军队作为军粮。
荣氏家族勉强维持的荣家企业，在经历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之后毁于一旦，许多工厂被日军炸毁或占有，损失总计约值三千五百万元，但好在根基还在，抗战胜利后，荣氏家族企业虽然没有达到战前的水平，但是经历了一波三折之后还是逃出了破产的命运，这对于荣家来说已经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了。
毫无悬念的孔张之役
孔祥熙出身于山西太谷县的一个票商家庭，是孔子的75代裔孙，他早年在基督教会资助下赴美留学，先后在欧柏林大学和耶鲁大学就学，毕业后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1914年，他追随孙中山从事早期的革命活动，与宋氏三姐妹的大姐宋蔼龄结为夫妻，从此攀上了高枝。在此之后，他一手抓钱，一手抓权，在各派势力之间游刃有余，可以说是精明到了骨子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