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进南京之后，永利厂便沦陷于敌手。此时的范旭东并没有消沉，他在摆脱了敌人和汉奸的威逼和利诱之后，毅然决定率领全厂的技术人员西迁入川。在此期间，永利厂的一些主要设备也被日军拆运到了日本九州大牟田东洋株式会社横须工厂，由此一来，历经了8年心血艰难创业的永利厂便付诸东流。
就在抗战即将胜利的前夕，范旭东为工厂的重建四处奔走，他希望能够在抗战胜利之后恢复发展中国的化学工业。但是，由于战时范旭东对国民政府的强硬态度，使得当他找到国营的四大银行进行贷款之时，回应他的都是一张张冰冷的面孔，没有一家银行愿意贷款给永利厂，而此时的私营银行业已经绝迹。
面对着在国内借贷无门的残酷现实，范旭东只得转向美国进口银行进行借款，但是美国进口银行却提出了贷款要有国民政府担保的要求。由于民族资本与官僚资本之间长久的矛盾积累，使得当时的国民政府对担保一事，采取推、拖的消极态度对待，对于范旭东的请求迟迟不作答复，以至于贷款之事不了了之。
面对这样的严酷现实，范旭东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以至于急性黄疸病突然发作，从此一病不起。1945年10月4日，在重庆沙坪坝南园的寓所之中，范旭东含恨辞世，结束了63年奔波坎坷的一生。此时正在重庆进行谈判的毛泽东，闻听他的死讯之后，为他题写了“工业先导，功在中华”的挽联，后世称赞他为我国人民不可忘记的四大实业家之一。
就在范旭东病故之后，侯德榜继任了永利厂的总经理。在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之后，侯德榜曾经两度前往日本东京，在经历了两年零八个月的艰苦交涉之后，终于将在抗战时期被劫掠的全部设备索回，并于1948年4月11日运抵永利厂码头。至此，永利厂在抗战时期的被掠机器设备得到了回归，永利厂也开始了它的新发展。
回顾范旭东艰苦卓绝的一生，发现他有一种中国企业家所特有的精神。他不建大厦，不置汽车，一生只拿50元的工资。正如卢作孚所说的那样，“中国真正的人才，范旭东先生要算一个。”
第四节 最后的茫然
1948年，面对大厦将倾的严峻形势以及国统区内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蒋介石政府进行了一次紧急的医治，但是这次由博士内阁发起的经济改革并没有成功，蒋大公子在上海的打虎行动也以失败告终。最终，在人民胜利的欢呼之中，蒋家王朝走完了他最后的历程，结束了它们在大陆37年的统治，黯然退守台湾岛，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卢、荣复兴梦的破灭
早在抗战时期，卢作孚民生公司的资本就迅速扩张，到1939年已经增资到了700万元。看到这家民营公司的丰厚利润，孔祥熙打算由中央信托局参加投资，宋子文也从香港派人来到重庆，提出由中国银行参加投资的要求。面对孔宋二人提出的要任民生公司董事长的要求，卢作孚急中生智，请来交通银行负责人钱永铭居中斡旋，才避免了公司易主的命运。
抗战胜利后，卢作孚怀着做大做强中国民营航运的梦想继续发展民生公司，此时的民生公司除改进内河航运外，同时开始发展海洋运输。但是遗憾的是，面对着国民政府的层层盘剥，公司的利润已经大不如前，再加之内战的全面爆发，民生公司的经营状况开始不断走下坡路，实力受到了严重的损伤。面对着自己复兴梦的破灭，卢作孚怅然若失，他已经看不到自己企业的未来，也看不到民生公司的希望所在。当然，不单是卢作孚，荣德生也在国民政府的压榨下不知所措，他对公司的未来也产生了迷茫。
1948年春，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回到了自己阔别已久的故乡——无锡，在回到家乡之后，应荣德生的邀请他来到其创办的江南大学任教。在江南大学任教期间，钱穆便曾经问过荣德生：“毕生获得如此硕果，有何感想？”荣德生的回答是：“人生必有死，两手空空而去。钱财有何意义，传之子孙，也没有听说可以几代不败的。”在此之前，荣德生曾提出他在南通修建一座大桥。因为早在1934年，荣德生便在无锡、常州一带，历时数年建成大小桥梁88座，其中就包括一座全长375米，宽7.6米，60个桥墩的宝界桥，此桥在当时被称为“江南第一大桥”。荣德生语重心长地对钱穆说：“一生唯一可以留做身后纪念的就是这座大桥，回报乡里的只有此桥，将来无锡人知道有个荣德生，大概只有靠这座桥。”
就在荣德生与钱穆促膝交谈的那段岁月之中，申新纱厂的经营已经使荣德生焦头烂额了。由于向国有银行申请购棉贷款的手续异常繁杂，不仅缓不济急，而且即使能够得到贷款资金也难以到位，此时的荣德生已经是连维持基本生产的流动资金都没有办法凑齐了。在这种情况下，荣家只能通过抛售期货换取一部分现金来维持生产，可是当栈单抛出之后，棉花得不到及时的补充，而花费却是在不断地上涨，从而形成了空头栈单越抛越多，亏空越来越大的局面。更为糟糕的是，当到期客户前来提货时，很多客户无法兑现其先前的承诺，以至于此时所谓的“生意”，已经是穷途末路。
所以，荣德生的悲观，并不仅仅因为对生命无常的感叹，更是对当时经济和国事的茫然。对于像卢作孚、荣德生这样的民族企业家群体来说，此时的民族经济已经在经历着一个没有未来的春天。面对蒋介石政府的横征暴敛、社会经济的破败命运以及通货膨胀的严峻形势，民族企业家们已经失去了对国民政府的信心，特别是内战爆发之后，他们已经意识到国民党的统治即将终结，可是面对国家的残破，他们已经没有勇气去问一句，中国企业家的未来在哪里。
国统区的恶性通货膨胀
自从蒋介石政府挑起内战之后，国民党的局势便开始江河日下。在内战爆发之初，国共双方的兵力对比是430万比127万，国民党军队在装备的数量和质量上都占据着绝对的优势。更为重要的是，国民党还拥有整个国家机器并且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巨额经济援助。因此，面对双方的巨大差距，蒋介石就曾经预言：“在3至6个月内，就可以消灭共产党。”但是可笑的是，处处占尽优势的国军却是每战必败，节节溃退。到1947年秋天，解放军已经控制了东北和华北的大部分地区，此时国共双方之间的兵力对比也变为了365万比249万，国民党军队的乐观荡然无存。
随着战事的不断向前推进，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也开始变得越来越恶劣，国库收入仅占支出的5%，军事开支的比重高得惊人，仅东北军费就占了支出总额的40%，政府财政实际已经破产。面对这样的状况，市场上所反映出来的表象充分表明，通货膨胀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国统区的物价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开始肆无忌惮地奔腾。
美联社于1947年7月24日曾经发了一条电讯，并给出了一个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物价比较：100元法币可以购买的物品，1937年可以买两头牛， 1938年可以买一头牛，1941年可以买一头猪，1943年可以买一只鸡，1945年可以买一条鱼，1946年可以买一只鸡蛋，1947年只能买1/3盒的火柴了。
1948年8月16日《大公报》的统计数据显示，与内战开始之前的物价生活指数相比较，8月上旬的住房价格上涨了77万倍，食物价格上涨了390万倍，衣着价格更是上涨了652万倍，比7月下旬平均上涨90%以上。当时还有一个更为形象的表达，那就是当日的报纸以花边新闻的形式写了一条短讯：“大饼油条，每件10万元。”在一篇名为《七个月来的中国经济情势》的文章之中也进行了数据的分析比较，文章指出：“八年多的长期抗战，物价不过涨了2400倍。胜利迄今还不满三年，上海物价却已涨了1.4万倍。尤其今年以来，更是惊人。7月第三周的物价总指数为战前的478万倍，较之去年12月最后一周上涨30倍。”通货膨胀之严重，由此可见一斑。
纵观当时的历史形势，1948年的这场恶性通货膨胀是由下述四个原因共同作用造成的：
1.财政收支的严重不平衡
国民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只好全部依靠发行纸币来苦苦支撑。1947年，法币发行量就超过了30多万亿元，比上一年增长了10倍还要多，比1945年更是增加了25倍。至1948年第二季度，法币的发行量已经突破660万亿元，是抗战前发行额的47万倍。大量无节制地发行钞票，其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诱发恶性通货膨胀。
2.国内的生产力遭到全面内战的严重破坏，生产衰退以至于税源枯槁
为了应对国内战争的需要，抗战胜利之后的国民经济仍然以重工业为主，国民政府仍然实行严厉的经济统制政策，从而进一步造成了民生领域的萧条，使得消费类商品的生产不断下滑，进而物价持续上涨。这一现象在农村地区最为显著，由于青壮年劳动力大部分征兵入伍，大批的农田也成为双方交战的战场，以至于粮食不断减产，农村生产力遭到了异常严重的破坏。
3.敌伪产业接收，造成巨大破坏
到1946年7月，敌伪产业接收大体完成。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国民党当局混乱无序的经济接收，给社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大批工厂、企业、商店在接收中倒闭、停工，使战后经济丧失了恢复活力的能力，为之后的恶性通货膨胀埋下了伏笔。
4.政府繁重的苛捐杂税激化了地方矛盾
国民党军队每到一处，便由其党政军一体组成“军民合作站”，向各村强征军需日用品，其价格比市价的一半还要低。与此同时，各地的军政长官们将搜刮来的纸币转换成黄金或是美钞，再运往上海进行投机套卖活动。由此一来，就更加剧了通货膨胀的剧烈程度。
面对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国统区民不聊生，人民怨声载道，国民政府面对这一局面也是无动于衷，使得人民群众苦不堪言。面对国民政府的不作为，民主人士闻一多和李公朴对国民政府进行了批判，却招致了1946年7月11日和15日双双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噩运。1947年5月20日，南京市内爆发了由6000多名学生组织的大游行，他们高喊“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对国民政府的行为表示愤慨，《新民报》、《文汇报》和《联合晚报》也如实进行了报道，于是上海警备司令部以“连续登载妨害军事之消息及意图颠覆政府破坏公共秩序之言论及新闻”为由，将三家报纸查封，一日之内连封三家报纸，可谓民国建立以来的第一次。
面对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国民政府严厉的打压报复措施，人民群众已经心灰意冷，人们原本对于国民党还抱有的一丝希望也灰飞烟灭。自此之后，国民政府彻底失去了民心，人民革命战争即将露出胜利的曙光。
“博士内阁”和货币改革
当一个国家处于崩溃的边缘之时，出于本能，一定会主动地去寻求突围的方法，以变革来维护其即将衰亡的命运。值得思考的是，在晚清以及民国后期，他们的统治者们无一例外地选择了改革的道路，而改革的最终结果却是进一步加快了灭亡。
面对行将就木的发展态势，从1948年3月29日开始，国民党宣布召开“行宪国大”，决定“还政于民”，蒋介石以2430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为中华民国立宪之后的首任总统。蒋介石为了展示其改革的决心，开始对内阁进行改组，由著名的地质学家、曾经担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的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院长一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