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的北方春天，杂草已经长起，但是大风刮在人们的脸上依然是干涩而微有寒意。面对着来得特别早的雨季，每一个站在泥泞不堪的萨尔图大草原上的人们都没有任何不悦，相反他们异常兴奋，因为一条巨大而醒目的横幅道出了人民喜悦的心情——“石油大会战万人誓师大会”。此时的生产生活条件非常的恶劣，甚至让人难以想象，没有住房，石油工人们就睡在简陋的木板房、帐篷、马厩、牛棚里，就是这样石油工人们依然是日夜奋战，无怨无悔。就在这支激情满怀的石油大军之中，一位日后我们学习的榜样出现了，他就是建国之后最著名的石油工人——“铁人”王进喜。
作为玉门油田的一名钻井队队长，王进喜领导他的钻井队曾创造月进尺5000米的全国钻井纪录，从而一举成为当时中国中型钻机的最高标杆单位，因此这个钻井队被命名为“钢铁井队”。王进喜在1959年参加建国十年庆典之后，便立刻奉命率队来到东北大草原上参与这场石油大会战。在此之后，他成为了中国新的典型。
当时的报纸报道展现了这位铁人工作的光辉历程：王进喜和他的钻井队于1960年3月25日到达萨尔图车站。刚一下车，他并没有顾及到吃住的问题，而是逢人就问三句话：“我们的钻机到了没有，井位在哪里，这里的最高纪录是多少？”当时他所在的钻井点位于马家窑附近，当第一口油井打好之后，王进喜的腿却意外被滚落的钻杆砸伤了。看着自己的伤腿，他来不及住院治疗，而是缠着绷带拄着拐杖连夜回到井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从安装钻机到钻井完成，他7天7夜没有离开过工地，这口井也就成为了石油大会战之后打出的第一口油井。
紧接着，王进喜开始打第二口油井，由于这口油井位于高压区，以至于在打到700多米深时由于地下巨大的压力而出现了井喷，此时强大的高压液柱从井口冲出，眼看着一场大事故就要发生。在当时简陋的条件下，压住井喷的唯一办法就是在泥浆中加入黄土和水泥，但是，由于没有搅拌机，在将水泥倒入池中之后就会沉在泥浆池底，没有办法与泥浆混合。为了尽快止住井喷，情急之下，王进喜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他扔掉双拐，纵身跳进了泥浆池之中，用身体搅拌着泥浆。就是在他的带动下，工友们也纷纷跳进池中。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艰苦奋战，井喷终于被制服了，油井和钻机也保住了，但王进喜的身上却被带有强烈腐蚀性的泥浆烧伤。当时的报道就曾经感叹道：“这是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压井方法。”
正是因为这种工作不要命的精神，王进喜被工友们称作“铁人”。在1960年4月29日的誓师大会上，王进喜代表全体石油工人们在主席台发言，他说出了那句在今天看来依然是豪情万丈的名言：“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人活一口气，拼死干到底，为了把贫油落后 ‘帽子’摘掉，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话音未落，会场上掌声雷动。就是在这冲天的干劲之下，石油工人们用满腔豪情投入到会战之中，为大庆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1960年，大庆油田便产出了97万吨原油。从大会战开始之后，一个地质储量达22.6亿吨、含油面积达800多平方公里的大油田在大庆被逐渐探明了。在此后的三年时间里，大庆总共开发建设了146平方公里的油田区，开采原油1155万吨，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提供了急需的工业血液。
可以说，大庆油田的发现是中国经济史上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石油终于实现了自给，中国从此脱掉了贫油国的帽子。大庆油田的发现也大大增强了中国工业的自主能力。与此同时，在大庆油田的建设过程中还涌现出了像“铁人”王进喜这样的英模人物，并开始形成了一系列的油田建设经验，这都成为全中国国营企业学习的榜样。
注 释
[1]. 引自1960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
第五节 十年浩劫中的中国企业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最动荡不安的时期，被称为“十年浩劫”。在这一时期，中国的企业家也面临着与之前不同的人生命运，他们与共和国一起成长，一起磨炼。虽然在十年浩劫之中他们也曾遭遇苦难，但与其说是一种苦难不如说是一种磨砺，在这磨砺中中国的企业将与企业家一起成长。
汽车工业元老陈祖涛
陈祖涛出生在湖北，11岁时便从延安送往苏联进行学习。在1945年苏联卫国战争结束之后，刚满18周岁的陈祖涛便考入了莫斯科鲍曼最高技术学院，主修机械系。当时按照苏联的政策，非本国公民原则上是不准进入莫斯科的，所以为了能够完成学业陈祖涛不得不加入了苏联国籍，在“文革”时期，这一点险些置他于死地。
1951年，在听说新中国正热火朝天地进行经济建设的消息之后，迫不及待的陈祖涛便提前4个月完成学业归国。当时中国正与苏联就建设汽车厂进行谈判，因为俄文优势加上懂得机械技术，陈祖涛被派做翻译直接参与了机械组的谈判工作。这次汽车谈判的结果是令人振奋的，苏联决定帮助中国在东北地区建设一座综合性的汽车制造厂，这对于中国的汽车制造业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喜讯。对此陈祖涛也曾深有感触地说：“当时苏联对中国真是大公无私。苏联方面表示，将按照斯大林汽车厂的规模援建中国，斯大林汽车厂有什么设备，援建中国的汽车厂就有什么设备。”此后便开始了长春汽车制造厂的筹备工作，苏联给出的年限是三年建成，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困难。
毛泽东于1953年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年建设长春汽车厂的指示》，责成有关部门向长春汽车厂提供必要的援助，为其建设提供最大的支持。“三年建厂”成了除“抗美援朝”以外最为鼓舞人心的口号之一。在中国汽车人的努力之下，短短三年，在长春孟家屯一块荒凉的土地上终于耸立起了一座“只有在图画中才能看到的宏伟壮观的汽车城”。在此之后，中国第一辆东风汽车问世，这成为中国汽车工业的里程碑。
1958年，在“大跃进”激进氛围之中，一汽开始了小轿车的试制工作。为了跃进一汽仅用了不到1年时间就将东风轿车赶制出来，这就使得东风轿车档次欠佳。为了外交需要，中央希望能坐上中国自己生产的高级轿车。这对于陈祖涛来说是一个不小的难题：“当时我们国内的生产能力与技术还不具备生产轿车的水平——如果说生产卡车是小学水平，那么生产轿车相当于大学本科水平，而高级轿车的生产层次更高。”
此时的政治使命就是任务目标，为了完成这一目标，陈祖涛在参考了工人们的意见之后决定采取仿制的办法，他们借来一辆克莱斯勒高级轿车，将全部零件都拆解开，逐一仿制。就这样，第一辆红旗轿车于1958年9月28日装配完毕，在这之后连夜被送往北京报喜。
在建国十周年的前夕，20辆红旗车在人民大会堂前面一字排开，就像20颗钻石，熠熠生辉。在庆典当天，两辆红旗车参加了检阅，6辆红旗参加了群众大游行，引起全国人民的轰动。从此红旗便和民族轿车工业的兴衰联系在一起。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进入“三线”建设时期。1965年，作为“三线”建设的重点项目第二汽车厂的建设正式列入国家第三个五年规划。湖北十堰是陈祖涛看中的一个地方。对于把这么大的一个汽车厂放在一个大山里，陈祖涛说：“我内心深处始终是有顾虑的，一个几万人的大企业，要吃、要喝，要生活，这是要在一个山沟里建设一个社会啊。”
随着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每个人都开始面临命运的重新抉择。在那个“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荒诞岁月之中，性格直来直去的陈祖涛即使再谨言慎行，也没有逃脱被批斗的命运。
1968年5月中旬的十天是陈祖涛有生以来最痛苦、最绝望的十天。“每天晚上10点钟开始提审我，几个人按住我的手脚，一个家伙挥起木棍没头脑地打，当时我最大愿望就是死。”从此陈祖涛便留下了头痛的病根，而且时常发作。所谓的专案组并没有从陈祖涛身上得到一点有用的信息，之后便将他下放到了吉林桦甸的一个农村，开始了漫长的务农生活。
1972年，他的命运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枯瘦如柴的陈祖涛重新回到了二汽，很快便被认命为二汽的总工程师，这成为二汽成立之后的第一任总工程师，也成为“文革”之中我国特大型企业任命的第一个总工程师。自此之后，陈祖涛积极参与中国的汽车业建设，为中国的汽车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汽车工业的元勋。
荣毅仁的经历
解放初期，就在民族企业家纷纷选择离开大陆的时候，荣毅仁选择了留下来。新生的红色政权在短时间内就抑制了飞速上涨的物价，从而基本解决了困扰上海多年的“两白一黑”问题，这让荣毅仁十分钦佩。
与此同时，在共产党的帮助之下，荣氏企业又有了生产所需的小麦和棉花，还有了急需的流动资金，工厂再一次开工了。
在1950年的春夏之交，毛泽东在宴请出席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的相关民主人士时，特别邀请了荣毅仁，这也成为了荣毅仁与毛泽东的首次见面。席间，毛泽东鼓励荣毅仁：“要为人民做好事，要一贯地做下去，人民是不会忘记的。”此后荣毅仁兴致异常高昂，他开始积极参加社会各项工作，也频频参加政治活动，为国家的发展献计献策。
从1952年开始，面对不法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对经济的破坏，中国掀起了“五反”运动。此时的荣氏企业已经成为上海最大的民族工商户，在“五反”运动之中也暴露了许多问题。应该将其划分到哪一类、如何处置成为全国工商业者所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时任财政部部长的薄一波在回忆录中就曾经说道：“我和陈毅同志反复商量过。陈毅同志说，还是定为基本守法户好。我同意他的意见，并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又转报毛主席。毛主席说，何必那么小气！再大方一点，划成完全守法户。这个标兵一树，在上海以至全国各大城市产生了很大影响。”[1]果然，这一标准一出来，让所有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喜出望外，他们自觉按照荣氏企业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起到了显著的效果。
荣毅仁于1952年对苏联进行了访问，这是他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社会主义，同时社会主义国家繁荣发展的景象也让他感慨良多。他惊奇地发现，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想象和宣传中的那么可怕，相反还很让人羡慕。就是从这次出访之后，他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开始学习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他急需要弄清楚的就是到底什么才是共产党的纲领。后来，荣毅仁响应国家的号召，主动认购了650万份由国家发行的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他还带头捐献了7架半飞机和衣物等战略物资。
鉴于荣毅仁对国家建设做出的贡献，1959年，在邓小平的提议之下，43岁的荣毅仁正式担任了国家纺织部副部长。这也成为邓小平对荣毅仁的第一次点将。在纺织部荣毅仁主要分管生产司，并从1960年开始负责纺织品的出口工作。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紧张，由于中国的纺织品出口必须经由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转向欧美等西方市场，这也成为中国经济出口转型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为了能够扩大出口，荣毅仁重新对纺织品的出口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经过改进的府绸、全毛大衣呢、棉细布、纯毛毛毯、印花丝绸等，成为西方市场的畅销品。从1961年到1963年的三年时间里，在全国出口商品中纺织品的出口创汇居于首位，占全国出口总值的三分之一。
